中國古代是如何選擇“陪都”的

陪都，是指首都以外另設的副都，也稱為輔都，陪都一般和首都一起被稱為“兩京”，其制度稱為兩京制度或者兩京制、陪都制度等。陪都劃分十大類型為兩京制、多京制、軍鎮型、留都型、圣都型、守望型、霸府型、市集型、未就型等。是中國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創舉，都城的設置，基于地緣政治、尤其軍事防御的考慮，陪都是補充首都的缺失，形成互相協調，各有側重的格局。陪都發揮著呼應、補充、配合等輔助性作用，處于副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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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控制型“兩京制”

兩漢時期長安與洛陽的角色互轉

漢朝是劉姓王朝，有劉邦（高祖）建立的前漢和劉秀（光武帝）建立的后漢之分，后世史學家習慣將前漢稱為“西漢”、后漢稱為“東漢”，此叫法即因各自都城方位不同而來。

公元前206年，劉邦受封“漢中王”。在“楚漢相爭”中，劉邦打敗了項羽，于公元前202年定鼎天下。當年2月28日，劉邦在山東定陶汜水之陽舉行登基大典，定國號為“漢”。初都洛陽，群臣擁護，認為“其固足可恃也”。

但不久，劉邦改變了想法，將洛陽設為陪都，而定長安城為首都。原來，謀臣張良的分析起了決定作用。《漢書·張良傳》記載，張良認為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長安則“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到了建武元年（公元25年），洛陽終于迎來轉機，由“著名陪都”轉正為東漢的“著名首都”。這年冬十月，劉秀與王莽的更始政權決裂，在鄗（今河北高邑）登基稱帝，為表明自己的劉姓正統和漢家重興，仍以“漢”為國號，此即東漢。劉秀確定洛陽為首都（東都）后，設長安為陪都，稱為“西都”。

解析：兩漢都城，是古代中國都城制度中“兩京制”的代表，進一步說是東西控制型“兩京制”的代表。所謂“兩京制”，就是設一首都一陪都，是古代中國前期都城制度的主體，其始于上古三代時的周朝，周前期以鎬京（今陜西西安西南）為首都，另建陪都洛邑（今河南洛陽）。

劉邦設首都于長安，而立陪都洛陽，劉秀反其道而行之，長安、洛陽角色互轉，這實際上是上古周朝實施的中國都城東進戰略的繼續。劉邦之所以選擇長安作為都城把洛陽作為陪都，是因為當時秦朝的舊勢力并未從根本上消失，都城設于秦朝舊都附近有利于穩定國勢，傳統的堪輿術上叫作“壓王氣，鎮龍脈”；劉秀選擇都洛陽而陪長安，是因為長安乃劉姓漢朝開基肇始之都，不忘舊都即不忘根本，這在講究正統的古代是相當重要的。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關中的物產資源已不能夠支撐首都長安的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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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京制”向“五京制”的轉變

唐肅宗設洛陽、太原、鳳翔、成都四個陪都

唐朝（公元618-907年）誕生于武德元年（隋義寧二年，公元618年）農歷五月，李淵（高祖）接受隋恭帝楊侑禪讓稱帝，定都長安。

長安是當時世界上著名的首都，但其功能和名稱屢有更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長安“初曰京師，天寶元年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復稱京師，肅宗元年曰上都。”

作為一國之都，長安為何名稱有這么多的變化？這與唐朝在不同時期陪都的增減變化有直接的關系。李淵建唐后，初仿隋東都制，仍視洛陽為陪都，后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廢東都。

洛陽的地理和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李世民（太宗）繼位后，重新提升洛陽的政治地位，下令重修洛陽宮。到顯慶二年（公元657年），李治（高宗）恢復隋制，重設洛陽為東都，正式賦予洛陽以國家政治副中心的陪都地位。

武則天（高宗皇后，大周皇帝）代唐自立后，洛陽的政治地位又一次被提升，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則天易名為“神都”。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則天正式稱帝后改“唐”為“周”，干脆定洛陽為首都，長安反成了陪都；同時，再設武姓故里并州（今山西太原）為“北都”。

李隆基（玄宗）當皇帝時，改東都為東京，此時的長安相應稱為西京。李亨（肅宗）當皇帝時，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設4個陪都，即東京洛陽、北京太原、西京鳳翔、南京成都，此時的首都長安改稱“中京”，唐朝形成了“五京制”的格局。

解析：在東漢以后，抬高帝王出身地（帝鄉）和發跡處（龍興之地）成為一種光榮的例行選擇，于是在兩京之外便多出了“一京”。唐朝集“兩京制”和“多京制”于一身，是中國古代都城東西控制型“兩京制”的成熟兼轉型期。都城的安排和變化軌跡相當明顯，由前期的“兩京制”轉向后期的“多京制”。這種轉身是時局變化和加強統治的需要，說明東西控制型“兩京制”已不再適合公元八世紀的中國。

唐朝以后，東西控制型“兩京制”基本結束了使命，環抱護衛型“多京制”開始流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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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抱護衛型“多京制”

北宋設“四京”、遼實行“五京”制

北宋的首都為汴州開封府，即今河南開封市，時稱“東京”。宋初仍實行隋唐的“兩京制”。趙匡胤（太祖）即帝位后，設陪都西京，與東京相對應。需要注意的是，北宋的西京并不是唐時的長安城，而是距宋祖陵所在鞏義較近的唐東京洛陽。

此后，北宋又設立了南京應天府和北京大名府兩個陪都。應天府和大名府，一南一北，故稱“南京”“北京”。這樣，北宋都城實為“四京制”。

北宋時，南京的政治地位很高是緣于宋太祖趙匡胤在后周恭帝時領宋州歸德軍（今河南商丘境內）節度使，在境內的陳橋鎮策動兵變，奪取帝位，史稱“陳橋兵變”。趙恒（真宗）當皇帝時“思顯先烈”，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升歸德軍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升應天府為南京，成為陪都。

與宋一樣，中國北方的遼、金也實行了“多京制”。以契丹人建立的遼國為例，前期以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巴林左旗境內）為首都。先設遼陽（今遼寧遼陽）為南京，后改為東京，重設幽州（今北京西南）為南京，稱燕京；再設云州（今山西大同）為西京，又以大定府（今內蒙寧城西南）為中京，形成了各有分工，功能齊全的“五京制”模式。

解析：宋、遼、金時期，“多京制”開始大流行。多京制又叫“多都制”，在“兩京制”出現的東周時期已出現。在封建時代，有兩大時期流行多京制，即魏晉南北朝時期和唐末到宋元時期。第一時期以曹魏為代表，有首都洛陽和長安、譙、許昌、鄴城四個陪都。

無論是宋、遼、金、元時期還是明清時期流行的南北平衡型“兩京制”孕育時期，如金國和元朝都行多京制，但發揮作用的還是“兩京”，如金的上京與中都，元的上都與大都，都是一北一南。

這一時期在都城史上的最大貢獻，是當今首都北京的政治功能和地位被發掘了出來，此后以北京為首都的南北平衡型“兩京制”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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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平衡型“兩京制”

明設南京為陪都、清設“盛京”為陪都

公元十四世紀下半葉，中國進入了短暫的混戰期，元末農民起義接連爆發。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今南京即帝位，易名“應天府”并定都于此。

朱元璋（太祖）十分看重都城建設。早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即設開封為陪都（行在），稱為“北京”，一度欲遷都于此。后來，又派太子朱標前去漢唐都城所在的關中勘察。朱標回到京師后“獻陜西地圖”，后因朱標早逝，建都關中的設想作罷。

朱標長子朱允炆（建文帝）當了皇帝后，燕王朱棣（成祖）發動“奉天靖難”。朱棣當皇帝當年（1403年）正月，即設北平為陪都，改稱“北京”，改京師為“南京”。

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下詔遷都北京，遂開始全面營建北京城。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正式遷都北京，設南京為陪都，形成了南北“兩京制”。

明朝雖然還有中都臨濠，但那是到明亡都未建成的一座廢都。最搞笑的是，中都后來變身“皇家監獄”，凡皇族有罪之人均發配于此“勞改”。所以明朝是名副其實的南北平衡型“兩京制”。

此后代明而立的清朝也以北京為首都，實行南北“兩京制”。不同的是，清朝陪都在東北，即被稱為留都的“盛京”（今遼寧沈陽）。

解析：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都城南北平衡型“兩京制”流行時期，之所以稱之為“平衡型”，是這種一北一南的雙都模式中的陪都，已不再有東西控制型雙都模式中的同等地位，陪都的政治分擔功能弱化，政治象征意義突出。如朱棣稱帝后的南京，雖然有完整的機構，但實際上已流于形式。

十四世紀以后，乃至更早點的宋元以后，東部沿海發展加速，海外因素影響加大。中國不穩定因素和護疆壓力，由過去主要來自西北、北方，變成來自北方和東南方。明清兩朝皇帝都繼承了過去“天子戍邊”和“都城鎮國”之傳統，都城實行南北“兩京制”顯然是一種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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