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人人都是歷史學家——我的學術人生

此文系澳門大學王笛教授2026年5月11日在“人人都是歷史學家：王笛教授榮休紀念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由龐博義、吳熹整理。

孫江兄說到辦這個活動的時候，其實我還真的是比較猶豫。我想，何德何能，去接受這樣一個活動？現在大家都很忙，做這個活動要用很多大家的時間，還有資源，值不值得？而且是不是有點高調之嫌？“你退休就退休了嘛，悄悄地來，悄悄地走，不帶走一片云彩，不是挺好的嗎？還可以被人傳誦，對吧？”你這樣搞了，讓人覺得是不是還想在退出歷史舞臺前風光一下。但是我后來又想，七十歲了，要離開澳大了，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談談個人的心得。

王笛教授在“人人都是歷史學家”學術研討會上發言

今天來了好多朋友，我們平時很難聚到一起，坐在頭排的，有羅新兄、王果兄、王東杰兄、李恭忠兄、姜萌兄，還有我們澳大的哲學家王慶節兄。有我們歷史系的老師，還有我的學生——有的從北京、上海等地方趕來的。這個是我沒想到的。大家都很忙，特別是現在年輕的老師，壓力那么大，要當班主任，要發表論文，要申請各種基金，忙得不亦樂乎。修過我的課的學生，我都沒有告訴，但是他們看到這個消息后，來了很多，我現在的同事、學生也來了好多。他們會怎么看王笛呢？人都有好奇心，都七十歲了，別人到底怎樣看你？對我來說，還真有意義呢。肯定大家會說好話的，不說好話就不來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肯定不是像大家說的那么好，于是我在心里暗暗下了決心：我把大家所描繪的王笛作為自己的榜樣，盡量做成大家所希望的王笛。

會議給我的題目是“我的學術人生”，給我半個小時，有點難。我從1978年進入川大歷史系，算開始學術人生了。從開始受訓練到現在，我算了一下，差兩年就半個世紀了。半個世紀的事情，要半個小時講完，當然不可能。我想，大家都知道的東西，今天我就盡量不講，還是講一些自己的思考，也可以算是人生哲學嘛，或者叫人生感悟，或者叫自我反省。

“C位”

我站在這里，感覺歷史的車輪在飛快地轉。最近我在打包整理書、文件，以及各種物品，發現很多從1980年代最早參加學術會議，到最近這些年參加學術會議的照片。仔細看我的位置，就會發現，八十年代作為一個青年人，從研究生開始參加學術會議，站在最后一排，遠遠的，人很小，有的時候只露出半個頭。隨著一年一年流逝，我的面孔逐步開始清晰起來，位置在向前移動。最后逐漸從站著到坐著，逐漸從坐在旁邊開始往中間移動。我在想：別站在C位沾沾自喜，那往往是你剩余的時間不多了的信號。你看，現在都在給你開榮休會了。所以說，我覺得人生苦短，但是學術道路漫長。

在大學時代

對時間的概念，不是說“我今年七十歲了，我們把一年切成七十段，過完一段算一歲”。其實對時間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我聽過一種說法：你出生一歲的時候，你的人生是一整段；到兩歲的時候，從中間切斷；到三歲的時候，又把剩下那半截從中間切斷……你可以想象，我的人生已經被切過七十次了，現在剩下來就只有這么一點點了。現在對我來說，一年是飛馳而過。我記得小的時候，一年好漫長啊。如果過了元旦，到年底，簡直有無限的時間供我消耗，一年太漫長，太難熬了。但現在，我經常是在年初的時候，就已經在計劃年底要做的事情，覺得一年一晃就過去了。所以真的是“人生苦短”，既然人生苦短，那我們就要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健康，珍惜自己的每一天，珍惜你的家人，珍惜周圍的朋友、同事、學生，等等。

剛在德克薩斯A&M大學任教的時候，1998年。

挫折

下面我想講講我的挫折。我們在對外的時候，經常講如何成功，很少講到挫折，大家看到的也是你的成功。但是在今天這一時刻，我覺得反省一下自己的挫折，自己怎么從挫折里走出來的，還是有用的。我的挫折很多，就講兩個吧。

我記憶非常深刻的一個挫折，是1991年。我是作為訪問學者到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中國研究中心的。當時，那里人才濟濟，像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是中心的主任，他是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老師。中心還有李侃如（Ken Lieberthal）、費維凱（Albert Feuerwerker)等大佬，都是研究中國非常厲害的學者。在那里，作為訪問學者，我需要做一個學術講座。但我從來沒有在中國之外做過學術講座，甚至都不知道這件事該怎么做、怎么準備，更不要說那個時候，我的英語只能勉強應付生活，對于學術表達，既不能講，也聽不懂。和現在我們的學生完全是兩個概念，那個時候到美國，就是“啞巴英語”，只是能讀而已。

我就去問當時在密歇根大學的中國學者怎么準備，他們知道我剛完成了第一本專著《跨出封閉的世界》。那本書1989年完成，我1991年到美國。他們就說：“你既然剛完成了這本書，就介紹一下你的研究吧。”那年秋天，我就在中國研究中心做了我第一次學術報告。可以說，是我的滑鐵盧，非常慘。可能是我平生做的無數次學術報告里，最慘的一次。為什么這么慘？當時在場的，有費維愷、李侃如、奧克森伯格，原來的美國駐華大使的倫納德·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等。還有從密歇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來的韋思諦（Stephen Averill）和他所在人文學院的院長，他們專門從東蘭辛（East Lansing）到安娜堡（Ann Arbor），開一個多小時車趕過來的。我現在記憶猶新。那個院長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You are the famous Di Wang.”（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笛。）因為我馬上就要去密歇根州立大學做訪問學者了，一定是韋思諦告訴院長，這個王笛如何如何了得。

王笛著《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

大家懷著很高的期望。但是我英語本來就不靈，而且第一次用英語寫講稿。雖然拿給周圍美國朋友幫我看過，但也只是勉強能把自己想表達的內容說出來。另外，在那么短的時間內要介紹這么大一部書，也是策略的錯誤。在西方，學術講座一定有一個明確的主題。學術講座最后有提問環節。結果就是：別人的問題我聽不懂；聽懂的問題，我用英文回答不出來，非常尷尬。當時還有中國學者在場，你們可以去問，如果他們還記得的話——清華大學、現在北大博雅的講席教授李伯重；還有原來華中師范大學的校長、黨委書記馬敏教授也在場。他們都看到了我的尷尬。我覺得我最對不起的就是韋思諦教授，我敢說，我的表現讓那位院長會在心里嘀咕：“這就是你吹捧的王笛嗎？”韋教授在2004年去世，我2008年在斯坦福大學出版的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即通常說的《茶館1》）就是獻給他的，在英文版前言中也講了我和他的交往。

王笛著《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

另外我再講一下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就是通常說的《茶館2》）出版的周折，這件事情我在國內基本上沒有提到過。我記得，在中文版前言里我寫過：這是我寫得最困難的一本書，也是出版最困難的一本書。這本書應該是從2006到2007年開始寫的。當時我在美國全國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做研究員，因為得到了他們的資助，所以我可以一年不教課，專門待在人文中心寫作。那個地方就在三角研究園（Research Triangle Park），環境非常優美，在森林里面。當年有三四十位學者，來自人文學的各個領域：歷史、文學、哲學等等，大家一起吃飯、散步、討論、寫作，有非常好的條件。按道理說，有了這個起點，進入寫作以后，應該很順利。但實際上，我直到七年以后（2014年），才完成書稿。當時我想，這本書稿完成以后，出版應該不會太難，因為我前面兩本書《街頭文化》（Street Culture）和《茶館1》都出版了，而且都是在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那時候我已經是正教授了，《街頭文化》還獲得過美國城市史學會最佳著作獎。評審以后，其實結果也應該是光明的：一個評審意見是“publish as it is”（按原樣出版），就是不用修改就可以出版；但另外一個評審提出須“大修改”。按照一般操作，就要送給第三位評審，如果第三位支持，那就出版。但不幸的是，第三位評審也有非常嚴厲的批評意見。所以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最后決定退稿，這是我沒有預料到的結局。

王笛著《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

接著我就把這部書稿交給哈佛大學的亞洲中心，他們有非常優秀的亞洲研究出版系列。為什么想到哈佛呢？因為他們之前請我做審稿人，我跟編輯都是有聯系的。細節就不講了，評審之后，哈佛大學那里也退了稿。剛好那個時候，我在給劍橋大學出版社審稿，于是又寄給劍橋大學出版社，結果還是被否了。就在這個時候，康奈爾大學出版社的一位編輯聯系我，約我寫一本關于秘密社會的研究專著。她此前讀到我發表在《晚期中華帝國》（Late Imperial China）上的一篇文章，叫“Mysterious Communication”（神秘的溝通），是講秘密語言的，這引起了她的興趣，愿意先簽出版合同。簽完以后我說，秘密社會那本書還要很久才能完成，但我手頭有一本現成的書稿。編輯回復說：“那你寄過來看看。”后來，這本書最終就在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從2014年開始聯系出版，一直到2018年正式付梓，整整花了四五年時間，周轉了四家頂級大學出版社。

這本書中文版出版的坎坷，簡直就是一種隱喻。為什么呢？因為我把英文版交給康奈爾大學出版社的時候，中文版也同時交給了國內一家頂尖大學出版社，結果中文版最后也經歷了四家出版社，花了七年的時間，最后于2025年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

王笛著《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50—2000》

那些英文評審報告，我到現在都還保留著。這本書本身的出版歷史——包括中文版——本身就是一部出版史。這本書2018年在康奈爾大學出版，2020年第二次獲得美國城市史學會最佳著作獎。

這個事情給我的感受是：經過這么多周折、這么多次修改，總的來說，還是值得的。如果沒有這一番坎坷，沒有這一番周折，我覺得這本書未必會得獎。有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最后會有什么結局，但是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所以我想，在座的學生，以后肯定會遇到同樣的情況，你對挫折持怎樣的態度，很可能也會影響到最后的結局。

前兩天東京大學的黑田明伸教授來做講座，我就想起《茶館2》的最后一章，最早發表在他主編的《國際亞洲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那篇文章是我在人文中心期間起草的，但最后發表已經是2014年了。也就是說，一篇文章經歷了七年時間。

大概二十年前做茶館考察

如果要從事學術研究，就一定會遇到退稿，這是常態，你是否有充足的恒心和耐心去應對這樣的局面，可能會影響到你研究的最終結局。

眼睛

回顧一生，我有很多失誤，有很多教訓。可能最大的教訓，就是我眼睛視網膜脫落的事情。我在美國的時候，還是很注重身體健康的，我經常游泳，經常鍛煉，甚至跳繩。你覺得一切都正常的時候，隱患可能已經產生。我沒想到，2014年我在上海出差，突然有一天，我的右眼前面出現了一個黑色的東西擋住了我的視線。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以為只是疲勞過度、用眼過度，休息一下可能就好了。哪知道，去醫院一看，醫生說：“視網膜脫落了。”治療視網膜脫落需要做眼科最大的手術。醫生說做完手術以后，由于眼睛要充氣，就不能坐飛機。但是我必須馬上回美國上課，我就決定回美國以后再做。我馬上聯系美國的眼科醫生，美國醫生說：“不行，視網膜脫落的手術越早做越好，拖延就有可能失明。”

上海的醫生提出一個方案：做手術以后，在眼睛里打硅油代替充氣。打了硅油以后，可以坐飛機。但是，打硅油最大的后遺癥是：半年以后還得再做一次手術，把硅油取出來，而且幾乎肯定會得白內障，因此還得再做白內障手術。但當時已經沒有選擇了。我只能選擇打硅油。在上海做的那個手術非常成功。我們經常說，要到最好的醫院，找最好的醫生，其實也不一定。我回美國以后，美國醫生看了我的手術情況，說：“這個手術做得非常漂亮。”而那個手術，其實是上海一家普通醫院一個四十多歲的主治醫生做的。半年以后，在美國做了取硅油的手術，同時又做了白內障手術，整個過程確實非常折騰。

在澳門大學歷史系的辦公室

這件事情給我最大的教訓是什么？第一，不要以為現在沒問題，就可以掉以輕心，很多問題，其實是潛在的，你一定要提前注意到。第二，不要幻想你不做任何投資，就得到最大的回報。我每年體檢，但從來不檢查眼睛。過去我一直以為，視網膜脫落一般都是深度近視眼，我的近視度數并不深。所以一定要每年檢查一次眼睛，尤其檢查眼底，醫生給你散瞳以后，要看視網膜有沒有問題。視網膜如果有孔，眼液就會滲進去，越來越多，最后導致整個視網膜被擠壓脫落。

我當時其實非常沮喪。眼睛不行了，怎么辦？而就在那個時候，我眼睛還沒有恢復，斯坦福大學出版社要我審一個書稿，我想：我怎么審啊？很想因為眼睛不好謝絕。后來我又想，他們出版了我兩本書，對我支持那么大，我也應該支持他們。最后我是用手機把整個手稿聽完的，邊聽邊做筆記，然后匯總寫成審讀報告。從此，我開始了以聽書為主的閱讀方式。現在我經常給學生、同事、朋友推薦聽書。當周圍有人說：“我沒時間讀書。”我就說那你聽書。我現在基本上都是聽書。你們如果想知道聽書的細節，可以讀《歷史的微聲》里面的描寫。在我視網膜脫落以后，我讀的書反而遠遠超過了從前。不管是什么書，包括非常專業的書，我都是聽。眼睛現在主要用來寫作。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夠吸取我的教訓，愛護自己的眼睛。

堅持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時間永遠不夠、雜事特別多的時代。我有一個經驗，過去我給很多學生都分享過：做事情，一定不要把目標定得太高。目標定太高，就會有壓力。我從來不給自己強行規定：“我今天一定要寫多少字。”“這篇論文一定什么時候完成。”“這本書必須什么時候出版。”這種目標，會給自己增加非常大的精神壓力。我2015年到澳門大學以后，就開始寫《中國記事（1912-1928）》，我原來想在2019年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時候出版，但是實際進度遠遠慢于預期，而我也并沒有給自己加碼，仍然按部就班地根據自己的節奏，甚至在基本完成之后，又花了幾年重寫，結果一直到2025年才正式出版。

王笛著《中國記事（1912-1928）》

如果你給自己定太高的目標，就會在精神上、思想上增加壓力。而在壓力之下工作，往往做不好。這不僅僅是寫作，我覺得生活也是這樣。我在霍普金斯大學讀博士的時候，每天都鍛煉身體，但我給自己定的標準非常低：每天只做十分鐘廣播體操。最多十五分鐘。就是我讀大學時課間做的那種廣播體操。我為什么這樣做？因為當時我們歷史系有個年輕老師，他說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整天弓著身體，長年累月，最后傷了身體。所以我絕對不給自己定那種“每天鍛煉一個小時”“至少半小時”的目標。我覺得那太奢侈了。當時我的導師羅威廉（William Rowe）在圖書館有一個專用的閱讀間，他借給我使用。空間非常小，我看資料、寫作覺得疲憊了，就起來做操。后來我博士畢業，到德克薩斯A&M大學教書以后，也一直堅持。這些年我開始做八段錦，也最多十分鐘、十五分鐘,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現在很多同事朋友對我說“你身體還不錯”，其實就是長期堅持。如果你把目標定得太高——“每天一定走一萬步”“每天一定運動一小時”——反而很容易失敗。我看到很多朋友，一開始鍛煉就興致勃勃，第一天就必須練得汗流浹背，甚至肌肉酸痛，要不就去健身房充值會員卡，結果幾天或者幾個星期以后，就逐漸放棄了。為什么？因為目標定得太高，很不容易達到目標，最后徹底放棄。我的經驗是：哪怕只有十分鐘，也比完全不動好。昨天我請兩個外地回來參加這個活動的學生吃飯，他們居然飯量還沒我好。現在很多年輕人其實處于“亞健康”狀態。我問他們“你們鍛煉嗎？”“不鍛煉，太忙了。”那不行啊。十分鐘總拿得出來吧？而且可以邊聽書邊鍛煉，不行嗎？我就是這樣做的，一點時間都不浪費。如果舍不得時間，鍛煉的時候，同時也可以用聽書來代替閱讀。

包括對待睡眠，我也是這個態度。我這一輩子沒有吃過安眠藥。如果倒床一個小時還睡不著，我就干脆起床寫作，直到我感覺已經睡意滿滿。有的時候半夜兩三點鐘醒了，再也睡不著，我也不強迫自己。那就起來，該干啥就干啥，寫作到七八點鐘，覺得累了，再去瞇一下。也就是順其自然，放松自我，不要強迫自己。這樣不要把睡覺看成是一個很大的事情，能睡就睡，不能睡就起，不會造成心理上的緊張，結果反而不會經常性失眠。

“死線”

不給自己增加壓力的最好的方法，我認為就是永遠要跑在時間的前面。我每學期在開學的第一課都要強調這一點。不要總是到了deadline才開始忙，比如明天要交作業或者論文了，今天晚上還在熬夜加班。我最反對這種做法，因為這會給你增加非常大的壓力。我們經常說deadline，deadline是什么？就是“死線”。你是要跑在死線前面，還是去追死線？如果最后你“追上”了死線，那你也快“死”了。如果你永遠處在追趕deadline的狀態里，你的壓力會非常大。你必須不停地趕、不停地追，在追逐deadline的過程中，人會非常疲憊。更重要的是，你一定寫不好東西。因為你的心靜不下來，也沒有時間反復修改。

減少壓力的方法之一，就是把著急的事情先處理掉，比如回電郵，幾分鐘、十幾分鐘就能處理，那就先處理；學生的論文，我也總是先看。很多小事情如果每天積累，你不處理，就會越堆越多，最后腦子里一團亂麻。想到一會兒要給學生寫推薦信，一會兒要看學生論文、提意見，還要回復學校事務性的各種行政郵件……所有事情堆在一起，你怎么能靜下心來寫作呢？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的寫作，很難有真正深入的思考，真正對內容的仔細斟酌和反復修改打磨，心靜不下來，想著“我還有好多事情沒做”，就感到心煩意亂。

在劍橋大學

去年不是有一句流行的話嗎？本來應該從從容容，游刃有余，結果匆匆忙忙，連滾帶爬。所以，我總是優先把那些花費時間較少的事情做完，而把寫書放在最后，比如會議論文、會議發言、演講稿或者是PPT等等，我都會提前準備好。把所有這些雜事處理完以后，我才去寫書。因為書不是一年兩年能完成的，動不動就是五年、六年，甚至十年、十幾年，所以我總是把書放在最后。這樣，當我真正進入寫書狀態的時候，我的心是平靜的，一點都不慌張。哪怕再多寫幾年，我也無所謂，但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如果我發現哪里有一點問題，我不會因為“沒時間”就放過去，一定會重新去查、重新去核對，甚至反復修改。

先做小事情，把大目標留在后面。我從來沒有因為時間來不及，就放棄一次發言，或者答應別人的稿子最后又說“我寫不出來了”；也從來沒有學生的論文等著我提意見，我耽誤很長的時間，讓學生著急。但這種不回學生電郵、無限期拖延論文修改意見的老師，在我的職業生涯中也遇到過不少，甚至有學生完成了學位論文，最后超過最長期限而沒能答辯的例子。我原來在川大有個同班同學，后來去美國讀人類學，他就抱怨過他的導師，那位教授其實還是一個很有成就的人類學家，但學生把博士論文交上去以后，半年、一年都不給反饋。直到今天，他想起這件事都還痛心疾首，因為這直接影響了他畢業。所以我對自己的學生，都是盡快處理。我這個人記性其實不太好，我知道自己有這個毛病，如果一封郵件不及時回復，很可能兩三天以后我就忘了。怎么辦？那就先處理。

相互成就

回顧自己這一生的寫作和研究，我越來越覺得，學者是相互成就的。人類的進步靠的是合作而不是競爭。前幾年我出版了《歷史的微聲》，其中有一篇為亞當·文斯《人類進化史》寫的書評，那篇文章是我和清華大學人類學家張小軍在線對談以后形成的。那時我和他甚至還沒見過面，只是在線上做這本書的對談。今天早上，張小軍教授給我發來了一首關于我“榮休”的詩，寫得非常好：

為學倡行日常路，

兄論袍哥敘江湖，

榮枯過眼皆為史,

休心常念百姓呼。

功深豈在書萬卷,

成都茶館品一壺，

業精跨出封閉世，

偉力宏篇時代殊。

今天中國學界的問題之一，就是“競爭”太嚴重了。從小學開始，班級排名、考試成績在前還是在后，一直到高考，都是這種競爭機制。高考本身也是這樣的邏輯：你上去了，就有人下來。這種競爭心態，見于十九世紀末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當年這種心態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因為中國受到西方列強的壓迫，所以希望“自強”。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如果我們依然把一切都建立在競爭的邏輯上，我覺得是有問題的。按照人類學的研究，人類文明真正能夠發展，靠的是合作。但今天，我們面臨的是越來越激烈的競爭，除了高考，大學里還有職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比如說現在各大學實行的非升即走，其實是從美國學來的，但是卻讓青年學者陷入互相之間的拼殺。美國的tenure（終身教職）并不是同事之間的互相競爭，從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到associate professor（副教授），再到full professor（教授），是看你是否達到標準，而不是互相之間的競爭，只要達到了條件都可以得到晉升。我大概二十多年前就在《開放時代》發表過文章，反對同事之間過度競爭的做法。但現在，這種情況可以說越來越嚴重了。

這些年回顧起來，我其實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幫助。比如孫江兄，給我提供秘密社會的資料；我寫《街頭文化》的時候，司昆侖（Kristin Stapleton）——她是孔飛力（Philip A. Kuhn）的學生，給我提供了不少關鍵資料；我寫《袍哥》那本書的基礎資料，是川大李德英提供的。學者是互相支持、互相成就的，而不是彼此防備：“我有什么想法，絕對不能告訴別人，免得被偷走”；“我有什么資料藏著掖著，秘不示人”。

王笛著《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

我覺得，學者之間的交流，其實能帶來很多新的啟發。比如羅新，雖然我們研究不同的時段和問題，但我們經常聊天、交流彼此在寫什么；孫江已經讀過我最近完成的一部關于中國秘密社會的書稿，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議，我又請李恭忠再幫我把關；甚至學生也參與過我的書稿討論，在前年的討論課上，我每次會留十分鐘，請同學發表關于預先讀的一部分書稿的意見。所以我一直覺得，人是互相成就的。而且這種互相成就，有時候還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幫助你。

我講一個事情。2006年秋，我去美國全國人文中心做研究，帶了一大卷成都和四川的地圖去，這些地圖有的來自國會圖書館，有的來自檔案館，還有是我四處收集的。結果在飛機場安檢時，地圖被擋在了安檢機里，我忘了拿。等上了飛機突然想起來，所有地圖都不見了。我一下子急壞了，下了飛機就趕緊聯系機場，但是這些東西已經渺無蹤影。因為在美國，如果長時間無人認領，很可能直接被銷毀，當垃圾處理。但幸運的是，之前我曾經把一些地圖分享給朋友，后來我只好再去找他們：“我地圖丟了，你把當時我給你的copy再發給我。”結果居然真的“救”回來了一些地圖。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分享并不會讓你失去什么，反而可能在未來幫助你自己。

把歷史學家拉下神壇

今天這個主題——“人人都是歷史學家”，我非常贊同。我一直覺得，不要把歷史學家神化。在中國，我們過去總覺得歷史學家肩負著特別神圣的使命，要為國家民族提供歷史經驗教訓。有理想當然很好，我也不是沒有追求，但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前段時間有個記者采訪我，標題類似“歷史學家王笛”。結果下面有人留言：“不要捧殺王笛。”因為在很多人眼里，“歷史學家”是特別神圣、特別高深的身份，好像只有司馬遷那樣的人才配叫歷史學家。但其實historian本來就是一種職業，和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等沒有什么特別之處，沒有神圣化的必要。

我之所以說“人人都是歷史學家”，是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記錄歷史。你看到的人、經歷的事情、留下的記憶，如果你把它記錄下來，難道不是在扮演歷史學家的角色嗎？過去的歷史，大多是帝王將相史，只記錄大事件、大人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很少被記錄。如果歷史學家不記錄，我們自己也不記錄，那很多真實歷史就會永遠消失。而今天，我們已經有了非常好的條件。有手機，有網絡，有各種平臺。當然，很多東西最后也會消失。但只要我們堅持記錄，總會有很多東西被保留下來。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以后，當后人研究我們這個時代，他們就會擁有更多真實的材料。所以我一直反復強調，人人都是歷史學家——只要你堅持記錄。

“人人都是歷史學家：王笛教授榮休紀念學術研討會”現場

謝謝大家，讓我有機會成為你們記憶里的那個王笛。

我們不太可能相遇于廟堂，但一定還能再會于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