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不到兩年，斯塔默遭“逼宮”了

2026年5月，英國政壇風暴再起。距離工黨重返唐寧街不到兩年，英國首相斯塔默迎來的不是執政穩定期，而是一場席卷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政治清算。

5月7日舉行的地方選舉和地方議會選舉，被外界視為斯塔默政府的“期中考”，結果卻更像是一次對英國傳統政黨體系的集體否決。工黨和保守黨在所有戰線上全面潰敗，改革黨、綠黨和代表地方民族主義的威爾士黨、蘇格蘭民族黨則成為最大贏家。

隨后，包括外交大臣庫珀、內政大臣馬哈茂德在內，多名英國內閣成員要求斯塔默設定辭職時間表，數十名工黨議員呼吁他下臺。5月14日，危機再度升級。英國衛生和社會福利大臣韋斯·斯特里廷宣布辭職，稱對斯塔默的領導“失去信心”。兩天后，斯特里廷宣布將競選工黨領袖，以接替斯塔默的首相職務。

事實上，危機早有伏筆。年初以來，圍繞工黨元老曼德爾森與愛潑斯坦相關爭議的政治風波延燒數月，重創斯塔默試圖塑造的“廉潔、專業、穩健”政府形象。媒體曾形容，這場風波令斯塔默政府無可避免地進入“殘局”。這次地方選舉結果更是把這種判斷推向現實：工黨大敗，保守黨繼續衰落，改革黨異軍突起，英國政治版圖從兩黨輪替加速滑向多黨混戰。

4月29日，英國首相斯塔默離開唐寧街10號。本文圖/視覺中國

舊秩序“壽終正寢”

這次地方選舉是英國戰后政治結構的一次集中性塌陷。英格蘭136個地方議會約5000個議席，加上蘇格蘭和威爾士議會選舉，共同構成了自2024年大選以來英國最具破壞性的政治壓力測試。

本次選舉的最大贏家是法拉奇領導的英國改革黨。該黨在英格蘭地方議會新增超過1400席，并奪取14個地方議會控制權。改革黨在工黨傳統腹地和保守黨堡壘同時取得突破，考慮到英格蘭很多地方議會每年只改選1/3的議席，未來一兩年內，改革黨毫無疑問會繼續獲得更多地方議會的控制權。路透社稱，改革黨的崛起，標志著英國傳統兩黨體系由此進一步破裂。

與此同時，工黨不僅在英格蘭北部、中部和倫敦失血，在各地丟掉近1500個議席，更在威爾士遭遇歷史性潰敗，得票率11％，僅拿下9席。地方民族主義的威爾士黨拿到43席成為最大黨團，結束了工黨在威爾士政治中超過一個世紀的主導地位。威爾士工黨領袖、上一任威爾士首席部長摩根女爵甚至都沒能保住自己的議會席位，只能被迫退休。

但是，工黨的慘敗并沒有自然轉化為保守黨的復興。保守黨在許多傳統地盤被改革黨從右側擠壓，在英格蘭失去了超過560個地方席位，在蘇格蘭議會僅獲12席掉到第5，在威爾士議會僅獲7席。反而是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的支持度分別在城市左翼選民、環境議題選民、反保守黨中產郊區中擴張。這意味著英國政治已不再是工黨與保守黨之間的鐘擺運動，而是進入改革黨、工黨、保守黨、自由民主黨、綠黨以及地區民族主義政黨共同競爭的新階段。正如綠黨黨魁波蘭斯基在選后的勝利宣言：“兩黨制不是正在消亡，而是已經壽終正寢、入土為安?！?/p>

這一變化的深層含義在于，選民不再穩定地按照傳統階級、工會關系或左右意識形態投票。改革黨能夠同時進入“紅墻”地區和保守黨傳統郡區，說明它吸納的不只是右翼抗議票，還是一種更寬泛的反建制情緒。對許多選民來說，關鍵問題已經不是左或右，而是誰代表舊秩序，誰承諾打碎舊秩序。

因此，2026年地方選舉的真正意義，并不只是執政黨受到懲罰，而且是英國選民同時懲罰兩大建制黨。過去100年里，無論是全國大選還是地方選舉，工黨和保守黨每次都能合計獲得大多數選票，兩黨制既是選舉制度產物，也是階級結構、媒體格局和國家治理想象的共同結果。到2026年，兩黨合計支持率大幅下滑，傳統大黨已經很難自然聲稱自己代表“主流英國”。

這種政治碎片化也暴露出英國選舉制度的尷尬。英國長期以來實行的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脫胎于也服務于兩黨政治，能把相對集中的民意轉化為多數議席。但在當下五黨乃至更多黨派競爭的環境下，它就可能制造出低得票率勝利、低合法性授權和大量的無多數議會。地方政治由此更依賴臨時聯盟、議題交易和脆弱妥協，也更容易強化公眾對“政治無法解決問題”的失望。如果這種得票率趨勢反映在大選上，英國可能在很長時間內都無法構建一個穩定的多數派政府，這將是作為“現代議會民主制之母”的英國難以承受的混亂與尷尬。

5月7日，英國改革黨領袖法拉奇抵達埃塞克斯郡一處投票站。

政治死結

對斯塔默而言，這場地方選舉的殺傷力遠超一般意義上的“期中挫敗”。2024年，工黨以壓倒性議席優勢重新執政，但那場勝利很大程度建立在保守黨長期執政信譽崩塌之上，而非選民對斯塔默路線的熱情擁抱。不到兩年后，地方選舉揭示了一個嚴酷事實：工黨并未鞏固新多數，反而迅速消耗了其本就脆弱的授權。

最具象征意義的失敗發生在工黨傳統腹地。路透社報道，工黨在大曼徹斯特泰姆賽德區議會失去近50年來的控制權，在威根也遭遇慘敗，改革黨奪走該地全部20個工黨防守席位。對工黨議員而言，這比倫敦或英格蘭南部的失利更具心理震撼，因為它意味著工黨正在失去它最常宣稱代表的群體：工人階級、地方社區、公共服務依賴者，以及對保守黨緊縮政策不滿的普通家庭。

黨內反彈隨即爆發。部分工黨議員要求斯塔默考慮離任或給出交接時間表。工黨后座議員凱瑟琳·韋斯特威脅稱，如果斯塔默5月11日的演講無法令人信服，她將嘗試推動81名工黨后座議員聯署，觸發黨魁挑戰；前副首相安吉拉·雷納雖然沒有直接要求斯塔默下臺，但她隱晦地表示工黨“亟須改變，否則就來不及了”。

斯塔默政府的根本問題，不是政策執行慢，而是政治敘事失敗。工黨上臺后長期強調保守黨留下的財政“黑洞”，試圖為謹慎施政和支出克制爭取選民理解。但當這種敘事持續過久，它便從問責前任變成替自己無力改變開脫。一個新政府可以在最初幾個月抱怨保守黨的負面遺產，卻不能在兩年后仍用這個借口責怪那個同樣病入膏肓的老對手，選民不會無限期接受“我們繼承了爛攤子”作為執政黨的解釋。

斯塔默政府的若干具體政策則進一步傷害工黨基礎盤。隨著福利改革反復搖擺、生活成本壓力持續、公共服務修復緩慢，加上圍繞曼德爾森任命的爭議，“嚴肅、專業、可信”這些斯塔默上臺時最重要的政治資產，全部遭到侵蝕。這讓幾代人都傳統支持工黨的選民感到背叛和失望，他們寧愿不計意識形態的左右分歧，把票投給改革黨，也無法信任這個曾經“默認代表”勞工階層的工黨。

更危險的是，工黨與其傳統組織基礎之間的裂痕正在擴大。工會對政府勞工政策的不滿，意味著這不是普通利益集團的施壓，而是工黨歷史身份和組織生命線的松動。當工會和后座議員同時質疑政府路線，斯塔默面對的就不只是一次領導危機，還是工黨“為何存在”的根本問題。

當前，斯塔默的回應是拒絕退讓，不會“一走了之”，并試圖通過“重建”和“指明方向”穩住局面。斯塔默承認政府犯過“不必要的錯誤”，但強調選民不滿的是變革速度，而非政府目標本身，并承諾繼續推動改變。

斯塔默的補救方案大致有兩條：一是召回工黨舊資源，二是重新押注歐洲方向。年逾古稀的前首相戈登·布朗被任命為政府的全球金融與合作特使，意在強化經濟可信度、安撫市場和黨內溫和派。與此同時，斯塔默試圖以更緊密的英歐關系打開增長空間，希望推動與歐盟的更緊密關系，包括青年流動安排，但仍排除重新加入歐盟、單一市場或關稅同盟。

這是一場高風險豪賭。更緊密的英歐合作確實可能緩解英國企業在脫歐后面臨的貿易摩擦、監管成本和投資不確定性，但對改革黨尤其是法拉奇本人而言，這也提供了他過去十年來最熟悉的攻擊靶標：把斯塔默描繪為背離脫歐公投精神、試圖“軟性重返歐洲”的建制派首相。斯塔默需要用大膽政策證明自己還能領導變革，卻又不能大膽到足以撕裂殘存的選民聯盟。這正是他的政治死結，短期內也沒有可行的解法。

深刻的長期重構

如果斯塔默無法通過演講、人事安排和政策重置穩住局面，工黨將不可避免進入繼任者博弈。眼下最可能浮出的路線，大致代表三種自救想象：延續斯塔默主義但更換為更具表達力的管理者，向工會和基層重新左轉，或者尋找一個更具地方根基、能夠跨越傳統派系的新領導人物。

現任衛生大臣韋斯·斯特里廷是建制派最自然的選擇。他是黨內偏右的“布萊爾派”的代表，有較強媒體表現力，也被視為能夠與金融城、專業階層和中間選民溝通的人物。若黨魁選舉迅速啟動，他在議會黨團中的組織條件可能占優。但他的弱點同樣明顯：他太接近斯塔默路線，難以向憤怒的黨員和工會證明工黨真的會改變。

前副首相安吉拉·雷納代表另一種可能。她是英格蘭北部工人階級社會底層出身，年幼陪酒、輟學、生子，后來憑借在工會系統的服務一步步爬至國家領導的高位。她在工會和普通黨員中具有深厚基礎，也更容易用階級語言與紅墻選民溝通。若工黨決定轉向勞工權益、住房、地方投資和公共服務修復，她將成為最具動員力的人選。但她受到去年“海濱公寓逃稅門”的拖累被迫從內閣辭職，除了個人形象的修復，她還必須證明，基層熱情能夠轉化為國家治理能力，尤其是在當前金融市場高度敏感、財政空間有限的背景下。

“北境之王”安迪·伯納姆則是更復雜的變量。作為現任大曼徹斯特市長，他擁有地方治理成績、北方政治象征和相對跨派系的公眾形象。問題是，他目前并非下議院議員，無法直接參加黨魁競爭。若工黨為了等待伯納姆“入閘”而拖延權力交接，政府可能進一步陷入癱瘓；若決定迅速選出新黨魁，伯納姆就來不及參選，工黨可能錯過一個最能與改革黨爭奪北方選民的人物。

但更核心的議題并不是“誰會取代斯塔默”，而是英國政治是否已經進入一個不再適合用傳統兩黨擺動來解釋的新階段。英國《衛報》基于全國預計得票率序列指出，這次是工黨有記錄以來最糟糕的地方選舉結果之一，工黨同時向右側的改革黨、左側的綠黨以及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民族主義政黨失血。換言之，工黨不是在單一戰線上失敗，而是在不同社會群體、不同地域和不同價值議題上被多方向拆解。

這正是當下英國政治的根本變化：選民的想法不再只是“換一黨執政”，而是在多個出口之間分流不滿。改革黨提供反移民、反建制、反脫歐背叛的情緒出口；綠黨提供氣候、住房、城市青年和左翼價值出口；自由民主黨提供溫和中產和反保守黨郊區出口；蘇格蘭民族黨和威爾士黨提供地區身份和自治出口。工黨和保守黨則從過去的政治吸納器，變成被各方同時抽血的舊機器。

這也將使下一次大選更難預測。在多黨競爭、地區差異和戰術投票共同作用下，同樣的全國得票率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議席結果。改革黨若繼續維持其高支持率，可能在單一選區多數制下獲得遠超預期的席位；綠黨和自由民主黨若在局部地區集中突破，也會進一步削弱工黨與保守黨的席位安全。未來英國出現懸浮議會、少數派政府或事實上的議題聯盟，已經不再是邊緣情景，而是越來越現實的制度前景。

這將深刻改變英國國家治理的根本邏輯。兩黨制的優勢不在于代表性充分，而在于它能把復雜社會矛盾壓縮進兩個“可輪替的執政機器”中，選民不滿可以通過“換黨”獲得制度出口。如今，當工黨和保守黨同時被視為問題的一部分，制度出口就變得混亂。一個更碎片化的政黨體系，可能更真實地反映社會分裂的民意，卻未必更有能力解決低增長、財政緊縮、公共服務危機、移民治理和后脫歐時代經濟定位這些硬問題。

因此，2026年地方選舉應被視為英國政治重組的開幕，而非一次孤立的執政黨挫敗。它揭示了三個相互疊加的危機：后脫歐時代的經濟承諾沒有兌現；階級政治與文化政治交錯，使傳統左右分野失去解釋力；選舉制度仍試圖把多黨社會壓縮成單一多數結果，反而制造更強烈的代表性錯位。

對外部觀察者而言，最值得關注的也許不是斯塔默能否撐過黨內逼宮，而是英國是否正在經歷類似一個世紀前自由黨衰落、工黨崛起以來最深刻的政黨體系重組。當年英國用了相當長時間，直到二戰后才完成權力結構轉換。今天的方向尚不清晰，但可以確定的是，保守黨和工黨的雙輪驅動已經無法穩定承載英國社會的全部矛盾。

斯塔默的“政治殘局”不僅歸咎于他個人，更是英國低增長時代、后脫歐時代、社會信任下降時代共同塑造的結果。改革黨未必已經準備好執政，綠黨和自由民主黨也未必能夠整合全國多數，但它們的崛起足以證明一個舊時代正在結束。英國政治下一階段不會只是左轉或右轉，而是在國家能力、社會信任和制度代表性之間重新尋找平衡。而斯塔默能否留任，只是這場重構中最戲劇化卻未必最根本的問題。

發于總第1235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斯塔默進入“政治殘局”？

作者：曲蕃夫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