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方給了20萬彩禮，我添了30萬”

“女兒結婚的時候，男方給了20萬彩禮，我添了30萬，湊了50萬帶回去。”在福州從事工程生意的陳文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聊起兒女婚事時說道。他育有一兒三女，其中一位女兒便嫁在福州本地。

據陳文華觀察，福州各區縣彩禮行情不一，他女兒出嫁當年，他了解到有的要16.6萬元，有的要18.8萬元，這還不算數萬元的“三金”費用。然而近三四年過去，當地彩禮均價已普遍漲至30萬元左右。“這是普通家庭的標準，條件好的另當別論”。

陳文華的經歷并非個例，而是福州婚嫁市場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他說，按福州風俗，女方家通常不截留彩禮，而是全額作為嫁妝返還，有條件的還會再添一筆。“具體看經濟情況。對普通家庭來說，壓力還是很大的。”

在不少受訪者看來，福州堪稱全國彩禮“第一梯隊”，幾十萬乃至上百萬元的彩禮并不鮮見。這種看似“左口袋進右口袋”的操作，并未讓婚姻變得更加輕松。相反，它成了一把衡量“身價”和財力的標尺，演變成普通家庭的一場無聲的“財富消耗戰”。

近日，福州市民政局和農業農村局發布《關于市十六屆人大五次會議第1509號建議的答復》，明確提出倡議將彩禮金額控制在10萬元以內，引發了公眾關注。

福州市民政局發布文件。圖片來源于福州市民政局官方網站

在彩禮高居不下的福州，為何要提出這樣的倡議，又是否能有效遏制高額彩禮風氣，值得進一步觀察。

給了民眾拒絕高額彩禮的“臺階”

在外界看來，福建沿海地區經濟發達，民營企業眾多，似乎對高額彩禮見怪不怪。但事實上，這種“高彩禮、高嫁妝”模式，早已超越傳統本身，成為不少家庭的現實負擔。

福州“高彩禮”背后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福建省社科院原副院長李鴻階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直言，高額彩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面子工程”。在福建有些沿海發達地區，男方給出高額彩禮，女方再將彩禮甚至更多資產作為嫁妝返還，本意是父母對子女往后幸福生活的重視，也彰顯了雙方家庭實力，但不能形成攀比風氣——別人給得起，你給不起，便會被視為“低人一等”。

他說，高額彩禮現象是傳統宗族觀念在現代商品經濟沖擊下的一種扭曲投射。在高額彩禮的光鮮“面子”之下，是普通家庭沉重的“里子”。《福建省青年發展狀況調查問卷》顯示，當下年輕人大多認為結婚負擔重。

他說，在城鄉二元結構下，這種壓力傳導呈現出巨大的撕裂感。在城市，尚可通過雙方家庭的積蓄來勉強維持這種“資金內循環”；但在廣大農村地區，適婚女性的大量外流導致性別比例失衡，留守在當地的男性為了爭取稀缺的婚戀資源，不得不無奈接受高額的彩禮。最終，彩禮這一傳統的婚姻“敲門磚”，異化為攔住無數年輕人步入婚姻殿堂的“高門檻”。

在陳文華看來，福州提倡將彩禮控制在10萬元以內，相當于立下了標準。“富裕家庭自有補貼子女的方式，但對普通百姓來說，彩禮壓力一直很大。現在官方有了明確導向，給了大家一個拒絕高額彩禮的‘理由’。”

南昌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鄉村振興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建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將彩禮標準限定在10萬元以內，實質上是為男女雙方家庭擺脫天價彩禮的攀比壓力提供了一個可接受的“臺階”。他指出，彩禮本身承載著儀式感和社會承認的功能，遏制高價彩禮不能只依賴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更有效的做法是，通過集體婚禮等富有象征意義的活動，將彩禮的展示性需求轉化為公共儀式中的榮譽感與認同感，同時充分激活紅白理事會、村規民約等基層自治機制，讓習俗在共建共治的過程中真正實現與時俱進。

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靳小怡長期關注高額彩禮治理，她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談到，雖然目前高彩禮治理難點集中在中西部，但東南沿海絕不能置身事外，必須將彩禮問題置于“全國一盤棋”下考量。“如果福州作為經濟高地不主動‘限高’，周邊欠發達地區的家庭就會產生趨利本能，傾向于將女兒嫁往高彩禮地區，導致限高政策因‘隔壁沒限’而功虧一簣。”

整治高額彩禮難在哪里？

事實上，福州提出將彩禮限定在一定金額內的倡議在全國范圍內并非孤例。近些年，從中央到地方，針對高額彩禮的整治舉措密集出臺。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劍指農村高額彩禮，并首次強調“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釋放出全新的政策信號。

與此同時，自2021年起，民政部分先后兩批共確定了32個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覆蓋全國多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形成國家、省、市、縣、鄉五級聯動的改革格局。

靳小怡提到，截至2023年底，首批實驗區三年周期已滿，驗收顯示治理效果良好。但她提醒，若將改革視為一陣風式的“社會運動”，一旦監管放松，高價彩禮極易卷土重來。她在長期調研中發現，整治高額彩禮，當前仍面臨著諸多難點與挑戰。

靳小怡提到，若僅盯住“彩禮現金”，極易催生政策規避。“你限制現金不超過10萬，我就要求男方婚前買豪車，或在城里全款買房。”她指出，在一些農村，“一動不動”（一輛車、一套房）早已異化為新的結婚剛需。這種隱形門檻往往比明面上的彩禮更沉重，讓本就處于弱勢的底層男性陷入更深的困境。

此外，中國龐大的人口流動規模，使得婚姻早已突破了地域限制。然而，基層治理往往以省為界。“各省之間治理的力度、標準和內容都存在差異。”靳小怡觀察到，這種差異在省際交界地帶尤為明顯，有些人會刻意尋找政策的“洼地”，利用跨省婚姻的復雜性來規避監管。

靳小怡還提到，高額彩禮治理絕非某一個部門單打獨斗能解決，民政、司法、婦聯、共青團乃至村級紅白理事會，都應成為移風易俗的力量。但在實操中，各部門間往往存在協同壁壘。“若各掃門前雪，缺乏常態化聯動，很難從根本上撼動這一頑疾。”她說。

不過，在靳小怡看來，最難改變的還是傳統觀念。傳統婚配中長期的“男高女低”梯度匹配慣性，導致大城市高知女性與偏遠農村底層男性同時面臨擇偶困境。若不從根本上移風易俗，僅憑運動式行政干預，極易陷入“短期見效、長期反彈”的怪圈。

因此，她建議緊扣中央一號文件精神，重點推進省際毗鄰地區協同治理。民政部可設立跨省聯動治理示范區，探索打破地域壁壘的經驗后再向全國推廣。唯有從“一時一地”的運動式整治轉向“全國一盤棋”的長效聯動，才能真正鞏固成果，防止回潮。

李鴻階認為，經濟壓力大是降低青年人婚戀和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整治“高額彩禮”現象已勢在必行，但必須講究方式方法，要避免過于簡單化和“一刀切”。他認為應加強輿論的正面宣傳引導，重塑全社會的健康婚戀觀；要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制定彈性政策，按照各地的風俗習慣差異化施策。

“只要雙方家庭的經濟條件允許，不違背社會公序良俗，應允許其自由裁量，重點是畫定紅線，有效遏制借機斂財、致貧返貧的惡性行為。”他說。

記者：陳淑蓮

（149793680@qq.com）

編輯：孫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