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投讀書會·歲時江南｜余世存：家風家訓與江南世家

“建投讀書會·澎湃北外灘”是由上海市虹口區委宣傳部、上海市虹口區文化和旅游局、中國建投集團建投書局、澎湃新聞共同打造，深耕在地文化的高品質閱讀品牌。目前正在開展的第十四季讀書會（2025年4月20日-2025年9月6日）以“歲時江南”為主題，從“四時天語、紅妝千年、耕讀傳家、器藏萬物、園冶天成、燈月雙輝”六重視角，觸摸江南生活里的時光暗涌，并嘗試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中，找回那份與四時共呼吸的江南韻律。

“歲時江南”第三場，建投書局邀請到知名文化學者、詩人、作家余世存，透過范家、錢家、榮家等江南望族的興衰史，剖析耕讀傳統和地方特征如何塑造世家的精神內核；解讀各大世家家訓中“勤儉”“積德”“理財”的多元智慧，如何回應農耕文明與商業文明的碰撞；更將帶領我們觸摸那些泛黃族譜背后的精神內核，在快節奏的社會里，重拾那份溫情與力量。

主講人：余世存，知名文化學者、詩人、作家

一、家族研究的理論視角與歷史脈絡

談到對家族的研究，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我其實并非這方面的專家。雖然畢業于北大中文系，但我這些年的寫作范圍很廣，家族只是涉獵的一個題材而已。然而從讀者反饋來看，我的這種嘗試似乎是對的——無論是與學院派學者相比，還是與市場上的作家相比，我對這個題材的處理可能更具優勢。

為什么我能寫好家族題材？這源于我多年前研究中國文化時，找到了“時間”這條重要線索。關于時間的發現，我有很多研究成果。其中涉及家族領域的是：家族在時間序列中對應著夏天。個體生命對應春天，國家社會對應秋天，而天下則對應冬天。這種劃分正好契合中國人“家國天下”的觀念——個人、家庭、國家、天下構成一個完整結構，這個結構放在時空維度中，就對應著一年四季。

人不可能永遠停留在春天，必然要走向夏天。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成家——無論這個家是什么形式，是同性還是異性組成，是實體房屋還是其他形態，總之要有“家”的概念。度過這個階段后，人又會產生對社會和國家的認同，這就是秋天階段，最終進入冬天。

因此，一年四季的時空框架是我在研究時間線索時的重要發現。基于這個理論視角，我在研究家族歷史時找到了許多解讀中國家族演變的關鍵線索。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含義，與現代人理解的“小家庭”或唐宋以后的“家族”概念截然不同。“家”（宀＋豕）的本義是指屋內有豬——這里的“豕”特指用于祭祀的公豬。

在春秋時期，“家”是一個宏大的政治單位，特指“大夫之家”。當時的社會結構并非以個體為基本單元，而是以貴族大夫的家族為構成天下的核心單位。也就是說，春秋時期的社會組織方式與中國文化后來的發展路徑不同——個體生命首先需要依附于更大的集體認同，無論是父母、宗族，還是地方權威，再由這些群體單元與國家共同構成社會整體。

這一歷史背景決定了當時的“家”是貴族世家，比如春秋戰國的諸侯、大夫，乃至被司馬遷列入《世家》的孔子等人物。他們傳承的是一種宏大的政治-血緣共同體概念，絕非現代意義上的個人或小家庭。

秦漢之后，帝王家族傳承的概念逐漸確立，同時世家大族的力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這些世家大族依靠經學傳家，比如漢代的弘農楊氏、汝南袁氏等家族能夠延續“四世三公”的顯赫地位，成為社會結構中真正重要的單元。而平民和底層百姓的生活單位尚未進入主流文明的視野——這是漢代社會結構的重要特征。

二、唐宋變革與家族制度的轉型

到了唐宋時期，這一格局開始發生轉變。隨著皇權對上層貴族勢力的清洗，那些具有悠久歷史傳承的世家大族逐漸被瓦解。在這一過程中，家庭單位開始更加強調宗親血緣關系。但這種轉變并非一帆風順，而是伴隨著世家與皇權之間的博弈。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唐代張氏的“百忍傳家”門風。年輕的張公藝（即張百忍）能夠管理數百人的大家族，這種治家之道受到皇帝嘉獎，但同時也引起朝廷的警惕。因此，在朝廷的干預下，張氏家族被迫分家，其中一支南遷至廣東。著名的宰相張九齡，正是出自這支南遷的廣東張氏。

我想說明的是，在傳統王朝時代，朝廷對家庭始終保持著一種矛盾態度：一方面大力倡導優良家風，推崇“義門”典范，那些數代同堂、和睦共處的大家族被樹立為道德楷模；另一方面又警惕家族勢力過度膨脹，擔心其對皇權構成威脅。這種矛盾態度最終在新文化運動中演變為對家庭制度的全面批判。

三、近代家庭觀念的沖突與重構

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將宗法家庭視為禁錮中國人的枷鎖，革命黨人的哲學思想更是對傳統家庭持徹底否定態度。他們認為家庭壓抑個性，阻礙現代化進程——因為現代性的核心落腳點就是確立“個人本位”。這種思潮影響深遠，以至于當我撰寫家族研究的著作時，遭遇了普遍的不理解：不僅同齡人和師長質疑，連年輕編輯也困惑，認為這種研究是在開歷史倒車。在他們看來，弘揚家風家教是為統治階級服務。

我的一些師兄甚至懷疑我背離了新文化立場，淪為文化保守主義者。但經過深入交流后，他們發現我依然堅守著五四精神，還是一個五四傳人。這讓他們感到欣慰。

我的這本關于家族研究的書，參與了這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家風家教熱。這讓我感到十分欣慰——當年不被理解的研究主題，如今已成為從官方到民間都重視的主流話題。社會各界越來越傾向于發掘家庭、家族傳承中的積極資源，而不再像過去那樣簡單否定。

當然，年輕一代對家庭仍持批判態度，這種批判集中體現在對原生家庭的反思、斷親現象的流行等方面。其實斷親并非新概念，它延續了五四以來離家出走、追求個性解放的精神脈絡。當前政府放開生育政策后遭遇的“三不”現象（不婚、不戀、不育），也反映了這種代際差異。但我認為，還是有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重新認識家庭的價值，承認家庭和孩子仍然是人生的重要部分。

我也深入研究過西方家庭模式。已故投資家查理·芒格的觀點曾給我很大啟發。他指出美國約60%-70%的家庭經營得不錯。這兩個關鍵詞很有深意：首先強調家庭需要主動“經營”，其次評價經營成果“不錯”。相比之下，中國當代經營得真正和諧美滿的家庭確實較為少見，特別是中年夫妻組建一二十年的家庭。

還有一個西方學者通過研究最幸福人群的一萬篇學術期刊文章發現：最幸福的人群普遍具有共同特征——他們都善于將時間、注意力和自我情緒管理所釋放的能量投入到四個關鍵領域：信仰、家庭、友誼和工作。這個研究成果被我放在演講PPT的結尾部分。

這也是這些年我敢于公開探討家風、家事話題的重要依據。如果僅以“五四傳人”的身份來談論家庭話題，我可能會感到不好意思。因為五四傳統確實帶有強烈的批判家庭、解剖家庭的傾向。但在現代社會，我們越來越意識到：個人的能力、情緒和能量其實需要適當投向家庭領域。這證明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國天下”的理念仍具有現實意義。我們不必像過去那樣，認為只有徹底否定傳統、離家出走、打倒家庭，才能獲得個人的解放與自由。

就像本次主題《從家風家訓看農耕文化對江南世家的影響》，農耕文化視角下，江南世家成員與家族、天地、國家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彼此間存在著深厚的認同關系，并非長大后就能脫離出去。這與當下一些年輕人的觀念形成鮮明對比——他們向往像某些西方科學家那樣移民火星、一去不返的生活方式。我們并非要用“葉落歸根”的傳統觀念來規勸每個人，但必須認識到，中國人骨子里對“家”的認同是根深蒂固的。家庭不僅是我們情感需求最豐富的滋養地，更是身份認同的基礎。

四、宋代家訓的革新與江南耕讀傳統

（一）宋代家訓對女性地位的進步認知

西方社會還有個例子可以證明，討論家庭在當代絕非迂腐，而是具有積極的力量。我曾在自己第一版的書里序言中引用特蕾莎修女的話。很多人問修女，如何維護世界和平。她給出的答案非常簡單：“回家，愛你的家人。”

不說西方的案例，中國自己的智能機器人的發展同樣印證這一點。今年四五月份的數據顯示，我國智能機器人產業中，情感陪護類機器人的研發增速非常快。說明連敏銳的商業市場都意識到，現代人正面臨情感需求的巨大空白。預計今明兩年，將有大批情感陪護機器人上市，伊隆·馬斯克甚至預言，未來每個人可能需要兩到三個陪伴機器人。

這就說明大家都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人的生存不再是基本問題，情感認同和歸屬感才是人們最迫切的需求。因此，今天我們重新審視“家”的意義時，更應思考如何立足當下，真正建設好中國人的家庭。

中國人的家風家訓在唐宋之際經歷了一個深刻的轉變。宋代以后，中國社會明顯向集體主義傾斜，對個體權利的約束也更為嚴苛，比如“存天理滅人欲”這樣的理學主張，在今天看來確實有些壓抑人性，但在儒家思想體系中自有其內在邏輯。

宋代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如果把周文王開創的后天八卦時代比作以乾卦為首的、男主人作為家庭主人的家長制時代。這個時代延續千年后，在宋代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乾卦象征的父權家長制在宋代開始松動，取而代之的是兌卦所代表的新氣象。

兌卦在《易經》中具有多重意涵：從字形看，它象征著孩童；從卦象看，又暗含交易之意。這恰恰對應了宋代社會的兩大特征：一方面，婦女和兒童的地位得到重新審視；另一方面，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當時的泉州港已成為世界級貿易樞紐，宋代的海外貿易堪稱早期的全球化實踐。

宋代確實完成了一個重大的時代轉型。也就是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變革論”。在我看來，宋代實現了從“乾易”到“兌易”的根本性轉變。

追溯中國思想史的發展脈絡，我們可以看到三個重要的易學體系更迭：最早的《連山易》對應著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歸藏易》則象征著母系氏族社會，那個女性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到了《周易》確立的“乾易”體系，則標志著父權家長制時代的到來。而宋代開啟的“兌易”時代，則呈現出全新的社會特征：孩童和少女開始成為時代的重要角色。

宋代確實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對婦女兒童重新認識的重要階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南宋官員袁采所著的《袁氏世范》。這位相當于今天地縣級的官員，在這部家訓中堪稱東西方歷史上最早倡導女性同情論的人。

《袁氏世范》對不同年齡段的女性（少女、寡婦、已婚婦女、老年婦女）都給予了細致入微的觀察和描述；其次，它明確提出“男女本應平等待”的進步主張，強調“女子可憐一家愛”的憐愛精神。這種對女性處境的同情理解，同時期的西方世界是難以企及的——當時歐洲尚處于中世紀騎士文學對貴族女性的浪漫贊美階段，與袁采的現實關懷不可同日而語。

我最近的雜記還在說這個事兒，西方對普通女性的真正同情要到19世紀才出現，比如梵高《吃土豆的人》中對農婦的刻畫，或英國散文家蘭姆主張應該尊重各類女性（而不僅限于美麗優雅者）的論述。

當然，宋代的主流性別觀念仍存在嚴重局限，比如普遍反對寡婦再嫁。但在這樣的背景下，袁采明確支持寡婦再嫁的主張更顯難能可貴，體現了他對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切體察。

從宋代開啟的對女性的尊重，發展到曹雪芹筆下可謂登峰造極。在曹雪芹所處的時代，社會對女性的尊重遠未達到《紅樓夢》中賈寶玉那種程度。令人驚嘆的是，這個虛構人物竟在短短幾十年后找到了現實原型——大詩人龔自珍。

龔自珍的詩歌創作中對女性（尤其是少女）內心世界的細膩體察，完美印證了賈寶玉式的女性觀。他在《世上光陰好》一詩中寫道：“世上光陰好，無如秀閣中。靜緣生智慧，愁也破鴻蒙。”這四句詩精妙地捕捉到了閨閣女性的精神世界：她們在待在屋內孕育智慧，在愁思里參透天地。

龔自珍也感慨過自己的懷才不遇的身世和經歷，在《題紅禪室詩尾》中寫道：“可憐十萬珍珠字，買盡天涯兒女心。”他那些不被當世“臭男人”理解的文字，終將打動后世少男少女的心。如今，龔自珍的《己亥雜詩》等作品已成為中小學必讀篇目，這個預言確實應驗了。

（二）農耕文化與江南世家的時空循環

江南水網密布、土地肥沃的地理環境培育了稻作農業的根基，也孕育了“耕讀傳家”的模式。在我看來，“耕讀傳家”形成了一個時空循環：耕作象征著春天，是萬物生長的開端；讀書則對應冬天，是沉淀積累的季節。這個循環不斷往復，構成了中國家庭的生存智慧。

這種時空觀念進一步延伸為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每個職業都對應著特定的季節：士為冬，農為春，工為夏，商為秋。在中國的市民社會中，一個家族往往通過成員的分工來實現這種完整的時空循環。以吳清源三兄弟為例：老大從政、老二研究經濟、老三專精圍棋，正好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家族生態。有些家庭是四兄弟、五兄弟，也就常常有做官的、有經商的、有讀書的、有搞藝術的，還有當農民的。

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同輩之間，也體現在代際傳承中。我們常看到的家族發展軌跡是：第一代務農，第二代務工或經商，第三代求學，第四代做文章。這就是俗話說的“一代講吃，二代講穿，三代四代講文章”。一個家族通過代代接力，完成了從物質到精神、從春到冬的時空輪回。

現在這個時代，時間好像特別快，甚至個人都有可能經歷完整的輪回。很多做生意的老板，在社會上闖蕩多年后，突然決定退休去種地。他們在郊區買塊地，種點菜或者養些花，圓自己一個農民夢。閑下來的時候，還會讀讀佛經、看看哲學書，補上當讀書人的這一課。現在的農民也不一樣了。他們不光會種地，還要拍抖音、做直播，向城里人展示農村生活，推銷自家農產品，活脫脫像個商人。北京宋莊那邊搞藝術的也一樣，大家都叫他們“老板”，因為他們也得像做生意一樣經營自己。無論是作為家族還是個人，都要保持時空鏈條的完整性，把春夏秋冬的序列都經歷過去。

耕讀傳家模式，其實是由中國農耕社會開啟的。因為稻作農業對時間的要求比較精細，所以我們才發明了二十四節氣。這套時間體系好像在提醒我們：人生不該只有一種活法。比如說唐宋時代的士大夫們，除了讀書當官以外還要寫詩，要表達、宣泄情緒。這其實跟現代人所說的情感陪護是一樣的，必須要有情感的連接。退休的時候也要買塊地、蓋個房子，整飾園林。這都是在個人身上完成了時空輪回。

五、江南世家的家風傳承與務實精神

（一）宋代家訓的務實金錢觀

宋代家訓中開始大量出現功利主義的內容，這一點很了不起。要知道，中國讀書人向來羞于談錢，總覺得談錢有失體面。但宋人打破了這種觀念，大大方方地把如何理財、如何看待錢財這些實際問題寫進了家訓，這在以前是很難想象的。

其實這種務實的金錢觀，早在漢代的司馬遷就有了。我常推薦大家讀他的《貨殖列傳》，這篇文章堪稱中國的《國富論》。里面有個觀點特別有意思，和現在流行的“一千個粉絲”理論不謀而合：一個人如果有一千個粉絲，這輩子就不需要擔心錢，可以過悠閑的、創造性的生活。因為任何的生活方式和其產品，都有一千個粉絲為他承擔。司馬遷也說：一個人只要擁有一千畝茜草，或者一千棵棗樹，甚至一千匹馬、一千頭羊，就能過上王侯般的生活。

到了宋代，這種務實的金錢觀在文人中更加普遍。像陸游、葉紹翁、辛棄疾這些人，都不避諱談錢。特別是辛棄疾，據說很會理財。可惜蘇東坡只是力求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卻沒在理財方面多下功夫，否則他可能會給我們留下更多有趣的生活經驗與詩篇。

范仲淹在金錢觀上走向了另外一面。他奉行“自奉甚儉，待人以厚”的原則，自己生活極其簡樸，但對他人卻十分慷慨。這種作風不僅身體力行，還成為范氏家訓的重要內容。據記載，范仲淹當時的年收入折合農民2000畝地的收成，換算到現在可能接近億元。但正是這樣一位高官，在家訓中明確規定：凡子孫有貪腐者，不得入家譜、進祠堂。

最能體現范氏家風的，是他兒子范純仁的一個故事。范純仁任官時曾運一船麥子，途中遇到友人石曼青因沒錢運親人靈柩而愁苦，當即把整船麥子相贈。回家后范仲淹問起麥子去向，得知原委后很高興，欣慰地說：“你已經得我家風了。”

所以說什么叫家風？就是一家人面對類似情境時，會有相同的反應，會做出相同的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

有趣的是，范家“非賓客不重肉”，即家中吃飯最多有一盤肉菜的家規還被嚴格傳承。有次范純仁宴客，客人發現青菜豆腐里多放了兩塊肉，就開玩笑說范家家風要敗落了。這個小插曲反而讓人更佩服范氏家風的嚴謹——連多加兩塊肉都會被視作家風松動的跡象。

（二）江南世家“耕讀傳家”的智慧和忠義傳統

范氏家族的家訓深刻體現了農耕社會“耕讀傳家”的傳統智慧。即便是從零開始的個體生命（春天），也必須首先完成“士”的修養（冬天），展現出宏大的格局眼光。這與某些家庭對孩子教育放任自流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宋代士大夫家庭將讀書置于至高地位，連皇帝都宣揚“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范仲淹著名的《百字銘》家訓中明確提出男丁必須讀書，要“讀圣賢書”“尊師如重親”，實質上是將知識神圣化。這種理念與基督教“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的認知異曲同工，都強調對知識的敬畏之心。范家還特別注重學習儀式感，提出“尊師如重親”的要求，這對當今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雖然商業興起，但并未動搖農耕倫理的根基。以江南錢氏家族為例，錢镠歸順了趙宋王朝，貴為王侯，把仕途這條路走通了之后，就立下家訓要后代讀書。錢家家訓還強調忠義之心，忠于國家與朝廷。從六朝到明清以來，這種將農耕倫理制度化的做法，在江南大族中相當普遍。

（三）南北家族教育的差異

江南地區的時間觀念培育出獨特的生活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求男丁必須做事，這是貝家家訓明確的。

（貝氏家族，余世存供圖）

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北京的人，每次到福建、浙江參加活動時，我都能明顯感受到南北差異。南方孩子從小就被教育要勤快——腿要勤、手要勤，眼里要有活。而北方人在氣候和環境的影響下，往往更習慣于閑散的生活節奏。北方人熱衷“考公”，連海歸也趨之若鶩，似乎認為這是唯一出路。而南方人即使當了公務員，也常會私下再找份事做。這種差異源于地理環境塑造的時間觀念：南方人認為人這一生必須持續工作，而北方人更滿足于“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安逸生活。通常來說，中原和北方地區家庭并不像江南世家一樣強調這類教育。

這種差異也體現在生活習慣上。我畢業后很長時間都整理不好個人物品，后來才明白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更是家庭教育的結果。在江南世家，孩子從小就被教導物品要分類歸置，買回來的東西要立即整理好，這種規范化的生活習慣是耳濡目染形成的。

令人感慨的是，即使在網絡時代信息如此同步的今天，南方人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態度，北方人依然難以完全接納。該偷懶的繼續偷懶，生活該混亂的依然混亂。

（四）家庭日課與空間設計

家庭日課這個概念，最早是80后年輕人提出的，但直到現在，大多數年輕家庭仍然不知道如何建立日常的家庭共處時光。真正理解日課重要性的家庭少之又少。

有位山東設計師的觀點讓我深有感觸。他在為年輕夫婦設計婚房時，總是建議他們不要沙發和電視——這些是50后、60后那一代的標配，但對現代家庭建設其實意義不大。傳統家庭的客廳供奉的是“天地君親師”的牌位，而后來變成了以電視為中心，這種布局潛移默化地影響了70后、80后的家居觀念。

這位設計師鼓勵90后年輕夫婦嘗試新的空間設計：不要把電視擺到客廳里，而是打造一個可以喝茶、聊天、共讀的起居空間。放一張大桌子，擺上幾本繪本和家庭藏書，讓全家人飯后可以自然地圍坐在一起閱讀交流。這種設計其實暗合了明清以來江南世家的家居理念——徽派建筑的正堂總是布置著對聯、牌位，同時留有充分的家人交流空間。

這正是通過家風家教滲透到江南社會里的，農耕文化的秩序性。農耕文化培育了一種勤勞務實的性格。江南世家在這種價值觀方面的傳遞非常精準和到位。

(敦煌壁畫中的農耕圖像：《播種》，余世存供圖)

（五）明清以來文化重心的南移

明清以來中國文化重心的南移，與江南世家對農耕文化的傳承密不可分。這種傳承形成了獨特的“家國同構”體系——農耕社會的家戶宗族結構，自然催生出忠孝一體的倫理觀念。

在清末民初曾有過爭論：一個人若對家庭不孝，是否還能成為合格的社會成員或官員？當時有觀點主張打破家庭束縛，讓個體重新組成新的集體。但實踐證明，這種人為構建的關系非常脆弱。血緣和家庭始終是維持善的最后一根鏈條。正是這種血緣聯結，讓我們即便走出家庭，仍保有服務社會的意識和奉獻精神。

（六）可稱經典的家風家訓

過去我們常從新文化立場批評傳統的忠孝觀念，卻忽略了其與現代公益慈善理念的內在聯系。漢代“以忠孝治國”，唐宋“以禮儀傳家”，都強調通過日常儀式（如家禮、日課）建立情感聯結和身份認同。這種在家庭中培養的歸宿感，最終會成為社會上無私的精神、奉獻服務的行為。

現代社會中，許多人誤以為僅憑科學理性就能立足世界。這種觀念往往導致自私和責任感缺失。他們將人生視為一場投機游戲，把金融市場當作賭場。就像本應匯聚資本、服務社會的金融體系，淪為很多人心中斂財的工具。這種心態與傳統的“家國同構”理念形成鮮明對比，后者強調獲得資源后應當服務社會與大眾。

在這一層面上，江南世家幾代、乃至幾十代的傳承令人敬佩。以榮氏家族為例，民國時期榮德生兄弟的企業規模遠超今日馬云。榮德生當年很驕傲地說，他們掌控著全國三分之一衣著、半數口糧的市場份額。但即便成就如此，他們仍虛心向錢穆請教發展之道。錢穆的建議擲地有聲：應當投身公益，修橋鋪路，讓財富流動起來服務社會，而非囤積私藏。這種胸襟氣度，堪稱商業典范。

貝氏家族也是這樣。最初寫第一版書的時候，我未將其收錄進來，因為其氣質與世俗、平凡的中國傳統家庭很不一樣，有一種貴氣。他們秉持“不求人為貴、不欠人為富”的獨特價值觀。還有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接納，比如建筑大師貝聿銘始終珍視中國傳統建筑，認為中國那么多建筑還活著，應該把它跟西方的建筑更好地結合，讓它成為現代人容易理解的、更適用的、更有美學的建筑。更難得的是，貝家對女性教育尤為重視。不久前貝聿銘孫女貝安娜在巴黎慈善會上被問到什么是“名媛”。她回答，名媛是那些不懼權勢、敢于直面挑戰，同時不失優雅和風度，魅力和樂觀。

在最艱難的歲月里，流落蘇州的貝家人同樣經歷了困境——房產被沒收，家人被下放廠礦。但這個家族依然保持著可貴的生活態度。我書中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貝家一位姑姑去市場只能買到爛菜葉，但她發現有些菜已經開花，就把菜花摘下來，插在洗凈的破瓶子里。當旁人嘲笑她“窮講究”時，她坦然道：“有花就有春天，有花就有希望。”這種在逆境中依然保持的生活美學，很了不起。

后來有關部門提出返還家產時，貝家人選擇了放棄。他們認為這只是大時代中的必然經歷，并非特例冤屈。這種超然的態度，恰恰體現了這個家族骨子里的高貴品格。

六、農耕文化的當代價值與家庭重建

（一）農耕文化對江南世家的深刻影響

農耕文化首先塑造了江南人的細膩與堅韌。水稻種植與南方人性格的關系早已被學界關注——北方人吃面、南方人吃米的飲食差異，造就了南北迥異的性格特征。有外國學者研究發現，以秦嶺淮河為界，長江流域南北的生活方式確實培育出不同的文化心理。江南人“柔中帶剛”的特質，正是源于南方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

其次，這種生產方式還強化了集體協作意識。盡管江南經濟發達，卻未催生極端個人主義，人們始終保持著家國同構的集體觀念。這與英國人類學家觀察到的海島文化形成對比：英倫三島居民因四面環海而更具冒險精神，而中國即便在富庶的江南，人們仍身處內陸、扎根土地，與海洋文化恣意冒險的個人主義保持距離。集體會一再地拉我們回來，讓我們找到歸宿。值得注意的是，江南文化在強調集體時并未完全抹殺個性。朱熹的理學思想就主張：每個人既要演好家庭角色，也要保持個性發展。

最后，這種平衡也體現在社會觀念上，如袁氏家范對女性的尊重，展現了農耕文化中蘊含的平等意識。

我覺得江南世家的園林美學和節慶習俗，都是對中國農耕文化、漢唐文化的完整繼承。相反，漢唐文化在關中地區、中原地區反而少見，如今當地人身上幾乎看不到漢唐的影子。但是觀察江南的人家，能看到漢唐文化的影子。也包括南方人對傳統節日、節氣時間的繼承，對民俗文化的繼承發揚做得都很好。

（江南園林，余世存供圖）

江南地區的農商并重模式，是從宋代開始的。這一思潮鼓勵人們經商、做多元職業，這一點跟內陸不一樣。比如湖湘文化就沒有多元職業的說法，我猜測這是由于地理因素的影響。至于江浙滬地區和廣東福建一帶，多元職業概念都十分興盛。

（彭氏家訓的特征之一是鼓勵多元職業選擇，余世存供圖）

（二）當代家庭的情感鏈接與生活節奏

當初我寫家事時，還有很多人不理解。而如今，“家風”已成為社會關注的關鍵詞。今年五月，高鐵部門將我的《中國人的家風》放入高鐵廣告。讓很多人意識到，連政府部門都在倡導家風建設。這是因為傳統家風恰能緩解科技和現代社會帶來的疏離感、情感缺失與個體孤獨。

我曾經遇到過一位80后女孩。她在成長中深感壓抑，也不滿于環境的規訓，中學時甚至休學一年，轉而追隨自己的興趣閱讀寫作。如今她已是某平臺獨當一面的主理人。她曾幽默地對我說：“我等了十幾年終于等來了我的時代——現在人人都抑郁了，當年只有我一個人不正常。”

這句話道出了時代的劇變：曾經天經地義的生活方式，轉眼間就需新的價值來替代。正如當下許多年輕人堅定地選擇不婚不育，視家庭為負擔。但很可能再過一兩年，他們就會意識到：與愛人共建家庭、養育后代，是人性最基本的需要。

將二十四節氣的時間序列融入現代生活，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更豐富的時間感知。今年兒童節次日就是芒種，這種自然時序提醒我們：農耕文明的時間體系比均質的星期制更有生命力。星期一總是重復的焦慮，但從小滿到芒種的轉換卻讓我們體會到時間的韻律——小滿時節萬物生長，時間似乎放緩；芒種則充滿農忙的緊迫感。這種快慢變化不僅是主觀感受，更有天文依據：地球公轉速度在春夏較慢，秋冬較快，古人通過節氣精準捕捉了這一自然律動。

在新文化追求效率的背景下，我們曾一味求快。我早年寫作時間系列書籍，也致力于幫讀者提升認知自己、提高覺識的效率。但農耕智慧提醒我們：有快就有慢，要習慣于這種慢，快慢相濟才是正道。這種時間哲學對當代生活頗有啟示——在科技加速的時代，我們更需要學會調節生活節奏，乃至重新考量人生的歸宿。

50后和60后在歷史文化傳承和家庭責任承擔上存在不足，但新一代能否做得更好？希望他們能比照查理·芒格觀察到的美國家庭經營之道，建設好現代家庭。其中關鍵，是如何維系真摯的情感連接。

（三）農耕文明與江南文化的未來對話

技術發展十分迅猛。年輕人熱切期盼2028或2045年的時間拐點，幻想通過數字分身實現永生。與此同時，性別認同也日趨多元，讓人不禁追問：究竟什么才是人的主體和本質？我們該以何種身份立足于世？情感又將安放何處？今年四五月份的數據顯示，情感陪護機器人需求激增。但我們必須清醒：無論線上聊天多么便捷，無論AI多么逼真，都難以替代真實的人際互動。親人、愛人之間那些共同創造的悲歡離合與不完美，恰恰構成了生活的質感。就連馬斯克也要求AI不能與用戶爭吵——這位曾被女性逼瘋的企業家，似乎忘了爭吵本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夫妻之間沒有不吵架的，雖然有老人自豪地說一輩子沒和伴侶紅過臉，但實際上夫妻生活真正讓人回味的，往往是那些不完美的相處。不完美才是人在智能時代最可驕傲的存在方式。

我曾問一群農村孩子：“父母會因你們成績差就不愛你們嗎？”他們說不會。“會因為衣服臟就不愛嗎？”還是不會。“會因為字寫得不好就不愛嗎？”依然不會。當然，城里孩子可能就沒這么幸運。太多城市父母被功利主義帶偏了，要求孩子棋藝精湛、成績優異、衣著光鮮，卻忘了給予最寶貴的自由成長空間。

我覺得在這一點上，傳統家訓如榮家十二句、范氏百字銘、朱子格言，至今仍有經典的價值。

江南世家的家風家訓尤其給我們兩大啟示：其一，人活在這個世界上，需要堅實的情感歸宿與身份認同；其二，要遠離虛榮浮華。宗白華在歐洲游學時遍訪十幾所名校，卻從不追求學分或文憑；陳寅恪雖無學位，卻是公認的學問大家；榮家在抗戰末期送子弟留美，囑咐他們求取真學問、真技能，而非求文憑。這種對真知的追求，值得當代父母深思。

江南世家的可貴之處還在于平等和寬容。走出家長制以來，孩子在家庭中的角色越發重要，我們迎來了一個平等制的家庭模式。陳丹青曾告訴我，民國時期江南大戶人家常用英文親子交流，這種多元、包容和開放的做法令人贊嘆。我認為，這些正是值得現代家庭留意的歷史文化遺產。我們如今更應該從中學習，重視家庭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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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