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國外交官筆下的“歐戰”

1914-1918年主要在歐洲大陸進行的戰爭改變了20世紀人類歷史進程。此次大戰涉及國家之多，破壞性之強，史無前例。國人多將此稱為“大戰”（The Great War / La Grande Guerre）、“歐戰”。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多從中國視角出發，重點關注戰時的“華工軍團”和戰后的巴黎和會。誠然，這兩個議題理當是一戰研究的重要部分，但有關戰爭、外交本身的基礎性問題，中國學界仍有巨大努力的空間。而且，不明確大戰期間作戰雙方在軍事和外交的局勢和策略，有關中國和東亞的一些核心問題和歷史細節很難解釋清楚。比如，協約國從何時開始建議中國“以工代兵”的計劃準備，英法俄為何于1917年與日本達成有關德占山東權益和德屬赤道以北島嶼的密約，日本為何要于英國請求其出兵歐洲的建議中提出人種平等問題？深入一場震動世界的大戰，首先需要了解其軍事和政治外交的進程。

以二戰史及其相關研究來看，無論是歐洲戰場，還是中國及太平洋戰場，這場反法西斯為主線的“義戰”不僅道義鮮明，其具體的爆發緣由和事件（德國閃擊波蘭、九一八日本侵華及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均清晰明了。然而有關“一戰”爆發的真實原因和各方卷入緣由，海外學界至今爭論不休。近來，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繼出版《一戰華工在法國》這一影響力極大的“一戰”譯著后，再次推出法文專著——《一戰全史（第一至三卷）》（Histoire Illustrée de la Guerre de 1914）。這套書或許能為我們提供理解和反思大戰起因及過程的另一種思路。

《一戰全史I-III》，（法）加百利·阿諾托著，鐘旻靖譯，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月第一版，298.00元

典范性的第一代大戰史研究

《一戰全史》共17卷，陸續出版于1915年至1924年。作者是法國外交家、歷史學家阿諾托（Gabriel Hanotaux，1853—1944）。本次出版的是第一至第三卷的中譯本。一戰史名家杰伊·溫特（Jay Winter）曾將一戰史研究明確劃分為四個世代，而阿諾托則屬于典型的“大戰一代”。按溫特的描述，“大戰一代”的史家在成為專業學者之前多有軍隊或政府的從業經歷，他們都直接經歷了戰爭或者軍隊服役。因此，此代史家的特色即是以自上而下的視角描繪一戰的具體事件，擅長于戰爭的源流及具體進程。阿諾托即是此中典型。

阿諾托出身于法國北方小城博雷瓦爾的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家學深厚，其舅父是與著名大革命史家米什萊（Jules Michelet）齊名的法蘭西學院院士、法國史研究大家亨利·馬丁（Henri Martin）。阿諾托最初受父親影響在巴黎攻讀法律學位，但很快在舅父鼓勵下轉向歷史。1878年，阿諾托進入國立文獻學校學習，同時兼任外交部檔案館專員，并借此身份開始建立與外交界的聯系。阿諾托畢業后，由法國史學界領軍人物莫諾（Gabriel Monod，他還是俄國著名民粹黨人、社會主義之父赫爾岑的女婿）推薦入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不久后阿諾托被調至外交部，先后擔任外交檔案委員會秘書、外交辦公廳副主任等職。在1894年5月至1895年10月和1896年4月至1898年6月期間，兩度出任迪皮伊、里博和梅利納三任溫和共和派內閣的外交部部長。從基層檔案專員到國家外交政策制定者，阿諾托逐漸歷練出對國際局勢的分析力、洞察力和敏感度。此外，阿諾托成長的年代正是19世紀下半葉歷史學科開始專業化，以及蘭克學派成為歐洲史學主流的關鍵時期，而引領其進入史學圈的莫諾正是蘭克史學在法國最主要的引介者。因此，阿諾托對政治外交史編撰的偏重、對官方檔案的重視，更顯自然。

這位有著“交際高手”之稱的外交家，與巴黎所匯聚的法國及國際精英們交往密切，如甘必大（Gambetta）、福爾（Faure）、龐加萊（Poincaré）、米勒蘭（Millerand）和勒布倫（Lebrun）等法國高層政客，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阿爾貝一世（Albert Ier）等外國政要；美國商界領袖的小約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魯?卡內基等。此外，他還借此網絡深入法軍指揮部門，查閱軍事文獻，研判軍事部門及將領的策略與行動。因此，阿諾托筆下的《一戰全史》得以從政治、外交、軍事的核心維度，生動地呈現大戰的歷史全景。除《一戰全史》外，阿諾托在法國史領域頗有建樹，影響較大的專著有《紅衣主教黎塞留傳》（布羅代爾曾為此書寫過書評）、《貞德傳》、《當代法國史》等。因其對歷史研究領域的貢獻，1897年阿諾托擊敗著名作家左拉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

本次出版的三卷主要講述大戰爆發前協約、同盟兩大集團形成的原因和大戰爆發初期的軍事形勢。如果說前兩卷偏向傳統的政治外交史書寫，那么第三卷則轉向描述大戰初始具體的戰爭進程和軍事對抗。阿諾托善于描繪交戰國的戰略與戰術，特別是法、德在戰爭初期所采用的不同軍事戰略、策略和雙方的攻防戰。同時，阿諾托對戰爭初期的軍備競賽著墨頗多，包括雙方的武器研發、軍事工業擴張和兵力組織等方面，由此呈現出大戰伊始各國在軍事動員上的緊張態勢。雖然阿諾托并未直接提出“總體戰”的說法，但在其筆下，大戰的“總體性”幾乎躍然紙上。

1919年，法國凡爾賽宮，巴黎和會開幕會議。視覺中國 圖

國際史而非跨國史

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提出“史學即史料學”，賦予史料之于歷史寫作的核心價值。就史料而言，此種國際關系體系的研究方法，源于其以官方檔案為主的文獻資料。阿諾托的外交部長身份極大地方便他獲取此類資料。大戰伊始，作者就能夠構建一套以尚屬機密文件的外交和軍事等官方檔案為核心資料，領導人講話、報刊輿論等公開出版物，以及士兵日記和私人信件為輔助資料的多層次史料體系。這其中官方檔案尤為重要，如《藍皮書》、《灰皮書》等官方文件，外交協約、照會、電報、通信等外交檔案。在蘭克學派逐漸成為史學主流的20世紀初，這種學術風格和寫作范式在阿諾托的書中留下深刻烙印。

該書最大亮點在于作者對戰前、戰爭期間史事的構建、對史料的典范性運用以及親歷者視角對法國為中心的歐洲地緣政治格局的剖析。相比于溫特描述的第四代之“跨國的”一戰史研究，阿諾托的敘事仍屬于一種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后所謂國際關系史的方法。此種體系注重的是國家和帝國層面的戰爭與合作，對于那些低于國家層面或者高于國家層面的因素則不在考慮當中。

作者的第一卷梳理一戰爆發的歷史背景，主要包括戰前核心國家的國內情況和大國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其重點在于德國的內政外交。作者指出，戰前德國自上而下盲目推崇“世界政策”與“泛日耳曼主義”，這種精神氛圍讓德國迅速拋棄俾斯麥時期不樹敵的靈活外交戰略，以外交與軍備上咄咄逼人的姿態四處出擊。在阿諾托筆下，德國的發展及擴張成為歐洲矛盾激化的動力。相較而言，法國則是“溫和”的應對者和防御者，被動應對和承受德國壓力。

第二卷著重刻畫大戰爆發前的國際局勢。摩洛哥危機、巴爾干危機、薩拉熱窩事件這些看似發生在不同國家的事件，如何成為悄然串聯起大戰爆發的引線。作者詳細鋪陳各個危機爆發的背景，重點觀察當事國及英、法、德等歐洲大國的外交因應，最后分析這些危局何以釀成歐洲大戰。以薩拉熱窩事件為例，作者不僅從微觀層面展現威廉皇帝等國領導人得知大公遇刺時的反應，也從宏觀層面剖析歐洲大國爭霸戰略；更敏銳地剖析德國和奧匈帝國以輿論戰形式將襲擊責任歸咎于塞爾維亞，為外交行動鋪墊輿論基礎，揭示輿論、民情與外交的關系。作者還強調德奧因共同利益協作、奧匈忽視意大利導致同盟出現裂痕，凸顯國家利益在同盟關系中的主導作用；通過引用德國首相的聲明，進一步揭露德奧推動戰爭的意圖。這種分析方式并非只聚焦于薩拉熱窩事件，相較于布羅代爾所謂短時段歷史事件中個人與偶發因素的重要性，阿諾托的分析意在突出，戰爭的爆發并非偶然，而是多重歷史矛盾與政治-外交結構性沖突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

此外，阿諾托擅長通過不同類型史料進行交叉印證，例如，他既選取法、德領導人的公開講話，直擊國家戰略意圖、政策導向與外交立場，又引入德國士兵日記，從側面勾勒德國社會對戰爭的狂熱情緒。更重要的是，日記這種帶有強烈個人印記的史料也會呈現出普遍的結構性和形式性。比如，阿諾托觀察德國普通士兵日記中對其戰爭獲得民眾支持的美化記載，如何從另一層面確認戰爭宣傳的“實相”。

但是，阿諾托無法避免第一代大戰史研究的通病。鑒于作者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高官身份以及普法戰爭之后法國人濃厚的“復仇”情節，阿諾托筆下的事實建構難免過重的自我辯護色彩。他既高度寬容英俄法的帝國擴張，在亞非的殖民政策，同時又將殖民地的獲得與否當成國家自尊的核心。此一矛盾態度卻不適用于德奧。相反，相比于現在學界公認戰爭爆發的兩個核心源頭——歐洲各國愈演愈烈的帝國式民族主義運動，以及工業化的深入帶來的市場、貿易和殖民地競爭——阿諾托幾乎將戰爭爆發完全置于德意志帝國及其皇帝的侵略性和世界政策上。書中提到，戰前德國政府利用報刊引導國內輿論，有選擇性地發布信息，為奧匈帝國的侵略政策辯護，淡化戰爭風險，對左翼的社會黨領導人施壓以改變其戰爭傾向，隱瞞外交事件營造帝國遭進攻的假象等行徑，如何成功喚起德國民眾的受害意識和不安全感，激發民眾愛國情緒。在阿諾托筆下，法國輿論顯得謹慎許多。實際上，各報刊報道法國在戰爭中的立場，以凝聚民心、激發斗志為目的的策略，與德國戰爭宣傳并無多大差別。

另一方面，相較于第一代大戰史研究對大眾態度的忽視，社會思潮的變化、個人情感的起伏和弱勢群體的掙扎，同樣是阿諾托戰爭史敘述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作者樂意加入各國的報刊輿論分析，以呈現不同國家的輿論戰和宣傳策略，深入戰爭的真實影響和戰爭中鮮活的個體經驗、個體對戰爭的“心相”感知。作者在書中強調的是，法、德兩國國內并非只有一種聲音。巴黎和柏林同樣存在反戰的抗議活動，盡管反戰態度與形式不一。作者更深入刻畫兩國的反戰力量如何被壓倒的過程。具體而言，德國社會黨作為德國國內反戰的主要力量，其代表人物哈澤（德國社會黨成員）、穆勒（來自梅斯的議員，德國社會黨委員會成員，法國左翼領袖饒勒斯的朋友）受政府影響，最終主動接受主戰派的國防預算，明確支持戰爭。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饒勒斯為代表的法國社會黨始終支持和平，公開支持法國政府中和平主義的聲音，積極致力于拉近法德關系。然而，饒勒斯一方面高估德國社會黨同僚的忠誠；另一方面，他又低估法國右翼的戰爭狂熱分子和民族主義者，因而觸怒主戰勢力而遭暗殺。此一結局再次證明法德雙方的戰爭黨、國家主義勢力和大眾輿論在以武力徹底解決國家之間沖突的共識之深。

盡管阿諾托在全書中試圖用較為嚴格、官方的檔案史料去描繪一段正在進行的戰爭，但作為法國人，尤其是深受1870年普法戰爭沖擊的年輕一代而言，他實難接受“法蘭西榮耀”的暗淡。無論是闡述一戰爆發的背景還是德國的戰爭動機，阿諾托總是過于強化德國的負面形象，法國以及沙俄則成為和平的倡導者、正義的捍衛者。對協約國一方、尤其是法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和帝國動機，其刻畫不免狹隘。不過，相較于當下學界過于注重協約國中英美的一戰史研究，以法國為中心的《一戰全史》無疑有其特殊價值。作為一戰史研究的開創之作，本書既有扎實的史料和嚴謹的論證，又有注重敘事的可讀性，因此，無論是專業的歷史學者，還是對一戰歷史感興趣的普通讀者，想必都能從中獲得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