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陳國棟,今年六十三歲,退休那年是我人生中最風光的一年。
國安局的同事們給我辦了一場體面的歡送會,局長親自給我頒發了紀念獎章,握著我的手說:"老陳,你這一輩子,對得起國家。"
我捧著那枚沉甸甸的獎章到家時,妻子林婉如已經在廚房備好了一桌菜。她系著那條用了好幾年的藍格子圍裙,回頭朝我笑:"今天是大日子,我做了你最愛吃的紅燒肉。"
我從背后抱住她,下巴擱在她肩上。她身上有淡淡的姜蔥味,混著一點我熟悉的梔子花香——那是她用了三十多年的雪花膏。
"婉如,往后我天天陪著你。"
她拍了拍我的手背,沒說話。
退休后的日子原本過得很愜意。我每天清晨去公園打太極,回來陪婉如吃早飯,下午看看書,晚上和她一起散步。我們沒有孩子,年輕時為了我的工作錯過了最好的時機,后來想要也要不上了。婉如從沒抱怨過,她說有我就夠了。
我們是1987年經人介紹認識的。那時我剛從部隊轉業到國安局,她在一家進出口公司做翻譯,會英語、法語、還有一點俄語。第一次見面她穿了一件米色的風衣,安安靜靜坐在咖啡館角落,看見我進來,她站起身,禮貌地伸出手:"你好,我是林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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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手很涼,眼睛卻很亮。
我們認識三個月就結了婚。那個年代談戀愛講究簡單直接,何況我們都不年輕了。婚后她辭了工作,進了一家不那么忙的事業單位做資料整理,理由是想多照顧家。我那時常常出差,一走就是十天半月,有時候連個電話都打不回來。她從不問我去哪里、做什么,只是每次我回家,門口的燈總是亮著。
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十六年。
那天婉如去醫院做例行體檢,我在家整理舊物。儲藏室里堆了幾十年的雜物,我蹲在地上一件件翻。翻到最里面,我看見一個深棕色的皮箱,上面落了厚厚的灰。
我沒見過這個箱子。
我以為是婉如年輕時的舊物,便隨手拎了出來。鎖是壞的,一撥就開。
里面是一沓發黃的信件,幾張老照片,還有一本看起來很普通的筆記本。
我先拿起照片。最上面那張是婉如二十歲出頭的樣子,站在一棟陌生的建筑前,旁邊是一個高鼻深目的中年男人,兩人的距離很近。
我翻開那本筆記本。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字跡,有中文,有外文,還有一些只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才看得懂的簡寫符號。日期從1985年開始,一直到去年。
我坐在地上,雨打在窗戶上,噼里啪啦的,我聽見自己心臟在胸腔里亂撞。
筆記本的內容我不忍心細看,但有幾個名字跳進我的眼睛——那是幾年前我們局里破獲的一起重要案件中提到過的代號。當時那個案子追查了很久,主犯始終沒有抓到,最后不了了之。
我合上筆記本的時候,手指已經涼透了。
門開了。婉如撐著傘回來,看見我坐在地上,看見我面前攤開的箱子,她整個人僵在玄關。
我們對視了很久,誰都沒說話。
最后是她先開口的,聲音很輕:"國棟。"
我沒起身,也沒看她:"你坐下。"
她把傘收好,掛在門后,慢慢走過來,在我對面的地板上坐下。她的頭發有些濕了,貼在臉頰邊,讓她看起來比平時蒼老。
"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我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