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臺灣外記》《熱蘭遮城日志》《菲律賓群島史》《巴達維亞城日記》《明史·鄭成功傳》《海上見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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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年02月，臺灣西南海岸，寒風裹著咸腥的海霧，一浪一浪地拍打著礁石灘涂。
熱蘭遮城的議事廳里，揆一面色慘白，雙手微微顫抖，用了將近一刻鐘的時間，才終于在那份投降協議的末尾，落下了自己的名字。
筆尖碰紙的那一聲輕響，在廳內的死寂中顯得格外清晰。
窗外，鄭成功的士兵已將整座城圍得針插不進、水潑不透，旗幟在海風里獵獵作響，將士們的盔甲在晨光里反著冷光。
揆一放下筆的那一刻，大廳里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動。
三十八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苦心經營了整整三十八年，從貨棧到炮臺，從田畝到港口，每一塊磚、每一門炮，都是荷蘭人用時間與金錢一點點堆砌起來的，就在這一刻，全部畫上了句號。
鄭成功站在城頭，目送那面紅白旗緩緩降落，久久沒有開口。
從1661年04月率軍從金門料羅灣揚帆出海算起，這場渡海征戰歷時將近一年。
兩萬五千名將士，數百艘戰船，跨越臺灣海峽，在糧草告急、疾病肆虐、后援遲遲不至的重重困境之下，硬生生地撐了過來。
這一年里，有多少人倒在了臺灣的土地上，有多少人死在了海上的風浪里，沒有人能給出一個精確的數字，但那些消逝的名字，每一個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臺灣，終于重新回到漢人手中。
彼時，鄭成功手里攥著的不只是一紙投降書。
他心里有一張時間表，排得密密麻麻——建立臺灣的行政體系，推行屯田制度，招募移民開墾荒地，擴充水師規模，積蓄力量伺機圖謀大陸。
每一件事，都要按順序、一步一步地落到實處。
他給自己留了充裕的時間，也做好了打一場持久仗的準備。
臺灣是起點，不是終點，這一點從頭到尾他都清楚。
然而，局勢從來不會按著任何人的時間表走。
就在臺灣剛剛站穩腳跟、百廢待興之際，一支破爛不堪的小船隊悄悄靠上了臺灣的碼頭。
船上下來的人衣衫襤褸，身上帶著尚未愈合的刀傷，眼神里只剩一片空洞，像是被人把魂魄抽走了大半。
他們是從呂宋島輾轉逃出來的幸存者，漂了數月之久，才勉強找到了臺灣的方向。
他們帶來的消息，只有短短八個字：澗內華僑，慘遭屠殺。
消息傳開的那一刻，大帳之內陷入了死寂。
鄭成功緩緩抬起頭，目光落在那幾個幸存者身上，停了很久，隨后開口，下令立即著手調集軍隊，籌備出兵呂宋，將西班牙殖民者徹底驅逐出那片土地，為枉死的數萬同胞討回一個說法。
整個臺灣的軍政機器，在這道命令下達之后，開始迅速轉動起來。
【一】鹿耳門外，渡海之戰
這場收復臺灣的戰役，要從更早的時候說起。
1661年03月，鄭成功在金門召集將領，宣布渡海攻臺的計劃。
這個決定，在軍中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部分將領認為，臺灣孤懸海外，易守難攻，荷蘭人在島上經營多年，防線嚴密，貿然渡海無異于以卵擊石；還有人認為，眼下清廷對大陸沿海的壓制正處于關鍵階段，主力南渡臺灣，福建的據點誰來守？
反對的聲音并不少，措辭也并不委婉。
鄭成功一一聽完，沉默片刻，然后逐一駁回，命令按原計劃執行，不容更改。
1661年04月，鄭成功親率水陸大軍從金門料羅灣出發，船隊規模龐大，戰艦、運兵船、輜重船合計數百艘，將士兩萬五千余人，浩浩蕩蕩橫越臺灣海峽，向臺灣西南方向挺進。
海上的風向在那幾天里出奇地順，船隊的行進比預計的更為順利，這在當時被許多將士視為一個好兆頭。
此次登陸選擇的突破口，是鹿耳門水道。
鹿耳門一帶，水淺礁多，亂石星布，水文條件極為復雜。
荷蘭人在多次勘察之后，認定大型船只無法通行，因此刻意未在此地布置重兵防守，將守御重心集中在了北線尾及臺江內海一帶，以大型戰艦與岸上炮臺互為犄角，構成了一道他們自認為無懈可擊的防御體系。
然而，他們計算里留下的，恰恰是一個致命的漏洞。
鄭成功的船隊抓住了漲潮時水位抬升的窗口期，引領船隊穿越鹿耳門淺水區，成功繞過了荷蘭人主力防線的側翼，在北線尾一帶完成登陸，直抵臺灣本島。
這一登陸行動本身，便是一次在時機判斷上分毫不差的險中取勝。
事后，荷蘭方面的文獻記載也承認，鹿耳門方向的突破完全出乎他們的預料，當他們意識到鄭成功的主力已經繞過了北線尾防線、成功在臺灣本島展開隊形的時候，局勢實際上已經無法逆轉。
登陸之后，鄭成功的軍隊迅速展開，將赤嵌城與熱蘭遮城分別包圍。
兩座城互為犄角，是荷蘭人在臺灣殖民統治的核心支柱，失去任何一座，整個防御體系便會出現難以彌補的缺口。
赤嵌城的荷蘭守軍人數有限，彈藥儲備也遠不及熱蘭遮城充足，抵抗時間不長。
在彈藥告急、援軍無望的情況下，1661年05月初，赤嵌城守將普羅文查率部繳械，赤嵌城易手。
熱蘭遮城則是另一回事。
這座城建于1624年，歷經數十年持續修繕加固，城墻的砌造工藝相當講究，炮臺密布，內部儲備的彈藥、食物與淡水均按照長期圍困作戰的標準準備。
揆一在赤嵌城失陷之后，將全部守軍集中在熱蘭遮城內，命令緊閉城門，依托堅固工事，采取守勢，不主動出擊，等待巴達維亞方向援軍到來。
荷蘭人吃過一次倉皇應戰的虧，這一次選擇了以靜制動，打算把鄭成功的軍隊耗在城外。
鄭成功隨即轉入圍困策略，以長圍代強攻。
圍城期間，鄭成功的軍隊在臺灣西南沿岸一帶扎營駐扎，營地綿延十數里，將熱蘭遮城的對外通道全部截斷，同時在臺灣西部平原展開屯田，盡可能就地解決糧食來源的問題。
這是一個務實而關鍵的決策——數萬大軍的糧草消耗，單靠從大陸跨海運輸，不僅成本極高，且隨時面臨被截斷的風險，就地屯田則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這一隱患。
與此同時，船隊在海上持續巡邏，封鎖熱蘭遮城對外的一切聯絡通道，使城內守軍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
然而，圍城對鄭成功一方而言，同樣代價沉重，甚至在某些時段比正面交戰更為煎熬。
臺灣的熱帶氣候與大陸沿海截然不同，高溫潮濕的環境為各類疾病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瘧疾、痢疾等熱帶疾病在營中迅速蔓延，一個接一個地擊倒士兵，減員人數在某些月份甚至超過了戰場上的直接傷亡。
藥材的供應始終無法跟上消耗的速度，軍中醫官面對接連不斷的病號，往往能做的事情極為有限。
糧草供應雖有屯田補充，但數萬人的口糧需求始終是壓在后勤上的一塊大石，時不時會有某處營地出現糧食告急的情況。
軍中將領多次向鄭成功提出暫緩圍城、撤軍休整、擇機再議的建議，均被鄭成功一一回絕，態度堅決，不留余地。
荷蘭方面同樣沒有閑著。
揆一向巴達維亞發出的求援信件一封接著一封，措辭一封比一封急切。
巴達維亞方面在1661年下半年先后兩次派出援軍艦隊，試圖打破圍困局面。
第一批援軍在與鄭成功水師的海上交戰中折損嚴重，甫一接戰便陷入被動，未能靠近熱蘭遮城；第二批援軍經過調整部署，同樣無功而返。
城內守軍的彈藥與食物儲備，隨著圍困時間的延長而一天天告急，士氣也隨之持續跌落。
部分荷蘭士兵開始出現厭戰情緒，揆一不得不多次以嚴酷軍紀強行壓制。
進入1662年01月，熱蘭遮城的處境已經岌岌可危。
城內彈藥所剩無幾，食物儲備僅夠再撐數周，士兵中病號比例居高不下，巴達維亞援軍再度來襲的希望也已基本斷絕。
揆一召集城內高級官員反復商議，每次討論的結局都指向同一個讓他本人極不愿意承認的結論——繼續堅守下去，只有死路一條。
1662年02月01日，揆一在熱蘭遮城正式簽署投降協議。
協議內容包括：荷蘭守軍全員撤出臺灣，將城池、土地、建筑及所有軍用物資移交給鄭成功一方，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全部資產一并放棄。
揆一本人率領殘余軍民，攜帶有限的私人財物，登船離開臺灣。
這一天，距鄭成功率軍在鹿耳門登陸，已整整過去了九個月零數日。
臺灣，重回漢人之手。
【二】承天府立，百廢待舉
熱蘭遮城的旗幟降下之后，臺灣面臨的問題接踵而至，幾乎是在投降協議簽署的同時，鄭成功便已著手處理臺灣的戰后事務，一刻也沒有停下來。
行政建制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件事。
臺灣在此前處于荷蘭殖民統治之下，行政體系完全依照殖民地模式建立，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業利益為導向，各項制度的設置從根本上服務于殖民統治的需要，并不適合作為一個穩固政權的治理框架。
鄭成功以原荷蘭人控制的赤嵌城為基礎，正式設立承天府，以赤嵌城舊址為府治所在，下轄天興、萬年兩縣，分別負責臺灣南北不同區域的行政事務。
承天府之上，另設安撫司，統籌臺灣整體的軍政協調。
這套架構，雖然規模尚小，在許多細節上也還有待完善，卻為臺灣日后的治理奠定了最初的制度基礎，使得行政權力得以在相對明確的框架內運轉，而不是依靠各將領的自行其是來維持秩序。
屯田政策的推行，是鄭成功在臺灣實施的另一項核心舉措，也是解決駐臺軍隊糧食供給問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收復臺灣時跟隨渡海的兩萬五千余名將士，在戰事結束之后需要長期駐扎，人員的糧食供給是一個龐大而持續的壓力。
單靠從大陸跨海運輸糧食，不僅成本高昂，且在清廷的海上封鎖下隨時可能中斷，這種不穩定性對于一個正在從戰爭狀態過渡到穩固經營階段的政權而言，是極大的隱患。
鄭成功的解決方案是就地轉化：將大部分駐臺軍隊按照區域分派，以營為單位，劃定屯墾區域，輪換實行屯田耕作，利用臺灣西部平原廣闊而尚未充分開發的土地，建立起具有一定規模的軍屯農業生產體系。
這一舉措在推行之初遭遇了部分將領的不滿，認為戰兵下地耕田有損士氣，影響戰力，鄭成功的回應是：不吃飽，就不能打仗；屯田與操練并行，缺一不可，誰有意見，先把糧食的來路想清楚再說。
在人口政策上，鄭成功同步推進了一項意義深遠的移民招募工作。
他積極從福建、廣東一帶招募移民渡海來臺，鼓勵有開墾能力的農戶舉家遷臺，并根據各家實際情況劃定土地分配給新移民耕種。
臺灣西部平原的大片荒地，在這一時期開始陸續進入開墾程序，一處處原本無人打理的荒野，被一點點開辟成可供耕作的良田。
隨著移民人口的持續增加，臺灣本島的農業生產能力逐步提升，人口結構也在慢慢發生變化，一個具有相當自給能力的穩定聚居區，在這片土地上一天天生長起來。
對外貿易方面，鄭成功延續了鄭氏家族多年以來在東南亞海域構建的商貿網絡。
以臺灣為中轉樞紐，與日本、東南亞各地之間的海上貿易持續運轉，各類貨物的進出口為臺灣政權的財政收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撐。
臺灣本身的港口條件良好，水深適合大型商船停泊，地處東亞與東南亞航路的交匯節點，這使得臺灣在整個東南亞貿易網絡中具有相當的地理優勢，商貿往來的規模在鄭成功的主導下得到了有意識的擴大與維護。
就在這一系列治理舉措逐步鋪開的時候，鄭成功還在同步推進另一個更大的軍事計劃。
他始終沒有放棄反攻大陸的戰略目標，臺灣在他的全盤構想中，并不是終點，而是一個重新積蓄力量的戰略據點與跳板。
他要求將領們在屯田耕作的同時，絕不能懈怠軍事訓練，操練的頻次與強度要保持在戰時水準，隨時準備接到出動的命令。
大陸方向的情報收集工作從未停止，每一條關于清廷軍事部署與沿海動向的消息，都會被及時匯總到鄭成功案頭。
這張時間表，排得滿而密，每一項都有它的位置，每一項都關乎臺灣這個政權的存續與未來。
然而，就在他一項一項地推進這些計劃、每天的精力都分秒不得閑的時候，呂宋島方向的消息，以一種任何人都沒有預料到的方式，打亂了所有的節奏。
【三】澗內華僑，刀光與血泊
呂宋島上的華僑聚居，有著相當悠久的歷史積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閩南一帶的漁民與商人，數百年來便與呂宋島之間保持著頻繁的往來。
早在西班牙人踏足呂宋之前，從福建泉州、漳州出發的商船便已將這條航線跑得熟絡，沿途的風向、洋流、礁石與港口，都記在了一代代出海人的腦子里。
西班牙人于1571年正式在馬尼拉建立殖民統治中心之后，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持續擴大，遷居呂宋的華僑人數不減反增，聚居規模一代代地累積下來，形成了東南亞海域規模最大的華人聚居群體之一。
到17世紀中葉，在馬尼拉附近一片被稱為"澗內"的區域，聚居的華僑已達數萬之眾。
這些人大多來自閩南各地，從事的行業覆蓋面極廣：大宗貨物的進出口貿易，手工器皿的生產與銷售，船只修造，建筑工程承包，碼頭搬運與倉儲，乃至馬尼拉城內的日常零售與餐飲服務。
澗內的街道上，漳州話與泉州話此起彼伏，各式各樣的招牌和幌子在海風里飄揚。
可以不夸張地說，馬尼拉殖民城市的日常經濟運轉，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華僑群體提供的勞動力與商貿能力。
西班牙殖民官員在私下的報告中多次承認，若是沒有華人，馬尼拉城內的許多日常事務便會陷入停擺，經濟運轉將面臨嚴重障礙。
依賴，然而并不意味著信任。
西班牙殖民當局對華僑群體的態度，歷來夾雜著深重的戒懼與防范，這種情緒滲透在殖民當局處理華僑事務的每一個環節里。
華僑人數眾多，聚居集中，經濟網絡交織蔓延，內部有自己的語言、風俗與社會組織，在殖民者看來，這個龐大的外來群體始終是一個難以完全掌控的變量。
他們需要華僑，卻也害怕華僑；他們依賴華僑，卻又時刻提防華僑。
這種矛盾的心理，在殖民統治的日常運轉中制造出了一種持續的張力，任何一點意外的火星，都可能將這種張力引爆。
這種戒懼，在歷史上已經以極為血腥的方式爆發過不止一次，每一次的后果，都是華僑群體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
1603年，馬尼拉爆發了第一次大規模針對華僑的暴力清洗，史稱"甲辰之變"。
導火索是一個關于呂宋島上藏有巨量金山的荒誕謠言，以及隨之而來的種種猜忌與誤判。
那一次的死亡人數，各方記載從數千到逾兩萬不等，整個澗內華僑聚居區幾乎被夷為平地，街道上橫陳的尸骸在炎熱的天氣里數日無人收拾，慘狀令人不忍卒睹。
1639年，第二次大規模屠殺再度發生。
導火索是殖民當局對華僑勞役與賦稅的過度壓榨，積壓多時的矛盾在一夕之間以暴力形式爆發，華僑被迫起而抵抗，隨即遭到殖民當局的武力鎮壓，結局同樣是華僑群體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大批華僑死于這場鎮壓之中。
每一次屠殺之后，華僑人口都會在短期內驟降。
然而，隨著貿易需求的回升，馬尼拉對華僑勞動力的依賴依然如故，華僑的遷入又會逐漸將人口補回來。
那些一批批重返呂宋的華僑，在異鄉的土地上重新扎根，重新建起店鋪與作坊，重新織起那張維系著馬尼拉日常運轉的商貿網絡，同時也在重新承擔著隨時可能再度爆發的暴力風險。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于這種風險并非毫無察覺，只是除了繼續留下來討活路，他們沒有別的選擇。
1662年的那個春天，這種風險再一次走到了臨界點，而這一次，引爆的導火索來自臺灣海峽的另一端。
鄭成功攻克臺灣的消息，經由活躍于東南亞各地的海商，在極短的時間內傳遍了整片海域，很快也傳到了馬尼拉。
消息在西班牙殖民官員中間激起的，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復雜情緒——震驚、恐慌，以及隨之而來的深重憂慮。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南亞的軍事實力有目共睹，鄭成功偏偏能將其趕出臺灣，那么這支力量下一步的目標會指向哪里？
整個東南亞海域的格局，會因為臺灣易主而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這些問題盤旋在殖民官員們的腦子里，讓他們夜不能寐。
就在這種憂慮情緒持續發酵的過程中，一個謠言開始在殖民官員之間悄悄流傳：鄭成功下一個征討的目標，就是呂宋；而澗內的數萬華僑，早已與鄭成功暗中取得聯絡，屆時將在島內充當內應，配合外部軍事行動，里應外合，將西班牙人徹底趕出呂宋。
這個謠言究竟從何而起，是否有任何實質依據，在現存的歷史文獻中無從找到確切答案。
但對于1662年馬尼拉的西班牙當局而言，這已經足夠了。
殖民總督下令，對澗內華僑展開清洗。
士兵持刀沖入華人聚居區，不問男女老幼，見人便殺。
整夜的哭聲與慘叫聲在馬尼拉的街巷中回蕩，久久不散。
那些倒在刀下的人，有在澗內開了幾十年雜貨鋪的老掌柜，有剛剛從漳州渡海過來、在異鄉落腳還不足一年的年輕后生，有帶著妻兒在呂宋生了根、以為就此安下了家的普通人家，甚至有在馬尼拉出生、從未見過故土模樣的孩童。
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這一生從未參與任何政治密謀，離開大陸不過是為了謀一口飯吃，最終卻死在了距家鄉數千里之外的異鄉刀下，連名字都沒能留下來。
關于此次遇難華僑的具體人數，各方文獻的記載存在較大出入。
《菲律賓群島史》等西班牙方面的史料給出的數字相對保守；《臺灣外記》《海上見聞錄》等中文史料則記載了更高的數字。
綜合多方史料分析，史學界較為普遍接受的估計，是遇難華僑人數在數千至兩萬五千人之間，部分研究者則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更高。
這場屠殺，是呂宋島上繼1603年、1639年之后爆發的又一次大規模針對華僑的暴力清洗，也是三次之中有據可查的、在海外引發最強烈回應的一次。
這個回應，來自臺灣，來自鄭成功。
【四】戰書送抵，呂宋全島備戰
消息傳到臺灣，已是1662年的春末。
將這一切親口講出來的，是幾個歷經數月輾轉漂流、才勉強抵達臺灣海岸的幸存者。
他們中有人身上的刀傷尚未完全愈合，刀口邊緣的皮肉翻著，顯然沒有得到任何像樣的處置；有人在海上漂流期間染上了病，面色蠟黃，氣息微弱，上岸之后幾乎站立不穩，是被人攙扶著走進鄭成功大帳的。
鄭成功聽說之后，沒有讓人把他們安置下去休息，而是當即召入大帳，親自接見。
幸存者們將他們親歷和目睹的一切，一字不落地說了出來。
那些在刀下倒下的街坊鄰居，那些被點燃的屋舍與店鋪，那些無處可逃的老人與孩子，那些在碼頭邊被截住、再也沒能登上船的人，那些倒在巷口、到死也沒能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的普通華僑。
說到激動處，幾個人的聲音哽住了，說不下去，喉嚨里像是卡了什么東西，又強撐著深吸一口氣，繼續往下說。
大帳之中，陷入了長時間的沉寂。
在場的將領們屏住呼吸，沒有一個人敢輕易開口。
他們跟隨鄭成功多年，見過他在戰局最險峻時的沉靜，也見過他在撤退時的壓抑與隱忍，但此刻帳中的氣氛，與他們所熟悉的任何一種狀態都不一樣。
鄭成功的神情并非拍案而起的暴怒，而是一種沉入骨髓、冰涼徹骨的憤慨，那種憤慨在他的眼神里一絲一絲地滲出來，像一柄在暗處磨了很久的刀，刃口無聲，卻鋒利無比，比任何一聲怒吼都更令人不安。
鄭成功開口，聲音不高，字字沉穩，落地有聲："西夷竟敢屠我華民，此仇，不可不報。"
他當即起草了一封書信，措辭強硬，直接派使者快船送往馬尼拉，呈遞給西班牙總督。
與此同時，他下令臺灣各營立即著手備戰，調集兵員，清點艦船，統籌糧草與軍械，為出兵呂宋的軍事行動做好全面準備。
這封信的原文，在現存不同史料中的記載版本略有出入，但核心內容明確可考：其一，鄭成功在信中明確指出呂宋華僑慘遭屠戮一事，要求西班牙當局就此事作出正式回應，并對遇難華僑承擔應有的責任；其二，聲明臺灣已在其掌控之下，要求西班牙方面承認鄭成功在東南亞海域的主導地位，并向臺灣定期納貢，不得再有侵犯華僑之舉；其三，亦是措辭最為強硬的一條——信中明確告知西班牙當局，臺灣的軍隊已經開始集結備戰，若西班牙方面拒絕回應，或以敷衍搪塞之詞應付了事，將以軍事手段追究到底，絕無虛言。
這封戰書送達馬尼拉的那一天，整座城市的氣氛驟然變了。
西班牙總督在接到書信后，當日便召集殖民當局高層官員緊急議事，議事廳內的氣氛沉重而壓抑，與往日大相徑庭。
鄭成功以一己之力將荷蘭人趕出臺灣的消息，早已在整個東南亞海域傳得沸沸揚揚，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清楚這意味著什么。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那片海域的軍事實力并不弱，荷蘭人的戰船與火炮也都是當時的一流水準，在熱蘭遮城這樣一座堅固的城防工事里堅守了九個月，卻還是沒守住。
西班牙人在呂宋的駐軍數量有限，火炮配置與城防工事的規模，也無法與熱蘭遮城相提并論，面對同一支剛剛打贏了那場硬仗、士氣正旺的軍隊，沒有人能夠理直氣壯地保證馬尼拉能夠守住。
議事的結果只有一個方向：全力備戰，同時向本土緊急求援。
馬尼拉城從那一天起進入了全面戒備狀態。
城墻的薄弱之處被緊急加固，磚石與木料日夜不停地從城內各處調集過來，壕溝沿城外挖寬拓深，土方工程晝夜不停。
大炮一門接一門地被推上炮臺，炮口一律對準馬尼拉灣的方向，炮兵被要求保持隨時開炮的待命狀態。
城內原本正常運轉的商業活動迅速陷入停滯，商鋪關門，貨船停靠，街道上巡邏的士兵數量明顯增加，城門的出入盤查變得極為嚴格，任何形跡可疑的人都可能被扣押審訊。
向西班牙本土發出的求援信件一封接著一封地發出去，每一封信的措辭都比上一封更為急切，每一封信上附帶的對局勢的描述，都比上一封更為嚴峻。
與此同時，殖民當局對澗內殘余華僑的管控，在這一時期收緊到了極點。
劫后余生的華僑被要求逐一登記造冊，行動自由受到嚴格限制，未經許可不得離開指定區域，任何被認為與鄭成功方面存在聯絡可能的人，均面臨被扣押審訊的風險，整個澗內彌漫著一種難以言說的窒息感。
整座城市彌漫著一觸即發的劍拔弩張之氣，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一場大戰已經近在眼前。
整個呂宋島上的人，都在等待那支從臺灣方向駛來的艦隊，出現在馬尼拉灣的海平線上。
臺灣方向，軍隊已經開始集結，各營的兵員調配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糧草與彈藥的統籌調配同步展開，出兵呂宋的各項前期準備按照鄭成功的要求逐項落實。
鄭成功本人親自督辦備戰事宜，每日過問進度，態度始終堅決：此仗，非打不可，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為這場風暴即將正面爆發、那支艦隊隨時可能揚帆出發的時候，一件沒有任何人預料到的事情，悄悄在臺灣島內發生了，而這件事，讓那支嚴陣以待的艦隊，永遠地停在了港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