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日本人篡改歷史的本事：其"自虐和黯黑"史觀，究竟有多奇葩？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90年代前后，在德國、法國、英國以及美國學術界都相繼出現了否認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罪行，甚至否認殘害猶太人毒氣爐的存在的動向，這些人自稱是歷史修正主義者。

在日本，1995年2月，《文藝春秋》社的雜志《馬可波羅》最先刊載了西岡昌紀的《戰后世界史上的最大禁區——納粹毒氣爐并不存在》一文，接著，新聞記者木村愛二也出版了《奧斯維辛的爭點》，引發了一場波及學術界、甚至訴訟法庭的爭論。其實，歷史修正主義的“日本版”早在80年代就露出端倪一毋庸置疑，它是萌生在日本政界新保守主義的溫床之上。

進入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加劇，首先在知識界引起了反響，一股以否定侵略戰爭性質，否認戰爭責任為表現形式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泛起，而且大有咄咄逼人、干預朝政、影響民眾、改寫歷史之勢。

1、“自研會”篡改歷史的手法

與日本政界走政治、軍事大國的步調相呼應，知識界的歷史修正主義團體應運而生，他們為了徹底推翻日本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結論，否認侵略戰爭帶給亞洲及世界人民的巨大災難，拒絕戰爭反省和謝罪，炮制了一系列荒謬絕倫的理論，而且初步形成了體系，不間斷地著書立說、散布宣揚。

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站在舊軍國主義和新國家主義的立場上，從國際法、國際政治學、國際關系學、地域學以及歷史學的不同角度攻擊東京審判，認為戰后歷史學始終受著“東京審判史觀”和“共產國際史觀”(又稱馬列主義史觀)的束縛，所以，戰后歷史教科書始終貫穿著“自虐”、“反日”、“黯黑”的歷史，其結果是“培養反日的日本人”。

在此基礎上，他們拋出三個最具代表性的論說：

一是英美同罪論。最典型的代表作是1995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的《戰后50年決議》，把日本的侵略戰爭行徑列入“世界近代史中出現過的許許多多殖民地統治及侵略行為”之中，這也是歷史修正主義利用的最重要的理論武器之一。

二是自存自衛戰爭論。重彈舊軍國主義分子“ABCD包圍圈”的老調，把對外侵略戰爭說成是為了日本國家安全而不得已的“自存自衛戰爭”。

三是解放戰爭說。即宣揚“大東亞戰爭”是“從亞洲驅逐白種人”，“使亞洲獲得獨立和解放”等等。

“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以下簡稱“自研會”)于1995年7月組建，代表人物是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現拓殖大學)，是以初高中歷史或社會科教師為主組成的。它的宗旨是主張改革日本的歷史科教育，徹底扭轉教科書中的“反日”、“自虐”傾向。攻擊現行的歷史教科書全是“傷害日本人自豪感”的“自虐史觀”、“斷罪史觀”、“黯黑史觀”，是“培養自虐、反日的日本人”，“以這樣的教科書教育學生，日本國家不久就要腐蝕、挫滅、溶解和解體”。

結果，在他們的筆下，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是“沒有戰爭意圖的軍事行動”，是“正當的”;東京審判是“復仇劇”、是“違法”；南京大屠殺是“虛構”；東條英機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是“自衛戰爭”；松井石根是“日中友好論者”等等。

藤岡稱:

因為我們是日本人，當然首先要站在日本國益和日本的立場上來考慮問題，所以，必須明確地把本國的生存權和國益追求權作為出發點。
正是“從國益追求權”的立場出發，藤岡津津樂道日本強迫朝鮮開港是:采用了培理同樣的方法，第一次成功地實現了自主外交交涉。

對日俄之間爭奪中國東北的不義戰爭，藤岡定義是:

新生的年輕國家日本，拼死力抗衡世界一流的軍事大國俄國，并將其打敗，乃是偉大的祖國防衛戰爭。

依同樣的“推理”，藤岡從日本的地理位置考慮，認為“為了日本的國益，必須確保朝鮮半島”，所以，中日甲午戰爭也是“祖國防衛戰爭”。可見，藤岡氏研究歷史事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緊緊圍繞著“日本的立場”和“日本的國益”，即便跑出海島同他國一戰，也是“祖國防衛戰”，至于其他國家的國益和民族的權益則不在他的視點之內了。

藤岡認為，日俄戰爭后，因為美國敵視日本的政策，日本在戰略選擇上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為了“日本的國益”，“不得已走向毀滅的大東亞戰爭”。

為此，他提出一個“戰略思考原則”，主張要“重視國際環境”，強調“理性的批判的過程”，在他制定的教科書編寫三原則中，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分析:

日本在國際環境的包圍中是怎樣走的，應該是鮮明地描繪出其曲折的歷史，在外壓和國際環境的變化中日本以什么樣的戰略對應。

他認為，日本歷史上最成功的“戰略思考”是日俄戰爭，由于英國給日本一個“最適合的戰略環境”，因而，“幕末以來日本的安全保障問題全部得到解決”，日俄戰爭后，日本“在原理上選擇了錯誤的戰略”，但那是因為“美國對日輿論的決定性惡化”，日本為了打破“ABCD包圍圈”，為了保衛自己的南方“生命線”，才“不得已與美國開戰”，所以，“大東亞戰爭”也是“自衛戰爭”。藤岡及“自研會”成員就是按著這種荒唐的“戰略思考原則”來啟發學生們學習歷史。

如把“大東亞戰爭能夠避免嗎?”這樣的命題發給學生，再有選擇、有目的地把日本的“生命線論”，“美國逼迫論”，中國的“排日”、“反日”等資料發給學生，“啟發”學生們一步步按著他們的“戰略思考”，來得出“自衛戰爭”的結論。所以，藤岡的“戰略思考”具有“把日本發動的戰爭正當化的意義”。也是“自由主義史觀重要的構成要素”。

在如何認識日本軍隊非人道的戰爭犯罪問題上，藤岡及“自研會”成員完全站在戰爭罪行否定派的立場上，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否認從軍慰安婦的強制性。

然而，歷史事實就是歷史事實，是任何人也無力抹殺掉的，身為東京大學教授的藤岡應該心知肚明，于是他炮制一個“歷史真實相對說”，聲稱:

歷史中的真實只是相對的，對于社會上有爭議的事情不能片面地教給學生，要讓學生們自由地思考，去討論雙方的意見，這才是歷史教學的方法。只片面地講授日本的加害，使之產生對日本人的厭惡感，奪去日本人的自豪和自信，這就是“自虐”史觀，作為講授的中心，應該是日本人引為自豪的歷史。

即使是依據事實，也要從形成國民自豪的視點去講授歷史的多面性。

對此，有日本學者對藤岡氏提出質疑，指出藤岡氏的歷史教學:

不是(向學生們傳授)學問性真理，而是出于某種政治目的，即培養從屬于國家政策的國民。
(藤岡氏)“歷史教育的重點不是追求真理，不過是教化國民罷了。

另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抨擊藤岡的謬說是:

充分夸耀大日本帝國歷史的積極面。(旨在)提高日本國民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

2、“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篡改歷史的手法

“編纂會”于1996年12月2日發表創立聲明，正式成立于1997年1月30日，會長為電氣通信大學教授西尾干二，副會長藤岡信勝、濤川榮太(后藤岡、濤川改任顧問，副會長由明星大學教授高橋史朗擔任，現會長為八木秀次)，其成員除教育界人士外，還包括有文化界作家、記者、評論家、畫家以及日本大型企業、財界的頭面人物，辦有會刊《史》，擁有會員7000余人，號稱萬人，在全國設有49個支部，是歷史修正主義團伙中最大的一支派別。

該會在創立聲明及《趣意書》中稱:

近年來，歷史教育的謬誤不僅未得到糾正，相反越來越陷入歪曲混迷的狀態，甚至將日清、日俄戰爭都視為侵略亞洲的戰爭，證據不充分的從軍慰安婦強制說也被收入教科書中......使日本人失去自身歷史的意義。
本會旨在致力于恢復本國的歷史，編纂具有良知的，能傳給下一代自信的歷史教科書。
為了21世紀的日本孩子們，我們決意編寫新的歷史教科書，從根本上改革歷史教育。
戰后的歷史教育，是讓日本人忘掉應該繼承的文化和傳統，失去日本人的自豪，特別是置日本子子孫孫于持續謝罪、如同罪人一般的命運。

“編纂會”成立后，其社會活動遠遠超過做學問的規模，所以，他們除了戴兩副有色眼鏡，即“自虐史觀”和“黯黑史觀”來認識歷史外，能夠提出的“理論觀點”大體如下:

（1）民族差別觀和人種戰爭說

“編纂會”及其成員在各種場合都忘不了反復強調日本民族的“優秀”，比亞洲近鄰任何國家都具有“優秀的傳統”，是“亞洲唯一維持獨立的國家”。

在它的《趣意書》中就這樣聲稱:

日本從古代就孕育了文明，孕育了獨自的傳統，日本在任何時代都與世界的先進文明合拍。我們的父母、祖先就是這樣毫不松懈的努力，才有今天世界上最安全、富裕的日本。

在西尾干二所著的《國民的歷史》一書中，更是毫不掩飾地闡發了這個觀點，竟然毫無根據的把日本的繩文文明上溯到一萬多年前，又稱日本的繩文文明:要比世界四大文明還要悠久。

副會長高橋也效尤會長的“創新精神”，著文稱:

(日本就是靠)大東亞戰爭，(才)從歐美500多年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支配中解脫出來。

這令日本學界瞠目結舌。因為，從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19世紀算起，迄今充其量不過100多年，只好把哥倫布航海時代也計數之內，才算湊上高橋的500年之說，因此，有學者評論道，“其歷史認識過于粗雜”，僅就其做學問的科學態度言，也足以令學術界齒冷了。

1982年教科書事件后，日本政府考慮到教科書的國際影響問題，在審定教科書條例中附加一項“近鄰諸國條款”，表示要慎重對待曾被侵略、蹂躪的亞洲諸國的意見。

對此，“編纂會”大為不滿，認為“近鄰諸國條款”是教科書問題的“諸惡之源”，特發表聲明稱:

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獨自的歷史，有著不同的歷史意識，我國的歷史認識如果同民族主義剛剛興起的近鄰諸國接近，只能給我國帶來屈服(帝國主義)的結果。

從中我們可以品味出，“編纂會”根本沒把亞洲諸國放在眼里的“大和民族的孤傲”。

和“自研會”的觀點類似，西尾認為，日俄戰爭后，美國對黃種人日本的勝利“抱有拒絕的感情”，所以，是“美國首先把日本當作假想敵國”，日美戰爭是“侵略國家美國繼西部開發的印地安掃蕩戰，菲律賓征服戰之后，白種人征服黃種人的戰爭延長線”，所以，“日美戰爭的責任是六四開或七三開，即美國應負六分或七分的責任”。

對日俄戰爭，西尾同藤岡的認識相同，在二人共著的《國民的麻木》一書中，把日本的勝利歸結為“遏制沙皇南侵的亞洲人種的勝利”，俄國“野蠻、非文明、且持有武力，日本為了自存自立，必須面對重大的局面”，“必須孤立地對應所有的野蠻”。

有學者認為，西尾鼓吹人種戰爭、民族差別的實質是“把國民的注意力引導到美化民族的歷史”，是“著眼于進行民族凈化的戰爭”，是一種“已經超過警戒線的民族凈化史觀"。

（2）戰爭無正義和非正義之說

2001年3月，由“編纂會”編寫，扶桑社出版的兩冊教科書內容被披露出來，內中荒唐反動，受到國內外輿論的強烈譴責和批判。

“編纂會”甚為不滿，出面搞了一個記者招待會，西尾在會上稱:

戰爭根本沒有正義和非正義之說，與道德也毫無關系，不能講是日本正確，還是美國正確。戰爭雖然是悲劇，但是礙難區分善惡。(戰爭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國益沖突的結果，用政治不能解決，最終手段就是戰爭，當時的日本不能選擇與美國不戰而敗的道路。

所以，“日美戰爭是必然的結果”，因為美國“封鎖威脅了日本”。西尾接著稱，“編纂會”編寫的教科書“絕不能下侵略戰爭這個定義，隨隨便便用(侵略)這個詞是惡作劇般的感情論”，因此，我們的教科書用了“所謂侵略戰爭這個概念"。

在記者招待會上，西尾還大談“解放戰爭論”，認為“大東亞戰爭”的結果：使印度、緬甸、菲律賓、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等國獨立。

徹底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版圖，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是歷史的足跡。

順便提及的是，西尾的戰爭無正義和非正義之說也編進了“新”歷史教科書中，只是在審查后刪除。

（3）“戰爭犯罪不只是日本”，“戰勝國也是軍國主義”

在上述的記者招待會上，西尾還就戰爭犯罪問題大發了一番議論，他先是承認:

日本也許確實有戰爭犯罪，但是，在日本的歷史上既沒有人種滅絕，也沒有大屠殺，不僅如此，我們編寫的教科書中，還要指明日本與德國結盟之際，曾提出反對人種差別的方針，還要告訴學生們，日本曾幫助過猶太人。

接著，他提出:

在戰爭中沒有任何國家不犯有戰爭犯罪，戰勝國也不例外。

其實，早在1995年自民黨歷史研討委員會邀請西尾到會報告時(后來形成《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西尾就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說:

戰爭犯罪不只是日本，戰勝國也不例外......任何國家只要參加戰爭就會有戰爭犯罪，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就是明顯的戰爭犯罪，可是美國作為整體而言不是犯罪國家，只是偶爾或有時做過犯罪事情的國家。戰爭中的日本也不是犯罪國家，不過是做過犯罪事情的國家，這種犯罪也是因為場合而不得已的。

可見，西尾的“戰爭犯罪觀”不過是人人有份，半斤八兩，當然也就不該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

西尾還有一個理論，即:

軍國主義不是敗戰國的屬性。美國、英國都有發動侵略戰爭的動機。侵略戰爭不是敗戰國歷史中特有的東西。

他還強調:

如果說軍國主義和侵略戰爭是罪惡的話，如果不正視戰勝國的動機之惡，從這個地球上消滅“惡”的理想就必然破滅。
(所以)我們必須明白，戰勝國也好，戰敗國也好，現在完全是對等的。

3、《國民的歷史》的歪理邪說

1999年，西尾推出一部大部頭的專著《國民的歷史》，上至日本的遠古神話，下至戰后美國對日本的占領，洋洋800余頁，據說已發行60余萬部，成為戰后以來人文科學書籍中最暢銷的書目之一。這部《國民的歷史》徹底推翻戰后以來日本歷史學界的一切定說，甚至包括戰前、戰時史學界有關日本遠古史、古代史、文化交流史的論點。單就歷史分期而言，西尾氏把日本史僅劃成“古代”和“近代”兩個時期，令日本學術各界咋舌驚詫。

因該書內容涉獵廣泛，內中觀點又極其“標新立異”，篇幅關系，摘其主要觀點剖析如下:

A.歷史反映人們的意識，我們不能受史料的制約，應該活用史料，許多歷史學者認為靠事實、實證的積累可以得出客觀歷史的認識是毫無意義的。
B.歷來的日本歷史都把日本描寫成后起步的國家，在古代是(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在近代是歐美的先進文化，這是根本錯誤的，日本未從中國和歐美引進先進文明之前就早已形成了獨自的高度文明。
C.《魏書倭人傳》對日本歷史的記述從開始就是大錯特錯的，日本從繩文、彌生到今天，已形成了一萬年有余的歷史和文明。
D.日本歷史的時代劃分應劃為“古代”和“近代”兩個時期為妥。
E.日清、日俄戰爭是抗拒帝國主義列強對朝鮮、中國的侵略壓力，日本以勇氣和氣概而戰，日韓合并從當時考慮是合理的，把這稱作日本帝國主義是極其荒謬的。
F.大東亞戰爭是圍繞太平洋的霸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沖突。日俄戰爭后，美國最先把日本當成假想敵國，對日歧視，人種差別，壓迫，逼迫，日美戰爭責任是六四或七三。
G.由于戰后的占領政策，形成了英美——民主主義——善；日德——法西斯主義——惡的模式，把戰爭的歷史定界為正義和非正義是錯誤的。戰后教科書只是戰勝國一方的觀點，歐美帝國主義比日本更殘酷，東京審判史觀和占領政策把自虐史觀強加給日本人，又被歷史學者所接受。

《國民的歷史》觀點荒謬反動，可以說是歷史修正主義的代表作之一，且發行量極大，貽害不能小覷。為此，日本“教科書真實與自由聯絡會”組織22名有影響的歷史學家，對《國民的歷史》的荒謬進行了批判，并出版了《徹底批判“國民的歷史"》一書，嚴厲指出《國民的歷史》是戰后皇國史觀的“翻版”，是“向戰后歷史學的危險挑戰”，是“從狹隘的國家主義、民族排外主義、國粹主義、軍國至上主義的立場出發”，是“沒有歷史學修養之人的發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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