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影壇穆斯林巨星林立，象征多元化，已成為莫迪政府的眼中釘

印度電影業寶萊塢，全球領先，每年制作超過2000部電影。

雖然寶萊塢電影大都有載歌載舞的場景，印度電影主題越來越多元化，即便討論社會正義、女性平等、跨宗教婚姻等嚴肅社會問題，也能變成賣座的娛樂節目。

然而，寶萊塢傳統上最賣座的明星、有影響力的電影制作人，大都是穆斯林精英，他們象征的印度多元化，并不受力主“印度教”立國的執政黨印度人民黨所喜歡，喜歡打“愛國主義”牌的印度總理莫迪，已經把寶萊塢視為眼中釘。

莫迪政府加強寶萊塢的內容審查

莫迪政府推行的措施包括不分青紅皂白的稅務調查、捏造對演員或導演的指控、針對某些電影和電視節目的恐嚇和騷擾，以及在門口對執法人員進行令人寒心的斥責。而在新冠病毒導致的電影行業蕭條，寶萊塢基本上保持沉默。

亞馬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管，因為一部名為《坦達夫》(Tandav)的九集政治劇而面臨逮捕，理由是包括一個印度教濕婆神的場景令人反感。面對外界抗議，該劇的導演已經道歉，并刪除了這個令人不快的場景。

但據行業人士分析說，“核心問題在于,導演是穆斯林，演員是穆斯林。”濕婆神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在如今印度教“立國”的氛圍中，穆斯林創作者對印度教的任何闡述很容易被解讀為“褻瀆”。

很快，另一部奈飛定制系列電視劇《孟買女人》(Bombay Begums)遭到了抨擊，印度國家兒童權利保護委員會要求奈飛撤下該劇，理由是該劇會通過“正常化”毒品使用，“污染孩子們的心靈”。然而，行家認為，更可信的動機是這一系列劇集，展示了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的關系正常化，在審查官看來，就像把同性戀、性少數人群描述為“正常化”關系一樣。

寶萊塢和莫迪的印度人民黨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莫迪與其政黨，旨在推廣印度教文化的復興。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擔任首席部長期間，涉嫌縱容2002年的一場大屠殺式種族暴亂，造成10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當年，莫迪因此被列為美國的制裁名單。

但印度又是一個多宗教信仰的國家，在寶萊塢的多元文化譜系，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和基督教徒相融相處的影子，無處不在。

例如，反映9·11恐怖襲擊后全球日趨增長伊斯蘭恐懼癥的寶萊塢影片《我的名字是可汗》(2010年) ，將印度導演卡蘭 · 喬哈爾(Karan Johar)推向國際，而主演沙魯克汗是一名印度穆斯林，也是寶萊塢最大的明星之一，在此之前，他們的合作也有十年。

寶萊塢的穆斯林明星被邊緣化

穆斯林在寶萊塢的影響力一直不成比例。沙魯克 · 汗、薩爾曼 · 汗和阿米爾 · 汗等演員在過去30年中一直在印度電影界風光無限: 在寶萊塢歷史上票房最高的10部電影中，有6部都與這三名穆斯林明星“汗”相關。幾家寶萊塢最有影響力的電影公司，也都是由穆斯林家庭擁有的。

自莫迪2014年上臺以來，印度人民黨政府頒布了許多政策，引發了人們對印度2億穆斯林少數民族邊緣化的擔憂。 崇尚武力的"國民志愿服務團"是穆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JP）前身，但至今在印度影響依然深遠，包括對種族純潔性的堅持，對不同宗教間婚姻的恐懼。

不過，跨宗教間的婚姻，在寶萊塢比在整個印度社會更為普遍。三個“汗”中，有兩個娶了印度教女人。

在莫迪2014年開始的第一個任期內，印度人民黨的水軍、噴子隊伍，已經對寶萊塢的穆斯林明星發起了一些社交媒體攻擊。

阿米爾汗被莫迪政府從“不可思議的印度”旅游大使推廣宣傳中除名，并失去了一筆利潤豐厚的商業代言合同，因為他說感到印度的種族不寬容正在上升。當沙魯克?汗表示，宗教不容忍將把印度帶入黑暗時代時，印度人口最多的邦首席部長約吉?阿迪亞納特指責他使用了恐怖分子哈菲茲?賽義德的語言。

阿米爾·汗可能是中國最受歡迎的印度明星，他憑借電影《三傻》、《 摔跤吧！爸爸》等一系列電影征服了中國市場。宣揚民族主義的"國民志愿服務團"在雜志封面，稱他為"龍的最愛‘可汗’"，影射他在中國受歡迎的地位，意味著“不愛國”。

2020年，阿米爾·汗在土耳其拍攝電影期間，與土耳其第一夫人埃米·埃爾多安見面，雖然印度駐土耳其大使夸獎，阿米爾·汗是印度文化大使，但此舉被極端印度教徒叫囂著要開除國籍，因為土耳其政府曾經批評印度在印巴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的政策。

寶萊塢制作莫迪的傳記影片

莫迪利用明星流量爭取年輕人選票

2019年年初，在印度大選前夕，莫迪團隊組織了一次場面盛大的寶萊塢明星合影秀。

卡蘭·喬哈爾大導演帶著12名一線明星乘坐私人飛機，從孟買寶萊塢前往德里會見莫迪。這些寶萊塢明星把“偉大領袖”莫迪圍在中間，在社交網站上發布自拍。

最值得觀察的一個動向，那就是受邀明星中，沒有一個穆斯林演員或導演。

據說，莫迪在會談中，“鼓勵”電影制作人和演員傳達“愛國主義、印度文化和價值觀”。信息很明確: 莫迪想要一個新的寶萊塢，而不是過去穆斯林明星們統治的寶萊塢。

很快，寶萊塢主要制片人和導演合作，制作帶有民族主義主題的電影。

電影制片人卡蘭·喬哈爾也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上大談特談:

有力而及時的對話可以帶來改變... ... 今天會見尊敬的總理納倫德拉 · 莫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作為一個電影創作群體，為國家建設做出貢獻是非常重要的。當這個最年輕的國家(在人口統計學上)與世界上最大的電影產業攜手合作時，我們希望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我們愿意一起激勵并點燃積極的變革，為一個變革的印度帶來生機。

導演卡蘭·喬哈爾與莫迪合影

莫迪看重寶萊塢在年輕人當中的影響力。

印度超13億人口，近三分之二都是35歲以下，在2019年4月印度大選中，有超過1500萬年輕人是首次參加投票。寶萊塢明星的流量加持，對于莫迪爭取年輕人的投票很重要。

2019年，莫迪再次高票繼任總理，這讓他更加大膽地推行自己的文化議程。

寶萊塢的“戰狼”電影也很賣座

寶萊塢也越來越迎合執政黨(印度人民黨)及其聯盟，制作崇武、愛國主義的題材，宣傳其議程和極端右翼意識形態。

2019年大選前一系列“戰狼式”影片上映

最好的例子，就是2019年票房大熱影片《烏里：外科手術式打擊 》。影片根據2016年印度陸軍對巴基斯坦的外科手術式打擊作為報復烏里攻擊的真實事件改編，這部電影總共獲得342.06億盧比(約合4620萬美元)。

這部電影沒有強調莫迪政府標志性的“外科手術式打擊”造成了許多士兵死亡，影片也沒有反思，正是印度情報失誤導致致命襲擊的漏洞。《烏里》在2019年印度大選前幾個月上映的，當時大選政治氣氛已經很緊張，印度媒體歇斯底里地大肆宣傳“外科手術式打擊”，以表現莫迪及印度人民黨在保衛國家方面的愛國力量和勇氣。電影有些臺詞似乎喚起了極端民族主義的精神，比如: “這是一個新的印度，它會滲透到房子里，也會殺死里面的人。”或“是時候用鮮血來報復了”。

發動對寶萊塢的“道德整風運動”

2020年夏天，曾主演《我的個神啊》男星拉吉普特自縊身亡，給了莫迪政府一個新的機會。人們談到他與濫用藥物的斗爭。拉吉普特的自殺是一場悲劇，但在一家迎合莫迪政府的媒體看來 ，他的死成了呼吁寶萊塢“整風運動”，接受道德審判的契機。

隨著比哈爾邦(拉其普特的家鄉)即將舉行大選，印度人民黨把他的自殺說成是裙帶關系和吸毒精英的謀殺。拉其普特的照片出現在競選海報上，他的女朋友瑞亞 · 查克拉博蒂因被指控教唆他自殺而被投入監獄。很快，毒品管制局搜查了她和電影業其他主要人物的家，表面上是為了搜查毒品，但在寶萊塢看來，更主要是為了恐嚇和玷污寶萊塢明星的名譽。

2020年6月，幾家主流印度電視臺開始連篇累牘，持續對寶萊塢進行輿論討伐。

在印度上議院的一名議員賈亞 · 巴徹(Jaya bachchan)描述了一場“詆毀電影業的陰謀”幾周后，寶萊塢一群重要制片人聯合行動了，提起誹謗訴訟。

2020年10月，共有38個行業團體和制片公司聯合向德里高等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這些電視頻道和評論員停止使用針對寶萊塢電影行業的所謂”不負責任”、”貶損”和”誹謗”的詞語和短語。

一年后，2021年6月，雙方終于達成和解了。

寶萊塢影星們的彷徨

莫迪作為政治強人，總想抓住那個擴音器，激起寶萊塢明星和導演們的恐懼和自我審查。除了在寶萊塢影片，而在印度農民抗議、中印邊境沖突中，當莫迪政府遭遇蕾哈娜等國際明星批評時候，印度明星名流也在社交媒體紛紛進行政治表態，聲援莫迪政府的“愛國主義”立場，也是例證。

很難預測，寶萊塢電影人是否會保持其人格完整。

大導演卡蘭 ·喬哈爾，是寶萊塢的呼風喚雨人物，他既是莫迪新時代的犧牲品，也是一個吹鼓手，試圖按照莫迪的印度形象重塑自己。不過，作為一個未正式出柜的同性戀名導，他創作過以同性戀為主題的電影，還有反伊斯蘭恐懼癥的電影，其底色未必能真正討好莫迪及印度人民黨想要的新時代“愛國主義、印度文化和價值觀”。

1935年，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 · 戈培爾去看好萊塢浪漫愛情片《一夜風流》，后來在日記中羨慕地寫道: “美國人是如此自然。遠遠優于我們。”

寶萊塢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印度。無論莫迪，還是執政的印度人民黨，深知道這一點，并希望控制這個平臺。然而，鑒于印度制度的脆弱，莫迪越是想控制得緊，越可能摧垮寶萊塢的創造力，乃至制造寒蟬效應，按寶萊塢行內人的話，“每個人都嚇得要命，都想保持低調。”

參考文章：https://inkspire.org/post/bollywood-and-politics-the-bjps-increasing-influence-on-movies/-MMhobXiq01Bdo4Ub3JN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1/07/can-bollywood-survive-modi/61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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