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維權必須知道的：17項權利

被害人、訴訟代理人有效開展控告維權，首先需要熟知作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擁有哪些訴訟權利、訴訟義務，以及訴訟權利實現受阻時該如何進一步采取救濟措施，尤其是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維權救濟效果不理想時，被害人、訴訟代理人該如何充分運用現有法律法規、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地影響刑事訴訟的進程和結果，以實現被害人的維權訴求

刑事訴訟法律法規中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及其辯護律師的權利、權利保障等有相對較細致明確的規定。例如，《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明確規定，被告人有委托辯護人的權利；自審查起訴之日起，辯護律師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可以申請法院、檢察院調取司法機關收集但未提交的證據材料；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等。相比之下，《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對被害人權利的規定及權利保障條款相對較少。為有效進行刑事維權、參與刑事訴訟，被害人需要對自己的訴訟權利義務有清晰的認識。被害人比較常見的刑事訴訟權利和義務主要有以下內容。

1

報案控告

被害人發現自己的人身、財產、名譽等權利遭受犯罪行為侵害后，有權向司法機關進行刑事控告，請求司法機關啟動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維權救濟，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責任，并為被害人挽回損失。這是被害人最基本的訴訟權利。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2款規定：“被害人對侵犯其人身、財產權利的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報案或者控告。”

2

作證權利

被害人刑事控告后，必然面臨作證的問題。公安機關需要向被害人調查取證，相關物證、書證等證據材料也需要被害人進行簽認。作證對于被害人而言既是義務，也是權利。被害人有權要求將其陳述作為證據固定，有權要求將其提交的材料作為證據使用。而且，被害人在作證、配合調查時也享有諸多訴訟權利。

例如，被害人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及獲得翻譯的權利。如果被害人是聾、啞人或者不通曉當地通用語言文字，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應當為被害人聘請通曉聾、啞手勢或者當地通用語言文字且與本案無利害關系的人員為被害人提供翻譯。

又如，被害人有知悉證明文件、核對筆錄和親筆書寫陳述的權利。被害人有權要求對其進行詢問的司法人員向其出示相關證明文件。如果詢問筆錄的記載有遺漏或者差錯，被害人有權提出補充或者改正，經核對無誤后，應當在詢問筆錄上逐頁簽名、捺指印。如果被害人沒有閱讀能力，司法人員應當向被害人宣讀。如果記載有遺漏或者差錯，被害人有權要求補充或改正。被害人有權請求自行書寫陳述，司法人員應當準許。

再如，未成年被害人享有適格成年人陪同的權利。若被害人未滿18周歲，詢問被害人時，應當通知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為行使被害人的訴訟權利。無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是共犯的，可以要求通知被害人的其他成年親屬，所在學校、單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到場。被害人若是未滿18周歲的女性，詢問時應當有女工作人員在場。

3

獲得保護

被害人進行刑事控告有權獲得辦案機關的保護。保護的范圍，包括人身安全、身份信息、商業秘密等。被害人本人或其近親屬人身安全面臨危險時，有權請求辦案機關予以保護，辦案機關應當受理并及時審查，審查發現確實存在人身安全危險的，則應當采取必要的保護措施。采取的保護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以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方式出庭作證；禁止特定人員接觸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對被害人的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等。辦案機關應當保證被害人有客觀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并為其保守秘密。如果被害人的作證內容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個人隱私，辦案機關應予保密。

4

法律幫助

被害人進行刑事控告維權有權獲得法律幫助，包括被害人可以委托律師作為訴訟代理人協助進行控告維權，也包括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被害人可以隨時委托律師提供法律幫助。《刑事訴訟法》第46條第1款第1句規定：“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委托訴訟代理人。”被害人及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有權委托一至二名律師、人民團體或所在單位推薦的人作為訴訟代理人，被害人的監護人、親友也可以作為被害人的訴訟代理人。在司法實踐中，被害人往往在刑事控告之前就已經可以委托代理律師，提供法律咨詢意見，并為被害人進行的控告維權提供各種協助。實際上，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有權尋求律師的法律幫助，只是在不同階段，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方式、內容及介入案件的權限不同。

被害人因經濟困難無法自行委托律師的，也可以獲得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法》第29條規定：“刑事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刑事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訴訟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但因證明經濟困難的材料及證明過程相對繁瑣，被害人控告維權獲得法律援助的案件并不常見。

5

知情參與

被害人有效參與刑事訴訟，維護其合法權利的重要前提是被害人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即對刑事訴訟的各階段有知曉并參與的權利。充分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權，如此才可能真正參與到刑事訴訟程序中，才可能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及時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訴求。

在偵查階段，被害人有向公安機關了解案件辦案進度的權利，包括辦案程序、辦案時限、辦案進展以及辦案結果等；也有與辦案人員溝通、提交證據材料、提交法律意見和表達訴求的權利。

在審查起訴階段，被害人的訴訟代理人有閱卷獲取訴訟文書的權利，并有權與辦案人員進行充分溝通、提交證據材料、提交意見和表達訴求等。《刑事訴訟法解釋》第65條第1款規定：“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的，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其他訴訟代理人經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部分觀點認為被害人本身也是證人，被害人親自對案件材料進行查閱、摘抄、復制，掌握案情后，可能會影響其證詞，因此，《刑事訴訟法解釋》并未賦予被害人閱卷權。我們認為，《刑事訴訟法解釋》僅明確規定訴訟代理人可以閱卷，但并不排斥被害人自行閱卷的權利。即便限制被害人的閱卷權，被害人也可以通過訴訟代理人的閱卷獲悉案卷情況，仍然可能改變其陳述內容。因此，限制被害人的閱卷權并不能起到避免其改變陳述的效果。從理論上看，訴訟代理人的訴訟權利來自被害人的委托，被害人無疑更應當擁有閱卷權。從實務角度看，被害人通過閱卷才能充分了解案件證據情況，有效參與刑事訴訟程序.檢察院所作出的起訴書、不起訴決定書等，也都需要向被害人送達。如果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認為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事實并非犯罪嫌疑人所為，將案卷退回偵查部門或監察委調查部門，理論上也應當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后續有權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

6

申請回避

被害人認為辦案人或其近親屬因為各種原因與本案有利害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辦案的，都可以申請有關人員回避。回避的對象包括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公安機關負責人、書記員、翻譯人員和鑒定人等。在任何辦案階段，只要辦案人員具有符合法律規定的回避情形，可能影響公正辦案的，被害人就有權申請其回避。

7

鑒定異議

被害人在控告維權過程中，對于可能導致維權不利的證據材料，都可以及時提出異議，并與辦案人員溝通交涉。若不賦予被害人此等權利，證據一旦固定，會對后續被害人維權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不論是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還是在法院審判階段，被害人對直接關系到其切身利益的事實、證據、程序等不服，都有權向辦案機關提出異議。在所有證據中，對被害人維權產生比較大影響的證據就是鑒定意見。在大部分案件中，鑒定意見都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的關鍵證據。例如，人身傷害類案件，如果鑒定意見顯示輕微傷，則未達到刑事立案的追訴標準，被害人的控告維權無疑將陷入巨大的困境。

因此，辦案機關應當向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訴訟代理人告知用作證據的鑒定意見。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

例如，相某被毆打控告維權案：

相某被毆打后報警，公安機關對相某進行損傷程度鑒定。鑒定意見認為，相某經全身檢查，未見明顯外傷及骨折；主要傷情為左側顴弓約1cm的挫傷。于是，公安機關出具鑒定意見，認定相某的損傷程度為輕微傷，并告知相某如有異議，在3個工作日內提出重新鑒定的申請。

此類人身傷害案件，刑事立案最重要的證據就是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意見，如果鑒定意見為輕微傷，則尚未達到故意傷害罪的刑事立案標準，刑事控告維權比較艱難。此時，代理律師需要做的就是指引被害人及時申請重新鑒定或補充鑒定，爭取改變人體損傷程度鑒定的結果。本案中，被害人相某對該鑒定意見不服，主要理由在于，他的牙齒被打掉一小塊，而且被毆打后相某頭痛不止、流淚不止、視力下降，相某想要提出重新鑒定，尋求律師的幫助。在該案中，根據現有病歷資料，被害人相某的傷情僅有左側顴弓約1cm的挫傷，申請重新鑒定很難得到支持。在律師的建議下，相某趕緊去醫院檢查頭痛、流淚、視力下降等傷情及原因，利用醫生診斷書等病歷資料，才能促成重新鑒定或補充鑒定。

其一，相某再次去醫院診斷，詳細描述病情和案情。相某向醫生講述傷情時，將被人毆打的時間、所毆打的部位、毆打導致的傷害等，詳細描述，讓醫生如實記錄在病歷材料中，這些病歷資料就可以作為傷情鑒定的重要材料，而且是將相某的受傷、傷情與毆打事件緊密聯系起來的重要輔助證據。

其二，醫生診斷的結論，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傷情鑒定意見。對于法醫鑒定而言，最重要的鑒定材料就是病歷資料和人體檢查。雖然被害人相某牙齒被打掉一小塊、頭痛、流淚、視力下降等，但這些傷情對損傷程度鑒定的影響不大，相某需要到醫院就醫，由醫生對這些病癥的病因進行詳細診斷，出具診斷結論。醫生記錄在病歷材料中的診斷結論，會在較大程度上影響法醫鑒定。在對各種證據持有異議時，被害人按照法律之內的路徑，申請復議、復核、重新鑒定、補充鑒定等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但要實現這法律之內的路徑，往往必不可少的是法律之外的路徑。法律之外的路徑即法律沒有禁止的可以采取的救濟措施。司法實踐中表現為被害人、代理律師通過各種渠道與經辦人、經辦部門及相關部門進行溝通、交涉，甚至是投訴，反饋被害人對相關證據的異議，并提出重新鑒定、補充鑒定等明確的訴求。

例如，劉某酒后死亡控告維權案：

劉某與其男性朋友張某約會喝酒、吃夜宵后，兩人去酒店開房。當晚劉某死亡。此時，劉某是被強奸致死還是醉酒意外死亡，直接關系到張某的定罪量刑，更直接關系到劉某家屬的切身權益。

公安機關迅速介入偵查，并對被害人的死因進行鑒定。鑒定意見顯示：被害人劉某的死因是乙醇重度中毒導致急性呼吸、循環功能衰竭。這個鑒定意見就意味著劉某的死亡與被告人張某之間沒有任何因果關系，張某不用為劉某的死亡負刑事、民事責任。劉某的家人收到這樣的鑒定意見通知書后，表示完全無法接受。

于是，被害人家屬向公安機關多個部門進行多次申訴、信訪、投訴，甚至采取了一些不太理性的手段反饋其對鑒定意見的異議。結果，效果是顯著的。該案引起了公安機關的高度重視，省級公安部門很快組織了多位法醫專家一起研討，并進行了第二次法醫學死因鑒定。第二次法醫學死因鑒定意見認為：被害人劉某的死因是乙醇重度中毒導致急性呼吸、循環功能衰竭。 在乙醇重度中毒導致中樞性呼吸抑制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為可壓迫胸腹部，促進胃內容物反流和吸入，促進死亡的發生。

第二次法醫學意見出來后，張某的牢獄之災已然無可避免。正因為這份鑒定意見將發生性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之間建立起了因果關系，劉某家屬的控告維權訴求才可能實現。

最終，公安機關對張某以涉嫌強奸罪刑事立案。最后，法院裁判認為，張某在被害人劉某乙醇重度中毒并處于昏迷的狀態下，強行與被害婦女發生性關系；在乙醇重度中毒導致中樞性呼吸抑制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為可壓迫胸腹部，促進胃內容物反流和吸入，促使死亡的發生。雖然被害人的死因是乙醇重度中毒導致急性呼吸、循環功能衰竭，但張某的強奸行為也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之一，張某應當對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后果承擔法律責任。因此，張某違背婦女意志，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系，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嚴重后果，其行為已經構成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

8

侵權控告

被害人控告維權過程中，如果辦案人員有侵犯被害人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或者采用羈押、暴力、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行為，導致被害人的訴請權利、人身權利遭受侵害，被害人有權提出控告申訴。辦案機關對被害人提供的侵權線索應當予以調查核實，并將調查結果及時反饋給被害人。如發現被害人的訴訟權利或人身權利確實遭到侵害，則辦案機關應當按照相關規定予以處理。 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4條第2款規定：“訴訟參與人對于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

9

要求聽取意見

被害人在刑事控告維權過程中，可以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與各個經辦部門、辦案人員進行溝通、發表意見，溝通的內容包括但不限于涉嫌的犯罪事實、罪名及法律適用的意見，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等量刑的意見，認罪認罰案件審理適用程序的意見，認罪認罰的量刑意見，退贓退賠的意見，被害人因為遭受犯罪行為導致的損失情況等與案件相關的內容。

不同階段被害人向辦案人員溝通的內容重點應有所區別。在偵查階段，被害人可以與辦案人員保持溝通，隨時提交證據材料和關于案件處理的意見，要求公安機關進行刑事立案、對相關人員采取強制措施。在審查起訴階段，被害人則可以要求經辦檢察官聽取被害人意見，要求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發表對犯罪嫌疑人的量刑意見。

例如，《刑事訴訟法》第282條第1款最后1句規定：“人民檢察院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以前，應當聽取公安機關、被害人的意見。”又如，《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9條第1款規定：“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告知其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認罪認罰的法律規定，聽取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對下列事項的意見，并記錄在案：（一）涉嫌的犯罪事實、罪名及適用的法律規定；（二）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等從寬處罰的建議；（三）認罪認罰后案件審理適用的程序；（四）其他需要聽取意見的事項。”然而，“司法實踐中，基層檢察機關往往面臨考核壓力，聽取被害人意見流于形式，辦案人只是按規定進行書面記錄，長此以往也就變成了僅是‘聽聽而已’”。

10

參與庭審

被害人是刑事訴訟中的法定當事人，具有獨立的訴訟主體地位。理論上，“被害人作為案件的關鍵人證，其兼具訴訟當事人和案件證據來源雙重身份，這一特殊性決定了被害人調查是刑事庭審調查的重點和難點”。被害人參與刑事庭審，知悉了全案其他證據狀況，尤其是其他言詞證據的狀況，確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被害人作證的客觀性。但這一制度設計，是立法者在立法時利益權衡的結果，是一種價值選擇，即在保障被害人作為訴訟主體的程序參與權與確保其作為證人的客觀性這兩個價值目標無法兼顧的情況下，立法者優先選擇了保障其作為訴訟主體的程序參與權，為此，立法者寧愿承擔因被害人作證喪失客觀性而導致案情晦暗不明的風險。被害人作為犯罪后果的直接承擔者，有著不同于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獨立訴求，法院有義務通知被害人參加庭審，并為被害人參與庭審提供相應的保障。

當前《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也明確規定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擁有參與庭審的權利。《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刑事訴訟法將被害人與自訴人、被告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并列為刑事訴訟中具有獨立訴訟地位的當事人。《刑事訴訟法》第187條第3款第1句規定：“人民法院確定開庭日期后，應當將開庭的時間、地點通知人民檢察院，傳喚當事人，通知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證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傳票和通知書至遲在開庭三日以前送達。”法院確定開庭時間，需要通知被害人的訴訟代理人，而訴訟代理人就包括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委托代為參加訴訟的人。 在庭審中，被害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向被告人發問。足見，被害人當然有權參與庭審，只是被害人經過傳喚或者通知未到庭的，不影響刑事案件的開庭審理。

被害人擁有參與庭審的權利包括：審判信息的知情權，案卷材料的查閱權，以及參與庭審過程中享有的訴訟當事人權利，包括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參加庭前會議的權利，申請鑒定人出庭的權利，申請回避的權利，申請證人、專家證人出庭的權利，申請調取證據的權利，向證人、鑒定人、被告人發問的權利，對證據發表意見的權利，提交證據材料的權利，進行辯論的權利，獲取裁判文書的權利等一系列訴訟當事人應當擁有的權利。

在當前司法實踐中，涉眾型詐騙案件、集資案件由于被害人人數眾多，法院無法讓全部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被害人委托的訴訟代理人也難以參加庭審。此類案件被害人往往只能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高檢會〔2019〕2號）的規定，向法院申請批準集資被害人代表參加庭審或者旁聽庭審。

11

民事訴訟

在當前司法實踐中，涉眾型詐騙案件、集資案件由于被害人人數眾多，法院無法讓全部被害人參與刑事訴訟，被害人委托的訴訟代理人也難以參加庭審。此類案件被害人往往只能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高檢會〔2019〕2號）的規定，向法院申請批準集資被害人代表參加庭審或者旁聽庭審。喪失行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提起民事訴訟，對加害人進行索賠追償。只是被害人的控告維權具有強烈的刑民交叉屬性，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范圍、賠償項目有嚴格限制，單獨提起民事訴訟也需要充分考慮刑民相互影響、先刑后民等問題。

12

請求抗訴

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裁定的，有權通過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上一級法院上訴。被告人的辯護人及其近親屬經過被告人的同意后，可以提出上訴。被害人及其親屬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后，對附帶民事訴訟部分有權提出上訴。但是，被害人不能對公訴案件進行上訴、抗訴。對刑事部分判決不服，只能申請人民檢察院進行抗訴。因此，被害人作為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缺少上訴權，擁有請求檢察院提起抗訴的權利。《刑事訴訟法》第229條規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的，自收到判決書后五日以內，有權請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人民檢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請求后五日以內，應當作出是否抗訴的決定并且答復請求人。”被害人申請檢察院抗訴的訴訟權利，對應的是被告人的上訴權。被告人沒有申請檢察院抗訴的權利，被告人對一審刑事判決不服可以提出上訴，如果同時向檢察院申請抗訴，檢察院往往會認為這不屬于檢察院的受理范圍。

13

自訴權利

自訴是指被害人親自向法院提起刑事訴訟，直接要求法院通過審判責令加害人承擔刑事責任的一種訴訟方式。在被害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情況下，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可以代為行使自訴權，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根據《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條，刑事自訴的案件類型具體有以下三種：（1）告訴才處理的案件；（2）人民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3）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且有證據證明曾經提出控告，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

14

索賠權利

被害人因為犯罪行為的侵害遭受的經濟損失，有權對加害人進行索賠，既有權在刑事訴訟中獲得賠償，包括賠償和解、追繳退賠，也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但各種索賠方式的程序、性質，以及能獲得的賠償項目、賠償金額有所區別。

15

和解權利

《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刑事和解制度，在符合刑事和解適用條件的案件中，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進行和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被害人出具諒解書，雙方進行和解。即便不符合刑事和解的條件，被害人也可以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屬進行賠償和解，對被害人而言可以彌補損失，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可以獲得從寬處理。 賠償和解是被害人的一種刑事訴訟權利，雖然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和解并不能直接實現案結事了的結果，但被害人可以通過賠償和解更大限度地挽回經濟損失。

16

申訴權利

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有異議，認為判決、裁定確實有錯誤，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依法應當予以排除，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生效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原審訴訟程序違法等，均有權向法院或者檢察院提出申訴。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包括被害人、自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因此，理論上被害人對生效判決、裁定不服，享有申訴的權利。

刑事訴訟中被害人的權利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被害人對刑事訴訟沒有提出獨立訴訟請求的權利，被害人無權增加或者減少控告的事實，無權撤銷案件、無權撤回公訴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都可以提出獨立的訴訟請求，如無罪或者罪輕的請求，自訴人也有獨立的刑事訴訟請求權，即使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達成和解，要求不予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司法機關也應當依法繼續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絕大多數案件雙方和解只能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酌情從寬處理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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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義務

被害人刑事控告維權過程中，既有各項訴訟權利，也有相應的各項訴訟義務。結合《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等法律法規，被害人的訴訟義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作證的義務

《刑事訴訟法》第62條第1款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該規定適用于所有訴訟參與人。被害人作為刑事控告維權的推動者和直接獲益者，無疑更有作證、配合調查取證的義務。被害人未能積極配合司法機關調查取證，刑事案件則難以推進，那么刑事案件的處理結果將不利于被害人的利益。

2.如實提供證據、如實陳述的義務

被害人應當如實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作出陳述，故意捏造事實，提供虛假陳述，情節嚴重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如實提供證據、如實陳述的義務實際上也適用于所有訴訟參與人。

3.在詢問筆錄上簽字和按要求書寫陳述的義務

被害人配合司法機關調查取證時有權對筆錄進行修改，但經核對無誤后，被害人也應當在詢問筆錄上逐頁簽名、蓋章或者捺指印，沒有正當理由不能拒絕在筆錄上簽字、捺指印。必要時，經辦案人員要求，被害人還應當配合親筆書寫相關案件情況。對被害人提供的證據材料，被害人也應當配合作為證據提供人簽名確認。

4. 接受檢查、搜查的義務

部分犯罪案件中，辦案機關為調查取證，需要對被害人的人身或物品進行檢查，提取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指紋信息、血跡、尿液等生物樣本，以確定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特征或者生理狀態。如果被害人是女性，應當由女工作人員或者醫師進行人身檢查。部分案件中，辦案機關則需要對相關場所進行勘驗、檢查、搜查，被害人都應當予以積極配合。

5.其他義務

被害人作為刑事控告的發起者，本就應當積極配合辦案機關的調查取證，根據辦案機關的要求搜集并提交相關證據材料，這是被害人的訴訟權利，同時也是被害人配合調查的義務。例如，在職務侵占、挪用資金等案件中，辦案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往往會要求被害單位對資金被侵占、挪用的情況進行梳理，并委托第三方機構進行專項審計，向辦案機關提供專項審計報告。此時，被害人不能因為資金去向復雜、無法核查清楚等原因推諉卸責，或者要求公安機關自行委托專項審計。被害人的不積極配合，無疑會直接導致控告維權效果不理想。又如，刑事自訴案件中，法院往往會要求自訴人提供被告人的聯系方式等個人信息，此時雖然困難重重，但自訴人也需要積極搜尋，盡量提供被告人的有效聯系方式，避免刑事自訴案件無法推進。

賴建東律師

宋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重大刑事部部長

一直專注于刑事案件的辯護與研究。

代表作：《全流程辯護》、《全方位質證》、《刑事控告實務》、《刑事風險防范》、《如何應對刑事危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