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成立工作專班介入娃哈哈遺產爭奪，并不是個明智的決定

娃哈哈遺產爭奪愈演愈烈，杭州成立工作專班介入。

我認為，這種行為并不是明智的。

為什么這么說，捋一捋宗慶后的發家史就能明白。

娃哈哈的前身是“上城區校辦企業經銷部”，是一家國有的小經銷部，主要服務對象是上城區一些學校，提供 等小商品。這家經營部在1987年以前已瀕臨倒閉，轉折點就發生在1987年。宗慶后拍胸脯承包了這個校辦企業經營部，并立下軍令狀：

年利潤指標為4萬元，利潤如果正好是4萬元，全額交公；利潤超過4萬元的部分，宗慶后可提成20%；但如果發生虧損，則全部由宗慶后個人全額承擔。

宗慶后當時資金不足，于是向上城區文教局借款14萬元開始了經營。開始也沒啥起色，四十幾歲的宗慶后天天蹬著三輪車走街串巷地送貨。但是他腦子很靈活，眼睛瞄向了當時空白的兒童保健品市場。他冒險抵押了自己的房子，請來專家研發出“娃哈哈兒童營養液”。上市一炮而紅，第二年盈利就超出4萬元的數十倍之多。

14萬借款立即就還清了，上城區文教局也得到了利潤中約定的部分。娃哈哈依然供不應求。接下來是擴產，由于產能不足，宗慶后急于尋找工廠。于是他兼并了當時已虧損6000多萬，奄奄一息的杭州罐頭食品廠（國營）。杭灌廠當時已資不抵債，發不出職工工資，靠地方政府財政撥款硬撐著。宗慶后接手后，不僅承擔了杭灌廠所有債務，還讓該廠2000多職工工資很快實現翻倍。

這還不算，幾年后，他又拿出8000萬現金，算作兼并杭灌廠的資金。照理這筆錢他根本不用出，光是還清杭灌廠負債的數字，就遠遠超過了收購該廠所需的資金。宗慶后后來曾說，他把這視為“還債”。

那么到這時候，娃哈哈是個什么性質的企業呢？名義上是100%的國企。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實際上沒有投資一分錢，只是在政策上給了宗慶后一些支持。這種支持也是比較有限的，還到不了市一級。

娃哈哈從投產到銷往全國，幾乎全憑宗慶后一己之力。當時的媒體盛贊宗慶后為“能人”，就是這個原因。在這個過程中，宗慶后本人，娃哈哈的員工和地方政府實現了三贏：企業家發財了，員工收入提高了，地方政府得到大筆稅收。

隨后就到了1999年的股份制改革，經過政府、經營層、職工三方利益的平衡，確定國有股份占46%，宗慶后個人占29.4%，職工持股會占24.6%。當時娃哈哈營收30個億，已經是知名企業，這個比例被設計為"既體現改革力度，又守住底線"的折中方案，也得到了各方的認可。當然，這其中國資也沒有出錢，相當于因為當初把“上城區校辦企業經銷部”承包出去，得到了娃哈哈46%的股份。

之后娃哈哈繼續發展，營收從1999年的30億增至2013年的近800億。值得一提的是，持股方上城區國資委確實沒有長期沒有得到股份分紅。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政府已經從娃哈哈集團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大量的稅收，并且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榮譽和社會收益。

這體現的是地方政府的一個治理思路，杭州市國資委2014年發布的《市屬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報告》曾提及：“部分混合所有制企業通過凈資產增值實現國有資本收益，分紅并非唯一途徑?！?/strong>

具體表現為，國有股對應凈資產從1999年的2.15億，2013年增長為88億，增長了40倍。2000–2013年娃哈哈累計納稅超500億元，其中杭州地方留存部分直接補償國資收益缺失。而娃哈哈成為全國品牌，帶動杭州食品產業所帶來的潛在收益，更難以估量。

這可以解釋國有股份為什么沒有堅持得到分紅，國資的要求是只要娃哈哈在杭州，不必糾結它到底是國企還是民企，這是很高明的認識。也就是說，一家好企業，只求其所在，不求其屬誰，這也是改革開放近50年來浙江經濟能走前全國之前的一個重要法寶。

再看這次突然殺出來的宗慶后三個子女，他們所要求分的，也只是宗慶后之前所擁有的29.4%，與國有股份無關。“國有資產流失”云云，只是一些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外行們不懂事件本質的囈語。

那么現在杭州市上城區財政局介入宗家遺產爭奪，就有點不明智了。本質是人家的家事，他們爭的也不是國有的股份，該打官司打官司，該協商協商。官方介入，理由正當嗎？會不會影響集團的經營，起到相反的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