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在他們身上延續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當我們事后回顧，難免會有一種錯覺，以為這是人所共知的消息，而戰爭也就此終結。然而，當時身處其中的人們對戰爭有著相去甚遠的個人感受，不同的人也并不是同時都會感知到戰爭結束了。

對當時無數普通人來說，戰爭是來到自己身邊的那一刻才真正“開始”了，而當廣播和報紙上宣稱戰爭結束時，對他們而言戰爭卻仍在繼續：他們在戰爭中所受到的創傷和痛苦仍然如影隨形，那場戰爭并沒有就此了結。

要真正理解“戰爭意味著什么”，最好的視角不是那些宏大的戰役，而是戰爭中普通人的遭遇和感受。

在日常生活中是犯罪或不可思議的事，在戰爭中忽然變得理所當然：普通人變成了殘忍的殺人機器；一些婦女被征召去當慰安婦，還聲稱她們是自愿的；有的農民或戰俘被強征到礦山，像奴隸一樣做工；四千多日本孩子在戰后成為遺留在中國土地上的戰爭孤兒……

更多的人，由于習慣了戰時生活，都失去了對正常生活的感知。幼年時父親就在海外戰死的久保進，小時有一次去小朋友家里玩，發現他家有一個自己日常生活中未曾有過的陌生男人，他覺得納悶：這是誰呀？當小朋友叫此人“爸爸”時，他才恍然大悟：“哦，原來這就是爸爸。”

戰爭的荒謬性最極端地體現在那些“根本不知道戰爭已經結束”的人身上。他們仿佛生活在平行宇宙里，一直以為戰爭還在持續——不論是堅持作戰，還是在躲避戰爭，乃至失去記憶，他們都比一般人更長久地生活在戰爭投下的漫長陰影之中，人生也因此完全改變了。

在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之后，很多與大部隊失去聯系的“殘留日本兵”（Japanese holdout）仍在孤島上繼續著戰斗，因為他們并未接到投降的命令。

大場榮投降后與美軍指揮官合影

這些人里，最早知名的是在塞班島的熱帶叢林里打游擊的大場榮大尉，他因為行蹤不定而一度被稱為“塞班島的狐貍”；直至1945年11月27日他才確切得知正式投降命令，并在幾天后率47名士兵向美軍投降。

此后幾年內，在菲律賓、瓜達卡納爾島、硫磺島、新幾內亞陸續發現了八九起這樣的個案。到1953年日本兵村田進在天寧島被俘之后，很少再有此類事例。

1965年，又有人在南太平洋所羅門群島中的韋拉拉韋拉島（Vella Lavella Island）發現一位幸存者，他立即被冠以“最后的日本兵”（the last Japanese soldier）的名號。

但事后來看，這還是言之過早了。直至1990年1月，還有人在泰國南部發現兩名前日軍士兵田中清明、橋本惠之，只不過他們知道戰爭已結束，是懷著“反殖抗英”的目的參加當地游擊隊的。也就是說，他們是有意識地選擇繼續野外軍旅生涯，不管是什么目的，戰爭已經使得他們無法再回歸原來的正常生活了。

1972年，日本兵橫井莊一在關島被發現，在像野人一樣在叢林中生活了28年之后，他已遺忘了原來的所有生活習慣，包括日語，不過在經過82天的訓練之后，他恢復了人的習慣。

他原本是一個裁縫，1938年應征入伍，1944年被分配到關島作戰，沒多久，島上日軍就在同年7月美軍的攻勢下全軍覆沒，橫井也被認定已經戰死，但他和其實和四個戰友幸存下來，退入山區打游擊。盡管第二年日本投降后，島上廣播通告了這一點，但他們不敢相信日本戰敗了，并堅信最多堅持十年，日本一定會反攻并收復失地，而他們所需要做的就是一直等待這一天到來。

在這五人中，有兩人到1946年就堅持不下去投降了，1964年，剩下的兩人也死了，橫井莊一仍然獨自在深山里“作戰”，堅信“沉睡在島上的無數戰友的英靈會幫助我”。直到1972年1月24日，他終于暴露行蹤，2月2日回到日本時引發轟動，厚生大臣齋藤邦芳親臨機場迎接他。

橫井深受軍國主義教育，在關島作戰時懷著“不活著回到大陸”的決心，因而當他回國時，并不慶幸生還，反倒說“我羞愧地回家了”，這話一時成為當年的流行語。當時對正處于戰后經濟奇跡的日本人來說，戰爭早已是遙遠的過去，這樣一個人突然出現，仿佛是時空穿越過來的，提醒著他們“戰爭尚未結束”。

小野田寬郎（1922-2014）

在這些人中，最出名的可能是1974年3月在菲律賓盧邦島發現的日本兵小野田寬郎。

1944年11月他被派往盧邦島時，戰局已經對日本極為不利。12月17日，他所屬的第8師團的師團長橫山靜雄中將要求他率領部屬在島上打游擊，親口下令：

玉碎（自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我們現在暫時撤退，你們到山林里進行游擊戰，三年或者五年之后，我們將會回來，你一定要堅持到我們回來。在這期間還剩下一個人的話，哪怕吃椰子果也要抵抗，絕對不能玉碎，明白了嗎？

這番話讓他付出了此后三十年的人生。他雖然在1945年10月就已看到美國人在當地散發的“日本已投降”的傳單，但卻懷疑這是美軍的宣傳伎倆；而之后菲律賓警察為了讓他相信戰爭已結束出示的報紙及其親友的書信，也一律被他深信都是偽造的。盡管野外環境極為艱苦惡劣，但他篤信長官的諾言，再苦都不自殺，等待著日軍反攻。

就這樣，當世界和日本都已起了巨大變化之際，他仍然頑固地在叢林中固守著自己對那場戰爭的信念，繼續作戰。直至1974年2月20日他和日本探險家鈴木紀夫偶遇，才最終從其老上司那里確信：日本真的戰敗了。

盡管如此，他仍然不能相信，日本早在1945年就投降了，確認這一點時，他驚呆了：“日本怎么會戰敗？我干嘛要像愛護嬰兒一樣愛護槍？”他也極其愛護自己的軍刀，投降的要求之一就是親自將保存良好的軍刀交給天皇。后來日本媒體一度想讓他和橫井莊一對話，但他拒絕了，原因是他聽說橫井將天皇托付給他的軍刀拿來挖洞。

在這29年的時間里，他槍殺了130多名當地的菲律賓村民，并打傷了另外100多人，回國后受到全國英雄般的熱烈歡迎，被視為日本軍人的象征，接受了無數媒體訪問，但他堅持認為自己不必為打死打傷那些村民負責，因為他是處在“作戰”之中。和橫井莊一不同，他在回歸本國時非常不能適應戰后日本的現代生活，尤其無法理解日本社會居然會反戰，始終活在1944年，對他來說時光似乎完全停止了。

在小野田寬郎被發現之后不久，1974年12月29日，在印尼摩鹿加群島的摩羅泰（Morotai）島上，發現了幸存的臺籍日本兵史尼育唔。他身份特殊：身為臺灣阿美族人，以日本名中村輝夫加入當時的“高砂義勇隊”，也有漢名李光輝。

他也是直到那時才知道戰爭原來早已結束，回到臺灣，幾乎恍如隔世。穿越到現代社會，他受到各種沖擊，新年鞭炮聲響都還會驚嚇不已，本能地以為又有戰爭爆發了。他的個人遭遇，比任何事例都更有力地證明了日本在二戰之前對臺灣人“皇民化”，再以“志愿”名義將他們綁架在戰爭機器之上的荒謬性。

這么多日本舊軍人不肯投降而繼續作戰，看似是“頑強的軍人精神”，但更多的倒不如說是因為恐懼。他們害怕當俘虜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他們以為對方也會像自己對待俘虜那樣對待自己。

日軍在各地戰場都以虐待俘虜著稱，有統計表明，在歐洲戰場被德意軍隊俘虜的英美軍人，僅4%在囚禁期間死亡，但日軍俘虜的美英盟軍死亡率則高達27%（見《擁抱戰敗》）。

即便與德軍相比，日軍當俘虜的也極少，而寧可自殺或作殊死頑抗，其作戰的頑強性，使美國第八軍司令官Robert Eichelberger中將在東京審判期間曾公開表明：“日本兵是軍官們夢想擁有的士兵。”然而，另一位美軍將領的評語則更能體察那種人的處境：“日本人是優秀的戰士，作為軍人卻很可憐。”（Japanese is good fighter but poor soldier.）

劉連仁（前排穿西裝者）

這些殘留日本舊軍人最讓人感興趣的一點是其頑強的野外生存能力，橫井莊一曾一再被邀請談論自己那些年如何生活，以至于成了“抗貧生活評論家”；小野田寬郎創辦了“小野田自然塾”，指導青少年野外求生技能；史尼育唔在回到臺灣后，參加登山比賽，結果50多歲的他耗費6小時第一個登頂。

但在我看來，若論人在戰爭和絕境中生存能力最頑強者，當推山東高密農民劉連仁。

1944年9月，他被日軍強征到北海道煤礦；由于不堪忍受虐待，他在戰爭結束前夕的1945年7月30日出逃。

起初他以為北海道和黑龍江相連，在轉了很多圈之后終于發現這是一個孤絕的島嶼，試圖坐船也告失敗，他曾三次試圖自殺，但最終還是回家的念頭支撐他活了下來，在深山里度過13年蠻荒生活。

直到1958年2月9日，獵戶侉田清治（他本身也曾是侵華士兵）無意中發現了他，那時他已部分喪失語言功能，難以與人交流對話，以至于起先無法核實其身份信息。

“劉連仁事件”在當時一度演變成為中日之間的外交爭執。日方最初說他有非法入境嫌疑，后又說他是根據合同來日本做工的，仿佛這一強征勞工是“合法行為”。

雖然在當年回國后，劉連仁曾受到盛大歡迎，在老家也被視為英雄（同是高密人的作家莫言曾說，讓自己最早對北海道產生興趣的，便是“我那個了不起的同鄉劉連仁”），但除了1958年歐陽文彬對他較為生活經歷較為完整的描述之外，并未引起多少國人關注，更別提像小野田寬郎等人那樣所受到的各種捐款、采訪了。2004年出版的《“野人”劉連仁》一書，寫得也相當粗糙。劉連仁紀念館2006年落成，比前日本兵橫井莊一紀念館還晚了三年。

作為一個曾經的農民，劉連仁是一個更純粹意義上的“普通人”和“戰爭受害者”，而他所曾隱身藏匿的北海道山區，生存條件可說比南太平洋的熱帶島嶼惡劣得多了——他被發現時，日本人懷疑其身份的理由之一便是：在北海道如此寒冷的野外環境中，一個人能活下來嗎？

他也并未像小野田寬郎那樣理直氣壯地槍殺或打傷當地人——事實上，如果他那樣做，以日本警察的效率和細致搜索，他恐怕早就被發現了。然而，1986年后，雖然在日本律師的協助下屢次起訴日本政府，但直至2000年他閉上眼睛，也未能等來一個自己想要的公道。

劉連仁的傳奇人生，完全值得拍成電影，也是極好的反戰素材，然而現實是，他的事跡在我們國內罕有人知，而那些“最后的日本兵”倒是出了一本又一本書（橫井莊一至少有三本，小野田寬郎更多，他后來甚至受邀成為大學講師），但真正的英雄難道不應該是劉連仁嗎？

石田東四郎（1912-2009）

相比起日本政府對待當年受害者的態度，中國人即便是對待戰爭施害者也寬恕得多。且不說對日本戰俘和戰爭遺孤如何，就是殘留的日本軍人，也并未如此苛刻。

在侵華戰爭中被首批派往中國的特務兵石田東四郎，在1945年的會戰中左耳后部受傷后喪失聽覺，最后完全失去記憶，衣衫襤褸，以乞討為生。

1946年秋，他被河南南召縣太山廟鄉梁溝村農民孫邦俊收留，夫婦倆頂著社會壓力照顧又聾又啞的東四郎，之后以“李同”的中國名為他登錄了戶籍。1962年孫去世后，兒子孫保杰夫婦和孫子孫祿峰又繼續照料東四郎。在那個特殊年代里，這么做不但沒有任何好處，還意味著極大的風險，是不折不扣的“義人”。

孫家知道他原是日本人，因而在1972年中日邦交恢復后便開始為其回國努力。但由于他完全喪失記憶，一直無法確定其真實身份。直至1993年，DNA鑒定結果才證明這個老人便是早已“陣亡”的石田東四郎。在回到日本后，他享年98歲，是自己十個兄弟姐妹中活得最久的一個。

拋開那些抽象的理念和政治口號，這些普通人在戰爭的遭遇才最能叩響我們的心靈。他們在戰后數十年里的遭遇，代表著那場戰爭未曾消除的最后痕跡。如果我們身處那場戰爭，也有可能會陷入相似的境地，所以才更有必要去反思戰爭的反人性。

把所有這些對照起來，也更能促使我們深思：為什么受害者討得正義那么難？為何一個加害者反倒可以成為英雄？戰爭對普通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

戰爭的確早已過去，但這些問題并未過時，因為它們從未真正得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