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擊案震驚世人，美國何以至此？

美國政治暴力多發，說明美國社會的撕裂已經到了比較嚴重的程度，不同黨派、不同群體之間愈發難以通過和平、正當的法定程序來化解分歧和達成共識。在這背后，是美國政治體系越來越難以既公平、又有效地協調、平衡、團結不同的黨派和群體。

槍擊案震驚世人，美國何以至此？

文/鄧峰

1、當地時間9月10日，美國右翼政治人物、特朗普政治盟友Charlie Kirk被槍殺。面對美國長期以來危害很大的槍支暴力問題，Charlie Kirk曾認為這是維護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必要代價。不幸的是，Charlie Kirk成為了他所說的代價。

在不少人看來，Charlie Kirk的辯論、觀點、行為充滿濃厚的右翼民粹色彩，缺乏理性、審慎、包容，與真正的保守主義存在差距。

可即便這樣，觀點、立場的不同，都不應該成為政治暗殺的理由。只要不違背法治精神，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觀點、立場，哪怕是錯誤的觀點、立場。一旦通過政治暴力來解決觀點、立場的分歧，其實是在破壞維系一個文明社會的共同底線。

2、人性是復雜的、多面向的，由復雜的人組成的社會尤其復雜、多面向，這意味著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不能只有一種聲音，而是應該在一個兼具包容、公平、理性的對話框架下，讓不同的聲音自由競爭。

自由主義合乎人性的重要面向，保守主義同樣合乎人性的重要面向。無論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還是左派、右派，只要在合理范圍內，只要不走向極端，都有內在合理性，都是復雜的人性、復雜的社會所需的不同聲音。當然，正如不少人狹隘理解自由主義一樣，不少人對保守主義的認知既狹隘又偏激，從而背離保守主義。

3、可以不同意Charlie Kirk的觀點和立場，但他的遭遇是不幸的。Charlie Kirk的遭遇不是個例，而是近年來美國政治暴力多發的一個縮影。

在Charlie Kirk被槍殺前的今年6月，明尼蘇達州民主黨籍眾議員梅麗莎·霍特曼與丈夫在家中遇刺身亡，明尼蘇達州民主黨籍參議員約翰·霍夫曼和他的妻子遇襲。再早之前，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籍州長夏皮羅的住所遭到縱火，特朗普在去年競選過程中遇襲。

4、美國政治暴力多發，說明美國社會的撕裂已經到了比較嚴重的程度，不同黨派、不同群體之間愈發難以通過和平、正當的法定程序來化解分歧和達成共識。在這背后，是美國政治體系越來越難以既公平、又有效地協調、平衡、團結不同的黨派和群體，面臨嚴重的危機。

5、早在去年大選期間，針對特朗普被定罪的新聞，筆者已經寫過，美國選民已經撕裂為兩個對立的群體，彼此之間缺乏重疊共識，甚至因為相互對抗而不愿相信法治和選舉規則。歸根結底，其實是美國政治與民眾之間的契約出現危機，是政治體系缺乏協調、平衡不同群體達成重疊共識的能力或意愿，不能如承諾的那樣解決問題，以至于矛盾日積月累，那些失落的群體對政治體系產生不信任感。

6、一個社會若想追求良政善治，應該妥善處理政府、人民中的多數、人民中的少數的關系。政府的存在是為了協調、規范和處理人和人之間、人和社群之間、社群和社群之間的關系和矛盾。只要有人的結群而居，群體中的人和人之間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不同人組成的團體之間、人和團體之間，必然面臨界定權利邊界、建立秩序、協調矛盾的需求，進而便有了政府的產生。因為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社群之間的矛盾、人和社群之間的矛盾，必然要靠一個相對公平的第三者來處理才能長久可持續，而這樣的第三者最主要的存在形式是政府。

然而選舉民主的內在困境讓政治體系經常籠罩在既得利益集團操弄與民粹主義的雙重陰影之下。為什么這樣說？因為選舉民主的核心邏輯是一人一票，是全體成年選民投票來選擇政治領袖和政黨。這里的關鍵是假設多數選民都是成熟、理性、負責任、擅長收集和甄別信息的公民。

但讓人無奈、難以徹底改變的現實是，對于生活在人口眾多、政治事務錯綜復雜的社會的多數選民來說，他們既缺乏資源、金錢、時間去成為理性的選民，又缺乏興趣或內在動力去成為理性的選民。這是人的自利理性在社會分工、階層分化的現實下難以避免的結果。對于多數選民來說，能否作出理性的政治選擇取決于收集、甄別的信息的數量和質量，但這是有成本和門檻的。正因這樣，當讓多數對復雜政治缺乏了解的選民來直接決定國家政治的走向，難以避免會讓非理性的情緒、偏見、謠言侵蝕政治議程，從而從根本上注定選舉民主難以避免的民粹風險。

與此同時，多數選民難以成為理性選民的無奈和選舉作為耗時耗力大工程的現實，勢必容易為少數強者操弄創造有利的土壤或空隙。試想而知，當難以成為理性選民的多數選民不得不直接決定國家政治的走向時，他們的信息、認知從何而來，他們容易受到什么樣的影響。從古至今，無論是蠱惑人心的故事還是“始為群首，終為暴君”的故事，都是屢見不鮮。

選舉不是憑空而生，而是需要投入大量資源，由專門的團隊來負責運作。在選民投票之前往往有長時間的宣傳，選民所能見到的候選人往往是前期各方投入資源進行宣傳比賽的獲勝者。既然這樣，在同等情況下，那些掌握更多資源的少數強者便具有操弄選舉的天然優勢。不僅如此，當選舉結束后，少數強者又能在選民酣睡或忙于生存的縫隙通過聘請專業的游說團體來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從而讓選舉本應通向的公平因少數強者的介入而失衡。

7、關于特朗普現象和選舉民主的困境，筆者在新書《》中寫道：“選舉民主體制的問題在于，在選舉時因為多數普通人的政治理性不足和少數強者憑借資源、知識、能力的優勢地位積極運作，被推選出來的政治領導人常見類型是擅長選舉的平庸政客、與少數強者有千絲萬縷關系的政客，他們是難以在選舉結束后公正協調多數普通人和少數強者的矛盾。因此，當選舉結束后，選舉民主體制的常見問題是：平庸政客、與少數強者有千絲萬縷關系的政客造成政府應盡公共責任難以有效履行，少數強者披著民主外衣，利用信息和資源的不對稱地位游說、拉攏領導人和議員，讓公共政策在多數選民因理性不足而未能察覺的前提下向少數強者傾斜，從而鞏固既得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每一次公共政策傾斜都可能是緩慢的、不易被發現的，但時間一久，日積月累，本是追求公平的選舉民主體制會扭曲為少數強者擴大私利的工具。那些容易利益受損的中下階層民眾，面對自身境遇的日漸惡化，勢必滿腔怒火，對既有政治體系產生深深的不信任感，進而容易所托非人，被野心家、僭主趁機利用，埋下社會不穩定的重大隱患。”

8、對選舉民主的揚長避短

問：你認為多數普通選民在自利理性的影響下難以或不愿成為對復雜政治問題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那你提出的以賢能民主為支柱的混合民主體系怎么引入民主？

答：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地認識復雜人性。正如戰國時期的中國思想家韓非子所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韓非子·八經》）人性是復雜的，分不同面向，理性在其中扮演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個政治體系若想成為亞里士多德所期待的最優良的政體，只能發揚人性的優點，節制人性的弱點，以合理方式順應人性中最難以抗拒的訴求，節制人性中最幽暗、非理性的沖動，為現實政治插上理性的翅膀。

本書認為人性中包含四個十分要害的真相：人性深處對于平等的強烈渴望、熟悉領域的理性人、非熟悉領域的“事后諸葛亮”、社會分工下精英和大眾的分化。

選舉民主只看到人性深處對于平等的強烈渴望，卻忽略熟悉領域的理性人、非熟悉領域的“事后諸葛亮”、社會分工下精英和大眾的分化。正如良好的市場機制，可讓人人在自利理性驅使下達至一個利于全社會的良好結果一樣，良好的民主機制同樣應該讓民眾在人性驅使下，將寶貴的理性運用在最合適的場域，讓推動人類進步的理性光芒盡可能照亮現實政治中的每個角落，最終讓一個社會接近良政善治。

人性深處對于平等的強烈渴望預示著一人一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熟悉領域的理性人意味著在最樸素的利益表達、訴求反饋層面或基層自治范圍的事務，應該賦予民眾適當的選舉權利，主要形式是選舉民意代表。但在超出基層自治范圍的復雜政治事務領域，尤其涉及利益再平衡、危機應對、外交博弈、國家宏觀調控、復雜政策制定實施等問題，多數普通人都是“事后諸葛亮”，故一人一票民主評價遠比選舉民主更能提升民眾政治參與的質量和理性水平。社會分工下精英和大眾的分化意味著應該在民主框架下選賢與能，讓經過重重磨練的政治精英人盡其才。本書提出的方案是公正有效監督下的精英推選和人民評價相結合，精英推選是吸取考試、考察、舉薦的有益經驗，讓對復雜政治問題知情懂行的精英通過協商與投票的方式進行最初的選拔，但最重要的是人民一人一票民主評價形成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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