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維權事件，浮華背后是封建與腐朽

文 | 褐色鳥群

前段時間，《繁花》編劇“古二”在公眾號上兩年的對《繁花》劇組進行爆料和維權的歷程，最終以被封號告終。他通過錄音、文字、圖片等方式，要求劇組給予編劇署名，并爆料傳劇組秘辛。想要以此證明，一，王家衛及一眾大佬如何徒有虛名，還支配使喚畫大餅，二，自己對《繁花》有重要貢獻，后者應該還自己一個名分。

這本是圈內再正常不過的一次維權事件。只不過，本次維權事件由于牽扯人數眾多，且涉及王家衛這種在行業內地位尊崇的大佬，所以不僅屢次鬧上熱搜，也驚動了粉圈飯圈及相關從業人士，各利益關涉方還各執一詞長篇大論大有整頓教育、凈化行業風氣之勢。

我們主要能見到的反駁是以下幾點，要么講導演王家衛不是這樣的人，要么洋洋灑灑的講印象中沒有古二的功勞，并且指出后者沒有過硬證據，且有不少與此事無關的前輩，指出古二沒有職業道德。

最終，劇組啟用塵封已久的媒體賬號發表聲明，聲稱要動用法律武器，古二公眾號也被封號，一槌定音，塵埃落定。這突如其來、波及甚廣的爭論，最終無疾而終的原因，頗為復雜。王家衛這類非常不愛寫劇本，喜愛個人發揮的作者導演，編劇只是它創作過程中的輔助品。《繁花》是個非常特殊的集體創作，因而沒有絕對具體的“編劇”角色。維權者古二確實未能舉出過硬證據，證明他可以署名“編劇”。并且，他犯下了將私下對話錄音公之于眾的致命錯誤。

特別是由于最后一點，本快要明朗的形勢急轉直下，迅速從關乎作品的專業紛爭，變成了一場屢見不鮮的道德審判。古二被封號之后，大導及粉絲歡呼雀躍，大有撥亂反正、玉宇澄清之感。不過，顯然劇組說好的自證清白，最后也是沒了下文。

首先我們不得不問一個問題。影視行業中為何維權的總是編劇？過了這么多年，為何總有編劇出來維權？古二與王家衛之爭，及類似的編劇維權事件，看上去是關于話語權的爭奪，實際上是一個頗為重要的，也頗為棘手頭疼的問題。即，前現代的制作模式，與現代工業體系的矛盾。且前者在勞動不受保障、權力不受約束的環境下，最終使得編劇不被尊重的難題。

在教育體制中，這體現為編劇行業師徒制的培養模式。影視工業幾乎一切環節都可被標準化、工件化、精細化，唯獨編劇不能如此培養。從基礎能力來說，寫作能力和情感感受能力，并不能被規模復制，這與智力和成績都無太大關系，也就不能以高考模式培養。

這幾年，不少頂級院校開設了為數眾多的創意寫作專業，幾乎成了可有可無的文憑批發工廠。而對文字有更高專業要求的影視工業中，核心的劇情創意、敘事節奏、人物設定，必須要獨具匠心且細膩深刻，才能出類拔萃。這就導致了編劇行業“反工業化”特性，注定了它不能通過高等教育撒大網撈大魚的模式產生。恰恰相反，它只能依靠藝術院校師徒制來實現人才供養。

而影視行業名聲雖大，蛋糕又很小，真正的大佬并不屑于到三尺講臺上誨人不倦，而是忙著去業界占山為王。這也就導致了不僅是業界，且學界中也存在的“逆淘汰”現象。大部分學校中，編劇專業的學生，并無法通過課堂獲得所有技能，而是要依靠人際關系、家境背景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去各大劇組、各個名家那里盡早適應高淘汰、高強度的行業情況。

在這種“工作即學習”的模糊關系里，編劇的勞動價值被天然矮化。進組整理劇本資料、大綱，就是熟悉創作流程。熬夜修改臺詞人設，不過是基礎技能練習，甚至可以獨立完成某幾集支線劇情，也可歸納于老師教的好。這些勞動，往往既沒有對應的勞務報酬，更沒有書面明確的職責，久而久之，無論是學生，還是業界，都形成了“編劇很廉價”的慣性認知。編劇從教育體制開始，就成了“學生”，去哪都是學習，是輔助品和一次性耗材，而帶有非“創作者”的自覺。

不管校內校外，這種表面上是學習，實則是工作的師徒制模式，最終結果幾近無償，對學生都是以項目經歷為回報。校內老師得以收獲“產學融合”的美名，校外大佬也可標榜自身“誨人不倦”的美德。

加上我國影視行業本就是導演中心制，所以以這種風氣也從學校逐漸蔓延至業界，兩者相互作用，權力不被約束，問題更被無限放大。

進入現代社會之后，師徒制逐漸從過去的廣泛存在變為高門檻特殊職業的一種生產形態，只適用于不涉及太多創意性的手工職業，或不介入經濟生產的學術研究。

在當前法律法規還不甚完滿的情況下，師徒制產生了多種面貌。正面如燈光、攝影、美術等技術工種，也是在師徒制背景下產生。然而，其處理的對象具有固定和客觀的特點，掌了多少鏡頭，打了多少燈，非常好量化統計。負面如在編劇這類高度創意性，環節又非常復雜的集體勞動中，這種精確計量、按勞分配的機制便不復存在。更可怕的是，導演中心制更使得論功行賞，成了一個誰也說不清楚的羅生門。

相對于其他影視工種的高度專業性和可量化性，編劇行業的先天不足，無疑讓其處于了弱勢地位。加之編劇幾乎是一個項目中最早開始，也是經歷最為漫長的工作崗位，從大綱到成文，動輒十幾稿，文字數十萬，耗時三五年。如何認定其中的創作權益歸屬，如何基于最終成品，判斷情節、臺詞等劇本要素的重要性，是個完全不同于文學作品，也不同于商業利益的棘手工作。

因而，在權責高度不清晰，環節高度復雜繁瑣的情況下，編劇行業更顯示出系統性的疲態。保護編劇權益，除非是甲方自覺，或者編劇自身咖位大，在現實中，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單個編劇，往往無法有足夠腦力、能力組織起浩繁紛雜的劇本。工作室模式或團隊模式，幾乎成了劇組這套機器能運轉的唯一選擇。但是實際而言，這種團隊合作更多體現為依附性的弱點，而非集體力量大的優點。

人馬眾多，方便資方逐個擊破，利于掌控。人微言輕，方便投資人隨時換人，節約成本。精細分工之后，也方便導演和金主隨時改動，在劇情中安插與自己有密切關系的人。加之影視行業素來無工會加持，無強硬法律法規保障，相關從業者的權益就此成了一紙連空文。

進而，底下小編劇不被認可，掌舵的大編劇面對復雜的權力金錢局勢，束手無策成了常態。尤其是娛樂圈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天下苦資本久矣，編劇無論大小，若是沒有金主爸爸加持，則完全淪為了傳聲筒和打字機，處于結構性的弱勢之中。

這不僅體現在了具體的行業生態中，在獎項評審是如此，社會文化對影視權力的認知也是如此。獎項評審中，“導演中心制”的偏向幾乎是公開的規則。無論在哪里，“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女主角”永遠是最受關注的獎項。若是有關編劇，則也是秉持著小作坊式的古老認知，大作必有大佬，大佬在精不在多，只能有一個而非多個，這既利于象征造神，也便于安慰底層牛馬。在編劇工作越來越復雜、艱難的當下，獎項設定可以說依然是資本/權力導向，而非尊重集體和具體的貢獻。

在古二與《繁花》這一爭議中，我們看到的就是該類生產邏輯的結果。導演中心制加上不受約束的權力，就會是一場噩夢。知名編劇牽頭與大導對接，大編劇大導負責把控方向，決定可用內容，小編劇負責前期或細節工作。最終，這些同樣也可以稱為“重要工作”的創作結果，就成了無關緊要的“鋪墊”。

大導和大佬都認為這是給小編劇的學習機會，而并不承認其工作價值。從古二的材料中不難發現，他與其說是爭“編劇”這個名頭，不如說是反映了某種惡劣的行業生態，即大部分編劇不被認可、不被尊重，且絲毫沒有尊嚴的事實。

并且，影視行業的“計件”工資制度，更導致了眾多從業者陷入了無比被動的局面之中。國內編劇行業中，并沒有建立有影響力的行業工會，也沒有和明星一樣提供法務、勞動保障的經紀公司。影視行業的項目制，決定了它按“件”為計量單位，以集數和部數為價值尺度。大導或大佬，也并不會認為編劇前期工作中的設想和嘗試有多大價值。而編劇的創意性和藝術性，也必須要完全依靠其它工種實現。這導致了大部分編劇在影視流程中，實則淪為了朝不保夕、手無寸鐵的零工與學徒。

寫的東西被選上，便是可堪大用。寫的沒被選上，則是做了無用功。更何況，編劇若無定金，也就基本無經濟保障，工作成果也無無客觀的價值評估標準。編劇的創意好不好、付出的勞動值不值，對于王家衛這種級別的人而言，全憑他的判斷，而非一套明確、統一的行業規則，更不可能基于觀眾審美和市場反饋。

古二一事，之所以到了說不清、道不明的地步，正是因為這點。事后，《繁花》劇組言之鑿鑿要披露的材料、劇情創作過程遲遲不披露，也有這方面的原因。在《繁花》這類非常特殊的影視作品中，有關文字文學資料，完全由王家衛這類功成名就的作者導演認定價值。那么，古二其實并不能“自證”。因此，此次事件中，并無太多同行義憤填膺出來聲援的情況，也就便于理解了。

我們都知道，影視圈基本算是個熟人社會，基本依靠人情世故運轉。他們能否有飯吃，基本取決于彼此的熟絡程度。而零工計件式的報酬分配模式，也使得無數從業者，不僅出頭無門，而且敢怒不敢言。長此以往，自身勞動無法被完全承認，權益不被尊重，進而帶動整個行業朝著平庸、爛俗的狀態發展。

因而，一些事情就非常容易理解了。行業在影片故事層面的衰落，肉眼可見。這幾年，到處充斥著同質化的安全表達。古偶劇動輒三生三世、復仇逆襲，甜寵劇總是霸道總裁、傻白甜當道。價值觀也集體出現了偏差，無論現代劇還是年代劇，千篇一律進步主義的演講大賽。無論革命還是現實題材作品，到處最終彌漫著小布爾喬亞味。這固然有整個行業、文化經濟環境的大背景，但也可折射出編劇行業疲軟的事實。我們不由得發出一個疑問，好編劇去哪里了呢？

答曰：不被重視，另尋出路去了。

編劇行業是近年來環境最惡劣、人才流失率最高的行業。于冬等業內大佬哭天喊地，呼喚不拘一格降人材的事情，早已不是新聞。北京文化傳媒公司倒閉者、轉行者眾多，也是肉眼可見的事實。筆者畢業七年之后，所有從事編劇工作的同學，也都逃離了北京。

相比之下，來錢快的短劇，錢多的游戲，或者文案策劃等行業，都比相當不尊重人的影視行業，不啻為更好的選擇。當然，如果你有個還在北漂的，住過地下室的編劇朋友，他一定會講出不少比古二更加精彩的故事。

古二所憤憤不平的也是這點。無非是觀眾習慣于導演中心制，吹捧大導與明星，而自己和無數小編劇付出的創意勞動，卻像被扔進了垃圾堆。既不被觀眾看見，也不被制度承認。無非是大導權勢滔天，壓榨新人，后者做牛做馬，肩挑生活助理和編劇工作，還不被承認。

這背后，當然不是個別人的道德、品質問題，這正是影視行業多種前現代機制合力的表現，也是無工會、無行業規范的結果。這讓編劇的價值從生產到傳播，都被層層稀釋，最終淪為可有可無的小角色。

果不其然，事情并沒有如古二想的那樣發展。什么樣的行業生態，就有什么樣的輿論環境。爭議一出，傾慕于《繁花》中富麗堂皇世界的粉絲們奮而反擊，認為大導和大佬并不會如此不堪。劇組同人，則全力維護他們心中的完美藝術家，宣揚前輩德藝雙馨，“鬧事者”無德無功、胡攪蠻纏。這背后并不是所謂維護“道德”“法律”，而是既得利益者，在冠冕堂皇地傳教說書。

這種惡臭和傲慢，倒也不用我們多說什么。久而久之，這種“維護權威、否定維權者”的輿論慣性，會進一步固化行業的前現代機制，加之毫無存在感的法律保障。一種奇怪的心態就出來了。

維權者不能完美無瑕，則必定是錯誤的、邪惡的。大導是神圣的，必然是無辜的。大佬是如老師一般正義的，肯定是完美的。論證陷入一個又一個循環自不用說，行業水平進一步下滑，風氣進一步惡化，不知粉絲們，到時候是哀嘆奸邪作祟，還是經濟下行呢？

到時候，很多人才會知道，這才是一個比《繁花》更精彩的故事。電視劇只講了一個小兒科的食利階層的發家史，而多個不思進取的利益方最終把一個行業，把自己玩砸的故事，才更為深刻和真實，而這樣的真實總是在上演。

近期文章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