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是脆弱的一代：一位教授的三年調研，揭開休學少年的隱痛

在梁鴻看來，如今的孩子是被束縛的一代人。社會、學校、家庭共同建造了一套嚴密的系統，從四面八方將他們緊緊箍住，制造出他們的痛苦。想要解開這個困局，需要每一個個體的警醒與反思。

文丨新京報記者郭懿萌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吳興發

?本文6030字閱讀8分鐘

16歲的雅雅躺在床上，腦子迷迷糊糊的，耳邊不斷傳來母親和她朋友絮絮叨叨的勸誡：“要堅強”“不能太脆弱”。

雅雅覺得自己像一只被圍觀的猴子，所有的目光都黏在她身上。“很煩，活著太讓人絕望了。”念頭一閃，她猛地沖進廚房，抓起菜刀胡亂揮舞。母親和朋友嚇得失聲尖叫，慌忙叫了救護車。

就像電影里演的那樣，幾個壯漢破門而入，把雅雅制服在地，用繃帶綁上，押到救護車里。救護車呼嘯而去，沒人想得到，里面被綁著的女孩，半年前還是這座城市最好高中的優等生。而她此刻要前往的地點是市精神衛生中心。

雅雅是梁鴻在《要有光》一書中的真實人物。三年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梁鴻走入休學青少年群體，試圖還原他們的生活軌跡與內心圖景。

梁鴻在書中記錄了位于三個地點十幾個家庭的故事，他們分別代表了二三線城市、一線城市與縣城鄉村面臨的不同現實困境。書中大多數休學少年，都被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困擾著。

在梁鴻看來，如今的孩子是被束縛的一代人。社會、學校、家庭共同建造了一套嚴密的系統，從四面八方將他們緊緊箍住，制造出他們的痛苦。想要解開這個困局，需要每一個個體的警醒與反思。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梁鴻。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梁鴻的自述。

“我必須考第一”

這本書的緣起，是我自己在養育孩子時經歷的迷茫與痛苦。作為一個成年人，我似乎擁有很多知識，但在面對孩子時，過往的知識儲備好像都無效了。他有自己的世界，卻不愿向我敞開；我能察覺他的痛苦，卻無法觸及那痛苦的根源。

在與許多家長交流后，我發現類似的困惑普遍存在——明明眼前是一條看似正確的路，為什么孩子就是不愿走？為什么他們連一句話都不愿對父母多說？更有甚者，一些年紀尚小的孩子已經開始厭學，拒絕踏出家門一步。

我產生了一個疑問：如今的生活條件越來越好，孩子們并不缺吃少穿，可為什么他們的內心世界，卻越來越不健康？

那時的我，尚未意識到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已成為嚴峻的社會議題。

后來，我多次探訪精神專科醫院，在候診大廳里，看到超過半數的患者都是未成年人。他們身著校服，或許剛剛離開課堂，看完病還要趕回學校。而陪在他們身邊的家長，眼中寫滿了茫然與焦灼。

就在前幾天，10月10日，世界精神衛生日，央視發布了一個調查數據：我國6至16歲在校學生中，精神障礙的患病率高達17.5%。這還只是確診的案例，背后還有更多孩子未曾走進醫院的大門。實際上，在這之前，每年的藍皮書都有非常具體而讓人吃驚的相關數字。

于是我發出了征集，想問問有沒有孩子愿意聊聊自己為什么休學。濱海市的雅雅找到了我，她覺得我在做的這件事有意義，希望自己的故事能給別人帶來信心。

雅雅是一個很典型的“學霸”，在濱海市最好的中學里也能考到班級第一名。但是這樣一個成績優秀的女生，突然在16歲高一下學期，不敢出門，不愿見任何人——她害怕被別人超越，一想到考試就雙手發抖、渾身冷汗，腦海中反復回響著別人翻動試卷的聲音，自己的試卷卻一個字也讀不進去。

當她向母親傾訴時，母親哭得比她還厲害，臉上寫滿無助與沮喪。父親見到這一幕，情緒暴躁，認為哭泣是一種恥辱，去精神科就診，則意味著他們家庭教育的徹底失敗。

雅雅被確診為中度抑郁和焦慮。服藥三個月后，她的狀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愈發嚴重，甚至兩三天不進食，終日躺在床上，一動不動。母親也隨之崩潰，整夜失眠，開始和她一同服用抗抑郁藥物。

母親對她說：“讓媽媽來替你承受吧，你再這樣下去，媽媽也活不下去了。”然而這樣的“安慰”，在雅雅聽來，卻意味著自己是母親的負擔，不如結束生命。隨后就發生了那一場雅雅揮舞菜刀被送進醫院的事情。住了20多天醫院后，雅雅學會了表演“正常”，得以出院。

那次住院對雅雅的情緒問題幫助甚微，她很多次設想，是否真的到了住院的地步？母親給出的答案是：母親自己已經到了癲狂的狀態，雅雅再不去住院，她就要崩潰了。

父親的反應則進一步加重了她的心理負擔。有一次他甚至跪在地上向她磕頭，叫喊著：“你快點好，我們都受不了了。”

我逐漸意識到，當孩子出現心理問題時，許多家長的反應都如雅雅的父母一樣——崩潰、無助。他們在應對這一挑戰時，有時表現得像個孩子，甚至不如自己的孩子懂得如何尋找出路。

后來，經醫生推薦，雅雅結識了阿叔。阿叔是一個心理咨詢師，開辦了一個特別的“補習班”，專門接納那些因情緒問題而無法正常上學的孩子。

在阿叔這里，雅雅曾經引以為傲的學習成績，反而成了最不被關注的部分。她逐漸從“好學生”的單一思維模式中走出來，看見人生更多的可能性——生活不只有考試和分數。在這里，她可以安靜地閱讀，自由地剪輯視頻，周圍的其他孩子也有著不同的愛好與人生規劃。

阿叔運用認知行為療法，幫助雅雅分析她焦慮背后不合理的思維模式。他告訴她，“我必須考第一”這種想法，其實是一種“非黑即白”的思維陷阱。唯有學會放下這樣的執念，情緒才能真正得到緩解。

同時，家中的布局也時常讓雅雅感覺難受。在家中，雅雅住在明亮的主臥，父親住在次臥，緊靠次臥外墻放著媽媽那張單人沙發床，窄小、低矮。雅雅多次提出搬到次臥卻被父母拒絕。

在阿叔的一次家長會中，雅雅點明了這種難受的根源：母親一直糾結于自己的自我犧牲，她希望讓丈夫女兒都注意到自己的委屈。這種情感綁架會讓母親不自信，也會給予家人壓力。當她真正學會愛自己、找到自己的生活時，才能幫到雅雅。

阿叔有一句話我很認同，中國現在還延續著感性思維，自我感動，報恩教育。其實，我們有一個核心問題始終沒解決：愛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根本不去想你孩子所想的，不去關注他的內部思維，你怎么能真正愛孩子？

現在的孩子比以前更脆弱嗎？

在阿叔的補習班里，我見到了更多像雅雅一樣的孩子。敏敏從小父母感情不和，因為一點不如意都會暴打她。我看到敏敏的時候，她兩個手腕密密麻麻都是自殘留下的疤痕。孩子不想結束生命，只是內心壓抑得太久，不得不通過這種方式轉移注意力。

很多孩子在自殘乃至自殺之前，都有過求救信號。家長們只要稍微把眼睛往孩子那邊看一看，他們的情緒是一覽無余的。但是家長只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或者把孩子作為一個發泄對象，沒有在意他們的內心世界。

初一時，敏敏的成績已經滑落到班級末尾，完全失去了學習的動力，父親卻把她送進了一個“超級中學”里，試圖提高她的成績。積壓太久的痛苦讓她選擇自殺逃避。

這樣的“超級中學”在全國各地不斷涌現，我在丹縣認識的小遇也被送進了一個類似的學校。

小遇是復讀生，高考只考了個二本，父親把家里東西砸了個遍。他告訴我，幸好自己忍受力強，否則按照父親辱罵的那些話，他只有跳河自殺才能謝罪。

母親找了關系將小遇送進了丹縣附近的一所“超級中學”，這所學校幾乎每年都有清北學生出現，985、211的錄取率很高。這里的管理以嚴苛出名，從早晨五點半起床到晚上十點半查寢，學生的每一分鐘時間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小遇告訴我，幾乎所有同學都患有痔瘡和便秘問題——這完全是憋出來的，課間休息時間太短，廁所坑位有限，根本來不及上廁所。每周日下午四點到六點是唯一的放假時間，小遇會去外面賓館開個鐘點房，用這兩個小時洗澡、洗衣服、買點東西、見家長。但短暫的時間里，完成這些就像在打仗。

六點返回學校后，新一輪的循環又開始了。這樣的生活小遇堅持了一年，但有的孩子要從高一熬到高三。如此高壓的環境下，曾有學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最終小遇考上了一所普通一本高校，我見到他時，他的頭發是黑色的，但他告訴我，高三的一年里，他的頭發白了一半。

社會上經常會有一種言論：“現在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比以前更脆弱了。”這是很不公平的說法。當下的時代語境已與往昔不同，雖然經濟條件改善了，但孩子們的成長空間卻變得異常狹窄。社會、學校、家庭共同營造了一種令人窒息的緊張氛圍，一切都圍繞著升學展開。

在這種氛圍的籠罩下，孩子們根本沒有時間玩耍、發呆，或是與大自然親密接觸，好像所有空閑的時間都是罪惡的。他們幾乎是被束縛的一代。這就像一套嚴密的系統，從四面八方將孩子緊緊箍住，制造出他們的痛苦。

阿叔曾經好幾次急匆匆地沖進精神病院，看著被綁的孩子流淚。他對孩子的父母說，孩子根本不需要住進這樣的醫院，請求他們將孩子接出來，由他來照顧。

有的家長同意，但有的不信任他，不愿嘗試新的方法。這恰恰暴露了我們社會存在的一個空白——對于那些既無法在學校正常上學，又遠未達到需要住院治療程度的孩子來說，他們該何去何從？

像阿叔這樣的人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去處，據我所知，民間還有不少類似的機構正在嘗試各種創新方法，幫助孩子們接觸社會、開拓視野，最終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比如組織親子營地，讓家長和孩子在各自療愈后重新建立溝通；帶領孩子走進自然，學會釋放情緒；在阿叔那里，許多同齡的“病友”成為彼此的支持，這種朋輩之間的力量是不可替代的。

這些多元化的方法暫時填補了現有的空白。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行業良莠不齊，如何甄別優質資源、如何建立行業規范，還需要相關部門給予足夠重視。

《要有光》封面圖。圖源：中信出版集團

“我的創傷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文明的創傷”

北京海淀區是唯一一個我沒有匿名的地點，它太具有獨特性和象征性。在這里，家長們不自覺地被卷入“雞娃”的洪流中，“清華”“北大”這兩所高校，無辜又強勢地扎根在大部分北京家長心中。

吳用的母親從他一歲八個月上幼兒園時就開始謀劃。在周圍朋友大多選擇一個月800元的幼兒園時，她選擇了一家私立雙語幼兒園，一個月2380元，相當于她上班后第一個月的工資。那時的她驕傲自己很有遠見，敢于傾其所有支持孩子。

吳用三歲之后，每個周末都被各類培訓班占用。除了英語與數學外，還有鋼琴、圍棋、輪滑、跆拳道、笛子、籃球、網球、游泳、編程等。

這種安排和我身邊很多海淀孩子一樣，他們從小生活中就充斥著成年人世界的“功利”。學鋼琴是功利的，學舞蹈也是功利的，他們沒有真正喜歡的愛好。這也是現在很多孩子喜歡玩手機的原因，他們沒有見過真正的山川、礦石、動植物，也沒有人陪他們去探索。他們的世界過于狹窄，只能從屏幕里窺視外界。

對于吳用來說，擁有一份愛好既幸運又不幸。初一時，他對數學表現出超常興趣，他能從數學中感受到美感，輕松解出一些高難度題目。但這種愛好同樣被功利化——參加競賽是一條通往清北的“捷徑”，但需要大量刷題取得獎牌。

吳用不愿重復刷題，他感覺那樣的自己像個機器，這導致他卻總在簡單細節上失誤。母親知道，這樣的狀態無法成功獲得獎牌。于是她逼著吳用寫完習題，每次看到他空白的作業，都會隔著房門與他大吵。

升入高中的吳用在競賽班里出現了軀體化癥狀，失眠、頭疼，最終確診為重度抑郁癥與重度焦慮癥。在精神類藥物副作用和競賽壓力的雙重夾擊下，他不再愿意出門，甚至不想起床。最終，辦理了休學。

后來，在一個深夜，吳用和母親進行了長達八九個小時的交談。吳用告訴母親，他原本希望家是一個可以互相取暖的地方，卻發現那不過是學校的延伸——一進門，映入眼簾的總是母親那張因擔心作業寫不完而憂慮的臉。而父親，幾乎見不到蹤影。

吳用曾說：“如果那個時候你同意我休學，可能我就不休學了，休息幾天又去上學了。”孩子的情緒就像一根皮筋一樣，抻得太緊了，就容易斷；如果放手松一松，反而有可能恢復彈性。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吳用說的那句話：“媽媽，你得繼續學習，你得知道人類創傷的復雜性和必然性。我的創傷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文明的創傷，不是簡單的海淀區青少年的創傷。”

曾經有讀者問我：“這些小孩說得太完美了，你是不是做了虛構或潤色？”一絲一毫都沒有。我們從來沒有給孩子機會來訴說自己的想法，我們都是呵斥式的對話。

那一次，吳用和母親的身份調轉了過來，兒子成了解釋者和勸說者，母親在抗辯的同時慢慢理解和認同了兒子。一些平時難以敘說的情感也被梳理出來。

我們的孩子其實一直在努力，他們擁有無比豐沛的內心世界。雅雅用滿書架的書籍治愈自己，敏敏在烘焙小餅干的過程中找回生活的感覺，吳用能從數學中感知到美……這些難道不值得我們去由衷地欣賞和贊美？

最需要照亮的，其實是家長

很多心理咨詢師告訴我，如果一個生理正常的孩子得了心理疾病，孩子的背后往往站著一對有問題的父母。如果希望孩子好轉，父母必須改變對待孩子的態度與眼光。

中國家長普遍傾向于“打壓式教育”，很少給予孩子鼓勵。這與我們的文化習慣有關——我們崇尚含蓄、謙遜，但這種謙遜慢慢異化成“不敢夸孩子”，這是不對的。我認為家長應當逐步調整，學會認同孩子，真心覺得98分非常棒，89分、70分也值得肯定。

我的書名叫《要有光》，動筆之初，我以為是要為封閉的孩子照亮自由的路；但后來我意識到，最需要被照亮，也最需要自我照亮的，其實是父母。父母同樣需要成長，需要持續學習，沒有人天生就能成為完美的家長。

我們家長很少提“快樂教育”，只有“卷”的概念。書中我寫了一個實行“快樂教育”的媽媽文莉，但孩子依舊休學了，根本原因在于缺失陪伴。“快樂教育”不等同于放養和躺平，而是陪伴孩子去認識世界，去尋找更多的路徑。這種責任不僅是母親的，父親也不能逃避。

一個孩子心理生病了，社會、學校、家庭都有責任。但我覺得，我們要講“一米之內”的力量。作為孩子的養育者，最親密的人，父母的改變是最重要的。少報一個班，少刷幾道題，孩子的成績就真的不好了嗎？學習成績不好，選擇職業教育學一門手藝，難道就不能養活自己了嗎？

書中的很多家長慢慢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也在學習心理知識。文莉為兒子養了一只小貓，讓兒子負責處理小貓糞便、洗碗、倒垃圾，他都完成得不錯。在看到小貓時，這個幾乎沒有情緒波動的孩子也有了笑容。

對于上學的問題，文莉和兒子還沒達成一致，但在那之前，她也“躺平”了，不再焦慮兒子，自己上班、散步、養花、擼貓。圖書出版后，文莉告訴我，她仔細地看了自己的那一章，她覺得自己和孩子交流比原來好了很多。

看到他們的變化我也很欣慰，哪怕只是找孩子聊聊天、帶著孩子去想去的地方游玩、養一只寵物，家庭氛圍的改變都是潤物細無聲的。

作為成年人，我們生活工作中有太多不如意，可能也不是一個很成功的人。但是面對孩子，想要他有健全的人格，大人們要勇敢起來，不把那些灰暗的情緒變本加厲傳遞給孩子。只有這樣一代一代努力，才能把整個社會氛圍改變。

這三年的調研和寫作，對我而言也是一次珍貴的成長。我更懂得理解孩子，更愿意傾聽他的感受。在我看來，平等地對待孩子、信任他們是我們必須邁出的第一步。

（文中濱海市、丹縣、吳用、雅雅、敏敏、小遇、文莉、阿叔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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