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宇：樞紐藍圖——從“物理樞紐”到“價值樞紐”

2025年9月21日，以“應變·煥新”為主題的第十屆清華同衡學術周在京開幕，23日上午“創新生態·動能升級”主題論壇成功舉辦。清華同衡總體五所副所長謝宇以《樞紐藍圖：從“物理樞紐”到“價值樞紐”》為題做報告。她強調，我國樞紐城市的建設，已從“物理聯通”的1.0時代，歷經“功能聚合”的2.0時代，正邁向“價值賦能”的3.0時代。

謝 宇

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總體五所副所長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著重提出，“充分發揮城市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樞紐作用。”在全球化深度演進的今天，任何一個具有創新活力的城市都不可能是一座孤島，它必然深度嵌套在由人流、物流、資本流、信息流所構成的復雜網絡之中。創新是城市提升樞紐地位的關鍵動力，而樞紐地位提升又能進一步促進城市的創新，兩者相輔相成。

1. 機遇與挑戰：城市成為內外鏈接的主角

1.1 世界視角：全球正加速形成互聯互通的超級版圖

首先我們來審視一下城市在新格局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超級版圖》一書中提出，當前全球正在加速繪制一張“互聯互通的超級版圖”，互聯互通程度與樞紐等級成為決定城市地位的重要因素。但與此同時，逆全球化思潮涌動，國際摩擦加劇，也對城市的鏈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韌性要求。

1.2 中國大局：中國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當前，我國正加速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樞紐城市的建設重點也由過去“以外為主”轉向“內外兼顧”，不僅要注重聯通國際市場、吸引國際流量，更需要突出服務國內大循環的重要作用，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

1. 內涵與特征：何為雙循環樞紐城市？

2.1 什么是雙循環樞紐城市？

雙循環樞紐城市是指能夠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發揮關鍵連接點、集散地和轉換器作用的城市或區域。優越的地理區位與通達的交通網絡。這類城市通常具備五大核心特征：

第一，優越的地理區位與通達的交通網絡。樞紐城市通常地處經濟發達地區或國際投資貿易通道的關鍵節點。它們擁有海港、空港、鐵路、公路等多種交通方式構成的綜合立體交通網絡，能實現國內國際的高效低成本聯通。

第二，強大的產業與經濟基礎。具備堅實的制造業基礎、活躍的市場主體和一定的經濟規模。這能吸引和集聚生產要素，支撐產業鏈供應鏈的優化和穩固。

第三，高水平的開放平臺與營商環境。擁有自由貿易試驗區、綜合保稅區、跨境電商綜試區等開放平臺。同時，通過深化改革，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促進資源要素自由流動。

第四，突出的要素配置與市場集散能力。不僅是商品流通的樞紐，更是資金、信息、技術、人才等高端要素資源的集聚地和輻射源。能夠高效配置國內國際資源，成為內外貿有效貫通的貿易樞紐和供應鏈管理的中心。

第五，重要的戰略鏈接與輻射帶動作用。樞紐城市的意義在于能否有效聯動周邊、服務全國、聯通世界。它們是國家重大區域戰略的關鍵支點，能夠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引領城市群、經濟圈融入全球價值鏈。

2.2 我國城市的全球網絡地位如何？

從數據上看，我國城市的全球網絡地位正在穩步提升。以GaWC為例，中國上榜城市從2000年的6個增至2024年的40多個，北上廣深港等城市已躋身全球頂尖城市行列。除了全球頂尖城市之外，成都、重慶、南京、武漢、沈陽等17個城市位列Beta級，福州、海口、寧波、哈爾濱等7個城市躋身Gamma級。越來越多內陸城市的樞紐地位得到顯著提升，得以在雙循環新格局中發揮雙向鏈接的重要作用。

2.3 我國應重點培育哪幾類樞紐城市？

基于功能差異，我們提出應重點培育四類樞紐城市。

第一類是 “生產組織樞紐” ，承擔重要的經濟決策功能，主要通過總部和金融機構的集聚來調控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資本鏈。金融方面，香港、上海、北京是全球性金融中心；深圳、廣州、青島、成都形成具有競爭力的國際金融中心；除此之外，還形成了輻射我國各大經濟板塊的區域金融中心。總部功能則呈現“1+2+N”結構，北京總部密度最高；上海、深圳次之，多家世界級大型企業總部的集聚，賦予這三個城市全球層面經濟決策的控制權和話語權。另外，杭州、廣州、武漢等城市也聚集了多家全國500強企業，在暢通國內大循環中，通過鏈主企業的影響和帶動，重塑著各個區域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環節。

第二類是 “科技創新樞紐” ，承擔“發動機”功能。目前在我國的創新空間分布呈現東強西弱的“T”型格局，長江經濟帶作為創新城市集聚的特征逐步顯現，沿黃河流域、沈大等軸帶上也呈現點狀創新集聚態勢。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的創新地位與人口規模并非絕對正相關， 寧波、杭州、成都、廈門、寧德、鎮江等城市依靠科技創新型企業集群顯現巨大的創新能力。

第三類是 “貿易流通樞紐” ，是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集散地”和“轉換器”。首先依托空港、海港、鐵路等交通樞紐建設物理樞紐，為貿易流通提供良好的硬件條件，在此基礎上，注重樞紐經濟區的打造，通過臨空經濟區、臨港經濟區、國際陸港區等平臺建設，將交通樞紐帶來的流量轉化為城市產業發展的價值。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在全球資源貿易中的份額也逐年提升，已成為全球資源進口第一的國家。國際貿易樞紐地位上升的背后也離不開特殊政策平臺，自貿區等對外開放平臺的設立呈現出由東南沿海向內陸擴展的趨勢，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促進作用。

第四類是 “區域組織樞紐” ，聚焦“區域輻射帶動”。通過強大的經濟、人口和交通聯系，引領著所在都市圈、城市群發展，是推動區域協同的核心引擎。此類樞紐城市的樞紐功能，更多體現在對區域經濟的輻射、服務和引領上。如武漢、鄭州、成都、西安，它們首要任務是帶動廣闊的腹地發展，打通國內大循環的經脈，成為內陸開放的橋頭堡。

1. 路徑與方向：從“物理樞紐”升級為“價值樞紐”

前面談到的雙循環樞紐城市，不僅僅停留在交通樞紐這一狹義的概念上，而是將整個城市功能嵌入到國內國際大循環的網絡中，實現從物理樞紐到價值樞紐的升級。樞紐城市價值升級的路徑主要有四個方向。

3.1 融合網絡群—— 從“單一通道”到“系統樞紐”

推動交通、能源、數據網絡深度融合，構建“多式聯運”與“多網協同”的韌性流通體系，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并增強抗風險能力。其核心在于打破交通、能源、數據等不同網絡的邊界，通過基礎設施的無縫銜接和數據的互通共享，構建一個“多式聯運、多網協同”的現代化流通體系。此舉旨在極致提升樞紐的運轉效率、抗風險能力和成本競爭力，為要素的高效流動提供堅實的物理和數字底座，實現從“單一通道”到“系統樞紐”的跨越。

3.2 聚焦生態位—— 從“同質競爭”到“不可替代”

避開全能型競爭，基于比較優勢深耕細分領域，成為全球網絡中不可或缺的“專業冠軍”型樞紐。其要義在于摒棄“大而全”的同質化競爭，基于城市自身的比較優勢，精準選擇并深耕一個或多個細分產業賽道，構建從研發到市場的全產業鏈賦能生態。目標是成為該領域內全球網絡中不可或缺的“單打冠軍”和“核心節點”，形成獨特的、難以替代的專業化品牌價值，實現從“廣泛參與”到“不可替代”的升維。

3.3 掌控規則權—— 從“被動參與”到“主動主導”

超越基礎設施的"流量通道"角色，成為標準、規則與高端服務的制定者和提供者，占據價值鏈高端，掌握定價與話語權。其核心是超越基礎的物質流通功能，在自身優勢領域內，積極主導或參與數據標準、技術協議、商事服務等軟性規則的制定。通過打造國際仲裁中心、數據交易所、標準實驗室等高端平臺，成為規則、標準和定價權的定義者與輸出者，從而占據全球價值鏈的最高端，實現從“流量門戶”到“權力中心”的蛻變。

3.4 組織生態圈—— 從“單一節點”到“區域引擎”

此路徑強調樞紐城市要超越傳統節點功能，主動承擔區域組織者和增長極的角色。通過產業協同、創新輻射和開放帶動等舉措，整合區域資源，構建價值生態圈，實現從服務自身發展到賦能整個區域的能級躍升，成為推動區域協同發展的核心引擎。

1. 案例與經驗：典型城市案例分享

4.1 深圳：從“外貿通道”到“全球科技與規則創新策源地”

一方面，深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特區具備良好的發展優勢。

在創新方面，深圳最大的亮點是創新產出能力極強。根據最新的全球創新指數，2025年深圳-香港-廣州集群首次超越東京排名全球第一；深圳的創新領域聚焦新一代技術革命前沿：專利申請以數字通訊為主要科創領域，占專利總數的41.2%。龍頭企業發揮巨大能量：2016年中興、華為已公開PCT分列世界一、二，中興占集群申請總量的32.4%。同時華為、騰訊、中興、華大基因等深圳主要創新企業在全球布局研發中心，僅華為在全球就擁有36個聯合創新中心和17個研發中心，深圳在全球創新網絡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貿易方面，進出口總額躍居全國第一：據統計2024年進出口總額深圳已超越上海，位居全國首位。服務貿易迅速增長：2024年，深圳市服務貿易進出口創歷史新高，總額達1402.4億美元，在全國排名第3，僅低于上海、北京。集裝箱港吞吐量全球前列：據統計2024年深圳集裝箱港吞吐量已成為全球第4，僅次于上海、新加坡和寧波舟山。深圳港運營商加速全球布局：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沿線的國際港口建設運營。

在金融方面，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穩步提升成熟：在2025年3月發布的第3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中，深圳列全球第9位，已逐步從形成中的地方中心上升為國際成熟性金融中心。深圳在國內外資本市場表現不匹配：接受外商直接投資深圳只排全國第8，外向度遠遠落后于其他城市。相比之下，深圳的國內投資加權入度排名第2，可以反映出其在國內城市資本市場中的重要性。這種國內與國際的反差，反映了深圳在國內資本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表現的不匹配。

另一方面，深圳與世界公認的全球城市仍有較大差距。

作為經濟控制中樞，深圳具備一定的金融控制能力，但生產組織力不足。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市值已經躋身世界前十，但是這種控制力更多體現在國內金融市場，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控制力有限。深圳僅擁有4家世界500強企業的總部，與北京、上海、香港等國內城市，與紐約、倫敦、東京等國外城市都存在顯著差距。

作為科技創新引擎，科技創新是深圳重要發展引擎，但原始創新力有待提升。深圳高校數量極為缺乏，嚴重制約了原始創新力的提升。深圳具備一定宜居吸引力，但國際影響力、城市包容度有限。

作為宜居吸引地和文化輸出中心，深圳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等仍相對欠缺，在國際上的宜居吸引力與倫敦、紐約、東京等城市仍有差距。深圳擁有的國際學生數量非常少，外國居民的占比也很低，這些都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深圳的文化多樣性偏弱。深圳承辦國際會議的數量與其他全球城市相比都有較大差距。

從網絡連通度方面，在全球人口流動網絡中外向度不足。與國際城市以及國內一線城市相比，深圳在城市接待游客領域的國際化水平較低。在全球數字網絡中處于邊緣地位。深圳等中國內地城市與外界的數據聯系相對隔絕，跨境交流的地位并不突出，在全球數字網絡中仍處于邊緣地位。

結合深圳的特區使命，我們提出深圳應發揮“高鏈接”與“穩保護”的雙重作用。

首先要加強創新合作。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為依托，加強深港在原始創新方面的相向合作；同時推動進一步向北、向西拓展，帶動深莞、深中在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領域協作。

其次要提升樞紐開放能級。航空樞紐方面，構建以香港、廣州、深圳國際航空樞紐多核驅動，澳門、珠海等機場多點聯動的樞紐發展新格局。促進深圳機場能級不斷提升，從珠江東岸區域性機場向灣區樞紐機場轉變。推動深圳機場打造“海、陸、空、高鐵、城際、地鐵”六位一體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形成高度一體化的組合樞紐優勢。港航樞紐方面，提升港航服務的國際化水平，大力發展國際海事服務、仲裁、船舶管理等功能，對香港航運服務資源形成有力的補充。

最后要提升經濟組織能力。金融服務方面，圍繞城市核心區以及前海、橫琴、南沙三大國家級平臺集聚；大型龍頭企業總部方面，引導管理、銷售功能向城市核心區集聚，研發創新總部向環境更優、成本更低的內灣園區轉移；高端商貿服務方面，圍繞高鐵站等樞紐布局。依托深中通道、深茂鐵路加強深圳對珠江西岸制造腹地的聯系和帶動。

4.2 鄭州：從“交通十字路口”到“供應鏈組織中樞”

第二個典型案例是地處中部的鄭州，鄭州依托全國首個航空港經濟綜合試驗區，航空貨運規模位居全國第6，躋身全球貨運機場40強；鄭州-盧森堡“空中絲綢之路”品牌影響力持續加大，正從“交通十字路口”升級為“供應鏈組織中樞”。

鄭州的經驗是集全省之力匯聚樞紐群，打造具有區域輻射帶動能力的動力引擎。鄭州空港在省級戰略的部署下，探索行政區與經濟區適度分離的模式，聯動鄭州、開封、許昌三市，在更大尺度上統籌樞紐經濟與城鎮和產業發展。遵循樞紐產業布局規律，圍繞空港、陸港兩大核心樞紐形成圈層式產業布局，依托交通廊道聯動外圍產業組團，結合臨港“長名單”與地方基礎結合篩選產業門類。

在樞紐適配的基礎上，關注產業集群發展壯大的多種模式。例如，對富士康、比亞迪這類龍頭企業所引領的萬億級產業生態圈，著重研究產業鏈關鍵環節的上下游配套企業，推動產業集群延鏈、補鏈、強鏈。針對生物醫藥、航空航天、會展商貿等產業集群，著重關注大型科研院所、大型會展中心等引擎項目的牽引作用，對拓展功能和衍生功能進行系統謀劃。在中微觀尺度上，關注不同環節、不同成長周期企業的空間偏好，綜合考慮交通區位、成本、環境等因素，科學引導各類產業項目落地。同時針對超大尺度的增量型樞紐地區，通過構建“骨架+模塊+規則”的空間生長模式，更好的應對不確定性。

1. 總結與展望

深圳、鄭州、成都的實踐共同證明：建設雙循環樞紐城市，本質是一場關于城市功能的深刻革命。它要求城市決策者具備前瞻視野，從追求物理規模的“流量思維”，轉向追求價值控制的“賦能思維”，最終在國家乃至全球的經濟地理格局中，重新定義自己的坐標與使命。

我國樞紐城市的建設，已從“物理聯通”的1.0時代，歷經“功能聚合”的2.0時代，正邁向“價值賦能”的3.0時代。未來的發展，必將更側重于從"流量"到"留量"的深度轉化、從"硬件"到"軟件"的系統變革、從"節點"到"引擎"的角色升級，最終目標是培育一批在全球城市網絡中具有重要影響力和話語權的“中國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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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排版｜李剛

封面圖/圖片｜盧風、謝飛

供稿｜清華同衡 總體發展研究和規劃分院 總體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