紋章瓷，明清外銷瓷里的“高級定制”

中國傳統(tǒng)的瓷器雍容典雅，西方世界的紋章華美富麗，兩者相融便是中國瓷器史上別具一格的紋章瓷。作為外銷瓷中的代表，紋章瓷是“中國制造，歐洲風格”在歷史中具象化的體現，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表產物。目前，“帆海融光—天津博物館藏18-19世紀中國紋章瓷特展”在北京大運河博物館主樓12展廳開展，展覽展出了135件（套）中國紋章瓷。紋章是什么？紋章瓷又為何物？中國歷史上怎么制作紋章瓷？翻開本期探寶，我們將為您解答這些問題。

繁華海運從廣州港走向世界

走進展覽的序廳，迎面而來就是“帆海融光”四個字，您別著急向里走，序廳的背板其實藏著重要信息，也與展覽本身息息相關。

首都博物館副研究館員鄭好介紹，背板的畫作名為《廣州城珠江灘景圖》，創(chuàng)作于清代乾隆中后期，目前收藏于大英博物館，根據繪畫的風格推測這幅畫作應為當時中國畫師為外國客人繪制的外銷畫。不過這幅近8米長的畫作卻直觀展示了當時廣州港的國際范兒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

提及明清等封建王朝，“閉關鎖國”應該是很多人腦海中的第一印象，事實上，明清兩朝，中國確實處于相對封閉的狀態(tài)，然而也并非密不透風。鄭好說，清乾隆22年（公元1757年）由于英國商人多次違反清政府的禁令，乾隆皇帝下令西洋商船只能在廣州通商，而傳統(tǒng)的江、浙、閩港口只允許中國商船去往東洋、南洋進行貿易，“一口通商”開始實行。可見當時的中國并沒有完全與世界隔絕，相反沿海地區(qū)作為對外交流的口岸，中國與西方的物品、人員、文化頻繁交流。

“‘一口通商’讓廣州港壟斷了當時的對外貿易，也造就了《廣州城珠江灘景圖》中的場景。”序廳背板長度有限，策展人選取了《廣州城珠江灘景圖》中最繁華的部分。順著鄭好的指引記者注意到，長卷描繪了當時廣州港海面上的盛景，由近及遠、移步換景，目之所及都是大大小小的船只。畫面近處的帆船體積很大，向遠看則可見帆船與港口之間星星點點的搖櫓小船，它們將帆船上的貨物或人運到岸上。根據帆船桅桿上飄揚的旗幟可以看出，這些大船來自英國、丹麥、瑞典、荷蘭等國。而畫面遠處的港口更為熱鬧，各國商館建筑鱗次櫛比，其中寫有“粵海關”的大旗十分矚目，這是清康熙23年（公元1684年）設立的首批對外海關，彰顯了清政府對于對外貿易管理的權威與當時廣州作為國際化港口的輝煌。

廣州港每日進出的貨物中，中國紋章瓷就是其中之一。鄭好介紹，清政府實行“一口通商”的18世紀中期，歐洲已經掀起了“中國熱”，當時產自中國的絲綢、茶葉等風靡歐洲，而瓷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備受歐洲貴族喜愛。“擁有一整套印有自家紋章的中國瓷器是不少歐洲貴族身份的象征，所以當時的廣州港每天都有外國商人替遠在歐洲的雇主訂購紋章瓷，大量制作完畢的紋章瓷駛離廣州港，順著海上絲綢之路去往世界各地。”鄭好說。

紋章瓷與著名的經濟危機

走過序廳，觀眾可以看到一幅繪制于15世紀的油畫，反映了當時的葡萄牙在阿爾茹巴羅塔擊敗了入侵的卡斯蒂利亞王國的歷史事件。人仰馬翻的戰(zhàn)場上，交戰(zhàn)雙方的紋章清晰可辨，很像如今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的國旗。鄭好解釋，紋章正是源于歐洲中世紀的戰(zhàn)場，對戰(zhàn)雙方為了區(qū)分對方的身份就會在盔甲、戰(zhàn)袍、馬衣上印制紋章。之后紋章逐漸演變?yōu)閭€人財富與身份的標志，在銀器、印章、書籍、瓷器上大量出現。

紋章的出現源于歐洲中世紀的征戰(zhàn)，所以紋章的組成部分也與戰(zhàn)爭息息相關。不同的家族，紋章的內容不同，但是組成部分卻相似。一枚完整的歐洲貴族紋章由三部分組成，最上方以頭盔為核心，兩側是華麗的披幔，上方則為盔飾；中間為伯爵冠冕，根據家族不同的爵位，冠冕的形制也不同；紋章下方的內容則以盾牌為核心，兩側護像大部分為動物，每個家族各不相同，最下方的飄帶上則寫著不同家族的箴言。

鄭好介紹，紋章最早在貴族騎士群體中流行，隨著社會發(fā)展與社會結構變化，平民也開始擁有自己的紋章，但是不管哪個階層都不能自己設計紋章，紋章需要由國王或是紋章院來頒發(fā)；擁有紋章之后也不代表可以擁有紋章瓷，可見從擁有紋章再到定制紋章瓷，這在當時是各方面條件都成熟后的漸進式結果。

紋章瓷就是歐洲貴族紋章與中國傳統(tǒng)瓷器相結合的文化產物。中國紋章瓷自明代正德年間便開始順著海上絲綢之路前往歐洲，有據可查的第一位擁有中國紋章瓷的歐洲客戶是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此后直到明朝末年，紋章瓷的訂單不斷，但訂購量都不算很大。

那段歷史時期，中國也經歷了王朝更替，隨后又有三藩之亂等歷史事件，對中國瓷業(yè)的破壞不小。到了清朝康熙年間，國力雖有所恢復，但是順治帝頒布的海禁政策依然有效。隨著康熙放開海禁，紋章瓷的訂購又重新興起。

再看大洋的另一端，18世紀的英國正處于第一次工業(yè)革命之前，社會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也涌現出實業(yè)家、銀行家、律師等中產階級。這些人中有的立下了軍功，有的擔任公職，在經濟、文化科學等領域做出貢獻，國王或者紋章院便授予其爵位與紋章，很快，紋章瓷的訂單便如雪片般飛到了中國。

展覽的首件展品是制作于清康熙晚期的五彩切斯特家族紋章紋盤。其定制者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及南海公司股票推廣人羅伯特·切斯特。這件紋章瓷與眾不同的地方在于，為了體現紋章中盾牌的金屬光澤，瓷盤中心的紋章由銀釉繪制，但是銀釉具有氧化發(fā)黑的特點，所以之后的紋章瓷大多用白釉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這件紋章瓷的背后竟然還與著名物理學家牛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南海公司曾引起歷史上非常著名經濟危機—南海泡沫，當時英國與西班牙的戰(zhàn)爭剛剛結束，英國政府積累了大量負債，南海公司為了幫助英國政府化債，便提出用股票來換購國債，然而公司自身承擔不了如此巨額的債務，從哪里最快弄到錢呢？于是南海公司通過夸大公司業(yè)務來推動股票價格上漲，半年之后每股價格從100英鎊，漲到了1000英鎊，如此漲幅吸引了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的購買，其中就包括物理學家牛頓。

紙自然包不住火，最終包括牛頓在內購買南海公司股票的人損失慘重。牛頓也說出了那句名言：我可以計算出天體運行的軌跡，但我無法計算人類的瘋狂。

中間商“刀仔”歷史留名

西方的客戶如何訂購紋章瓷呢？鄭好介紹，紋章瓷的訂購者需要將繪制有家族紋章的樣稿交給東印度公司的船員，這些船員來到廣州之后再尋找中間商，最后由中間商交給紋章瓷制作者來制作。

“提到‘東印度公司’，很多人會想到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其實自17世紀以來，歐洲一些國家相繼成立由政府授權與東方進行貿易的東印度公司，除了英國，法國、丹麥、荷蘭等國都有東印度公司，公司的雇員被允許以個人資本購買貨物并帶回歐洲銷售。根據級別高低，分別有不同的額度，并在船上留有不同大小的私人貨物空間，稱為私人貿易。其中紋章瓷的定制基本是通過私人貿易完成的。”鄭好介紹。

展覽展出了清雍正廣彩托爾家族紋章紋盤。紋章整體呈現盾牌形狀，中間繪制了一座塔樓，“托爾”就是塔的英文單詞“tower”的音譯。瓷盤盤沿繪有描金彩繪纏枝花卉和粉紅錦地紋，不僅凸顯瓷盤富麗堂皇，還極具中國藝術之美。

隨之一起展出的還有這件文物的原始定制稿，這件定制稿是英國收藏家安吉拉·霍華德收藏的，正面繪制了托爾家族的紋章，背面則是手寫的英文訂單，下方則是中文翻譯。可以看出，托爾家族不僅訂購了瓷盤，還有整套的茶具、潘趣酒碗等瓷器，以及茶桌、梳妝盒、八扇屏風等漆器。而在中文翻譯的最下方有個“刀仔”的署名。鄭好介紹，“刀仔”應該是東印度公司船員在廣州找的中間商，正是這位“刀仔”翻譯了訂單的內容，這個名字也極具廣州風格。

托爾家族紋章瓷旁邊擺放著繪有金家族紋章的紋章瓷。鄭好介紹，金家族的彼得·金男爵身世很勵志。他出身低微，接受了母親家親戚的資助上完了學，隨后成為律師并從政，最終當上了英國的內閣大臣還獲得了爵位。展柜中的金家族紋章瓷就是金男爵為自己和女兒定制的紋章瓷。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廣州日志》記載，1727年12月金家族定制的兩套紋章瓷離開了廣州，并搭乘奧古斯塔斯王子號輪船回英國。若是仔細觀看展柜中與展板上的金家族定制紋章瓷會發(fā)現，紋章內容雖相同，但是紋章形狀卻出現了盾牌形和菱形兩種。“菱形紋章的出現，說明紋章使用者是家族中的女性繼承人，也就是金男爵的女兒，因為當家族的繼承人為女性時，才會使用菱形徽章。盾牌形徽章則為男性繼承人使用。”鄭好說。

西方貴族訂購紋章瓷的訂單越來越多，粵海關工作人員與景德鎮(zhèn)的瓷商也在不斷迭代供應鏈。展覽中利用多媒體形式展出了創(chuàng)作于18世紀的《瓷器制運圖》組畫，共計34幅，從粵商乘船沿著昌江抵達景德鎮(zhèn)開始，到粵商挑選瓷器、瓷器打包裝箱、經由陸路運輸，最后各國商人在廣州選購，直觀展示了當時一件瓷器是如何成為外銷瓷的。

鄭好介紹，為了提升紋章瓷的制作效率，粵商在景德鎮(zhèn)會訂購一大批白胎瓷器，便于接到紋章瓷訂單后在廣州由當地的匠人直接繪制，漸漸地這種風格也被稱為“廣彩”。

北京城市副中心報記者：張群琛

攝影：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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