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瘋狂的動物城，消失的烏托邦

2016年春，傳媒娛樂巨頭迪士尼推出動畫電影《瘋狂動物城》，電影一經上映，便以其奇觀式的動物城呈現、驚險刺激的劇情、兔子狐貍討喜的CP設定、追夢與抗爭的普世主題等，在全球收獲了一眾擁躉。

時隔9年，那首為兔子朱迪量身定做的美國夢歌曲《Try Everything》還在耳畔回蕩，《瘋狂動物城2》歸來，再次以風卷殘云之勢引爆全球。只不過，當初昂揚高歌，通過個體努力可以改變一切的“Try Everything”式的時代樂觀精神已經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蛇沒有肩膀”。前者鼓吹的“扛起一切”變成后者的“不必為問題負責”，重擔卸下，使命拋棄，順其自然，換算成今天頗流行的話語，則是佛系和躺平。

自然，佛系和躺平并非個人英雄主義消退后的拒絕接受使命，而是認識到系統復雜性與個人局限性后的戰略性松弛。但其中主題的轉變，反映了當全球化退潮、社會和文化語境劇變后，夾縫中求同存異的艱難。

1、個體偏見與系統不公

剖析《瘋狂動物城》系列，我們便能從中看見創作者對偏見這個社會議題的介入。在第一部中，兔子朱迪想要成為一名警察，這樸素的職業理想卻被鄰里、家人認為癡人說夢，她最好的出路是成為種植胡蘿卜的農民，這既符合其柔弱矮小的身體特征，也符合大眾和社會對兔子這一物種（族群）的偏見。狐貍尼克作為狐貍族群中的一員，被天然視為狡猾奸詐、不可相信的騙子，因此，尼克作為個體也遭受著外界的偏見。

兔子朱迪——食草動物，狐貍尼克——食肉動物，食物譜系的不同像是天然的分界線，將動物城的居民分成兩個陣營，偏見以食草動物對食肉動物有著“潛在野性的恐懼”而呈現。

動物體型的尺寸也呈現著某種偏見。電影里有一處情節，朱迪為追蹤案件來到小型嚙齒動物鎮，該鎮表面上是一個精致的微型世界，為小型動物提供了安全舒適的環境，但從高處俯瞰，它就像一個被放大玻璃罩蓋住的玩具鎮，美麗但封閉。當朱迪意外闖入這里時，她的巨大體型成為了威脅，她必須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房屋，而嚙齒動物們看見“龐然大物”般的朱迪所呈現出的緊張和恐懼一目了然。

電影畫面中，動物體型尺寸的對比俯拾皆是：朱迪初進動物城，各類動物從火車站不同尺寸的門出入。朱迪到達警局，警局的同事皆是犀牛、大象等巨物，身材瘦小的朱迪被打上“弱小”標簽，只能作為交警被動貼罰單，無法參與核心案件。電影中重要角色黑幫老大“大先生”，竟是世界上最小的哺乳動物之一鼩鼱。鼩鼱的一眾保鏢們，則是陸地上體型最大的食肉動物北極熊。

在動物體型尺寸的差異中，朱迪的遭遇暗含著動物尺寸大小等同于能力的偏見與歧視，而大先生的情節設定則是創作者對于偏見的諷刺。動物城內尺寸的不同形成了系統層面的“尺寸政治”，大占據中心，擁有話語權和核心地位，小則處于邊緣和受害者的失語狀態，視覺化、奇觀化的尺寸設計，形成了某種“自然”的等級秩序，等級秩序則讓偏見根深蒂固。

美國心理學家戈登·奧爾波特在《偏見的本質》中指出，偏見是“基于錯誤且頑固的泛化而產生的憎惡感”，其3個關鍵特征為：

1.過度泛化：對某一群體形成概括性判斷（如刻板印象）。

2.情感傾向：常伴隨厭惡、恐懼或優越感等強烈情緒。

3.頑固性：即使面對相反證據也難以改變。

在動物城的設定中，大型動物對小型動物“能力”的輕視和否定，是過度泛化；食草動物對食肉動物恐懼，含有明顯的情感傾向；野牛警察局長面對已經被警校肯定能力的兔子朱迪下屬，還是固執地認為朱迪缺乏才干。

朱迪本身即是偏見的受害者，但在面對尼克時，也會無意識地產生狐貍“狡猾不可信”的預設。正如奧爾波特所說：偏見是一種普遍的認知傾向，任何人都無法完全免疫。

《偏見的本質》

[美]戈登·奧爾波特 | 著

凌晨| 譯

后浪| 九州出版社

2020年10月

可以說，在第一部中，《瘋狂動物城》的創作者用極具標簽化的形式，從顯性的畫面、人物設定、主要情節線推進（朱迪和尼克尋找失蹤的食草動物，解開羊市長利用大眾輿論栽贓食肉動物），方方面面展現了有關偏見的表達，且核心聚焦于個體身份與表面的偏見。

在第二部中，表面的偏見被彌合，正如奧爾波特所指出的，當社會規范明確反對公開歧視時，偏見會轉入地下，以更微妙的方式表達。在動物城中，公開的種族隔離（偏見的一種表現形式）已消失，但“微歧視”無處不在：犀牛局長忽視朱迪在會議上的發言；老鼠警察站在大象警察的腳邊匯報工作；一群倉鼠合力轉動對水牛來說輕而易舉的門把手；被啤酒蓋頂到天上，駐扎在自動售賣機、負責卡推下卡住可樂罐的總是鼩鼱這類體型微小的動物。

不過，食肉動物、食草動物還是維持了表面的和平與包容，主線敘事中，和食草、食肉這兩類哺乳動物產生更大區別的爬行動物出現了。爬行動物的代表，蛇蓋瑞從更邊緣的隔離環境中而來，其要面對的是被林猞猁家族竊取“氣候墻”專利技術后，種族、泛種族（兩棲類、海洋類動物）被集體從動物城驅趕到濕地市場，且隨著冰川鎮的擴大，唯一的生存土地——濕地市場也將被吞并，滅種危機即將到來。

奧爾波特指出，偏見的表現形式呈現出歧視的層級，從輕微到極端共5類：

1.語言侮辱：使用貶低性標簽。

2.回避：刻意避開某些群體。

3.歧視：在就業、教育等領域系統性排斥。

4.身體攻擊：暴力行為。

5.滅絕：種族清洗或大屠殺。

對于蛇蓋瑞所代表的爬行類種族（包括兩棲、海洋類）來說，100年前，從蛇蓋瑞的祖母發明的“氣候墻”專利被竊取的那一刻開始，系統性的種族清洗或大屠殺已經開始了。弱勢群體的爬行動物對于動物城的巨大貢獻被強勢的哺乳動物抹除，接著，掌握知識生產、歷史書寫、空間規劃的哺乳動物統治者（林猞猁家族）用“蛇”咬人、蛇是危險分子這一類輿論把戲成功洗腦所有哺乳動物，在霸占、掠奪了原本屬于爬行動物的所有資源后，又以物理隔離的形式，將其種族驅逐出權力、地理中心，趕到貧民窟——濕地市場。

這還遠未結束，在長達100年的時間長河中，林猞猁利用手中權力，篡改動物城的官方歷史敘事，將自己篡奪者的身份洗白成創造者，并通過書籍、媒體輿論，從文化和記憶上對爬行動物進行了自上而下的抹殺。

竊取創造成果——空間驅逐——篡改歷史敘事，通過這三步，林猞猁家族（哺乳動物）構建出了對爬行動物結構性的壓迫系統。

《瘋狂動物城2》劇情一開始，便是林猞猁家族進行冰川鎮擴建計劃，擴建計劃將拆除濕地市場，這意味著，在長達100年的（系統壓迫）準備之后，哺乳動物并不滿足于掠奪資源和土地，其真正的目的是對爬行動物進行無差別清洗。

一場精心策劃的種族大屠殺即將來臨。

2、解決之道

在《瘋狂動物城1》中，偏見呈現出顯性的特征，無論是兔子遭遇的職業偏見，食草動物對食肉動物的恐懼，還是狐貍尼克所代表的種族含有的“奸詐狡猾”屬性，大個頭動物與小尺寸動物的差異……所有的一切，都在視覺畫面、人物設定、情節鋪陳中一覽無余。

究其顯性偏見呈現的心理根源和認知機制，正如奧爾波特所闡述的：“人性中自然而正常的本能使他們易于做出泛化、概念和分類，這些都是對經驗世界的過度簡化。理性的分類會始終與第一手經驗保持同步，但人們也同樣容易形成非理性的分類。即使在沒有事實根據的情況下，他們依舊能夠根據傳聞、情感投射和幻想形成偏見。”

通過奧爾波特的理論，我們便能在《瘋狂動物城1》中找到顯性偏見的心理機制：

1.認知捷徑與刻板印象：動物城的居民（尤其是占多數的食草動物）為了簡化復雜的社會認知，依賴“食草動物溫順/食肉動物危險”這種簡單的二分法。

2.恐懼與自我保護：對食肉動物本能的恐懼，被放大為社會性的防范心理，形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排擠。

3.社會氛圍的強化：媒體對“食肉動物野蠻化”事件的夸大報道，進一步煽動和固化了食草動物、食肉動物的對立情緒。

這種基于個體身份與表面差異的顯性偏見，被以兔子朱迪為代表的超級英雄偵破案件，在克服個人恐懼與偏見后，與狐貍尼克產生超越身份與種族的友誼，友誼帶來的情感鏈接讓朱迪在經歷種種危機后最終成功找到了嫁禍食肉動物的真兇——市長母羊。母羊被送進監獄，朱迪被警察局長、體型巨大的同事們認可，而尼克也擺脫了狐貍身份的枷鎖，成為一名警察，和朱迪組成了搭檔。

這個Happy Ending結尾，證明了跨物種的信任可以超越身份（種族）偏見，個人努力也終將瓦解顯性偏見。然而，這種“努力就能改變世界”的樂觀主義解決方式在9年后的第二部中消失不見。畢竟，它并未觸及到賴以生存的社會結構和歷史土壤。

《瘋狂動物城2》中，偏見從顯性走向隱性，個體的、身份的、哺乳動物內部種族的偏見變成系統的、制度的、權力結構的系統性壓迫。哺乳動物主導、現代烏托邦式的動物城表面依舊和諧，但在這和諧之下，是爬行動物長達100年的屈辱史。

“氣候墻”專利的被盜竊，抹殺了爬行動物族群的歷史和尊嚴；被驅趕至濕地市場這類貧民窟，經濟和生活空間被壓榨，資源被掠奪；“蛇類陰險危險”的敘事，使整個族群被污名化，系統性的偏見由此誕生，也因此催生出比第一部更隱性、頑固的不公。

偏見融入城市規劃和法律，爬行動物被限制在特定區域生活；爬行動物的歷史貢獻被從教科書和公共記憶中清除，他們成為“看不見的群體”；長期生活在被污名化和隔離的環境中，部分爬行動物自己也接受了“低人一等”的設定，形成了深刻的自卑或反抗無力感。

多重偏見的疊加，使得整個故事的底層敘事深刻而沉重，童話式的美國夢解決辦法虛偽且漏洞百出，所以，在第二部中，故事的核心敘事并沒有聚焦于解決偏見，而是情景再現式的追溯和揭露爬行動物被抹除的真相和遭受系統性偏見的根源。

故事的高潮，兔子朱迪、狐貍尼克、新角色河貍、蛇蓋瑞勇斗反派林猞猁家族，加上動物城新上任馬市長的倒戈，最終合力制服猞猁家族，拿到屬于蛇家族的“氣候墻”專利證書，揭露了被遮蔽的歷史真相。

歷史真相被揭開之后呢？

電影并沒有提供像第一部中那樣昂揚迸發的積極精神，而是以隱忍克制的手法，提供了頗為謹慎的希望，這種希望不是童話式的和解，而是守得云開見月明后艱難的理解。朱迪、尼克完成任務后，回到警察局指定的心理診療室，通過訴說的方式解決兩人搭檔共事中的矛盾。在兩人之外，有斑馬組合、盤山和山羊組合、疣豬和野豬組合，不同群體坐下來，開始漫長而笨拙的對話。他們仍然爭吵，仍然誤解對方，仍然帶著自己的傷痛和恐懼，但他們選擇留在同一個房間里。

這就是奧爾波特理論在二十一世紀的最終回響：消除偏見不是一夜之間的啟蒙，而是日復一日的實踐；不是消除差異，而是在差異中共存；不是找到最終的答案，而是保持提問的勇氣。

在電影最安靜的時刻，朱迪問尼克：“你覺得我們真的能改變什么嗎？”尼克沒有給出鼓舞人心的答案，他只是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們停止嘗試，情況肯定會變得更糟。”這種有限的希望，恰和銀幕外的現實遙相呼應。

3、消失的烏托邦

如果說《瘋狂動物城1》中的打破個體偏見，追求天下大同的平等夢想是映射全球經濟上行期的進取與樂觀，那么《瘋狂動物城2》追溯系統性的偏見根源，探討和而不同的共存主題，則反映了經濟平緩期乃至下行期的“松弛”與療愈，正如蛇蓋瑞所說“蛇沒有肩膀”“不必為問題負責”。

9年時間，電影主題發生巨大轉向，現實社會也發生著巨大轉向。9年前，全球化、地球村依舊是世界各國認可的主流觀點，包容、多元、開放的理念成為共識，政治正確的主張也在歐美各國積極樂觀地推進。9年后，全球化退潮，保守主義、民粹主義愈演愈烈，政治正確被摒棄。全球范圍內，殖民歷史、文化挪用被再度審視，公眾的焦點也從個體是否懷有偏見，轉向了系統如何在無聲中制造并固化不平等。

在商業上，迪士尼通過第一部積攢的人氣，用成熟的技術、精致的視聽、流暢而刺激的情節，復制了9年前的成功。不過，《瘋狂動物城2》的成功，并不在于它的票房。它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一樣，精準地切開社會偏見的腫瘤，不僅做病理切片，還做基因溯源、系統掃描和自我反思。它告訴觀眾，偏見已深入歷史的骨髓，系統的慣性巨大，而作為個體的我們在奔馳的過程中已傷痕累累、身心俱疲。

它不再許諾一個偏見徹底消失的烏托邦，而是探討我們如何帶著歷史的傷痕、系統的缺陷以及個人的倦怠，繼續有尊嚴、有聯結且不至于被壓垮地生活在一起。

因此，《瘋狂動物城2》是一部屬于后全球化時代的成人童話，它或許失去了第一部那種一鳴驚人的沖擊力，但卻獲得了更厚重、更復雜、更貼合當下精神境遇的共鳴力。它標志著我們從夢想著“改變世界”的激昂青年，成長為深知世界之復雜卻仍決心在其中認真生活、并照顧好彼此的一代人。

在這個意義上，這部續集完成了它最重要的時代使命：它不再是給我們一個關于未來的夢，而是給了我們一份面對此刻的、帶著智慧的勇氣。

（作者 白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