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鐵蹄下的對華毒品戰爭

文 | 鄧鉑鋆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走上了對外擴張殖民的軍國主義道路，長期侵略和殖民周邊的中國、朝鮮、琉球及東南亞地區，對亞洲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彼時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長年積貧積弱，成為了日本軍事擴張和經濟掠奪的絕佳目標。舊中國長期深陷西方強加的鴉片毒品深淵，這一弱點成為了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之后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日本侵略中國的切入點。

“毒戰”的起點：臺灣

第一個使用鴉片毒害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是英國。隨著中國人民的禁毒努力和國際輿論壓力，1909年2月，13國在上海召開萬國禁煙會議，并于1912年、1925年和1931年又連續簽署了《海牙禁煙公約》、《日內瓦鴉片公約》、《限制制造及調節分配麻醉藥品公約》三個國際條約，英國等西方國家被迫停止了對華輸入鴉片。

與此同時，通過甲午戰爭發兵占領并殖民我國臺灣地區的日本，看到了鴉片貿易的巨大收益，建立了臺灣鴉片專賣制度，窺視中國大陸的“鴉片市場”，填補了西方毒品販子退出留出的“市場空間”。

日本占領臺灣之后，遭到了當地愛國同胞的激烈反抗。同時，如何處理臺灣地區的鴉片成癮問題，也成為了殖民當局棘手的問題。時任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后藤新平提出了“漸進禁煙”方案，“寓禁于征”。為此，后藤新平這位曾經在兩所知名醫科院校當過校長的留德醫學博士專程撰文，論證官辦鴉片的人體生理學基礎，把罪行粉飾為人道。他還向日本政界要人解釋，臺灣人不算“天皇陛下的子民”，在毒品問題上應當區別對待。

1897年，通過在臺灣建立鴉片專賣制度，日本壟斷了臺灣地區的鴉片輸入、生產、販賣、銷售全過程。殖民當局選擇寶島當了漢奸的“御用紳士”作為基層的鴉片零售商，讓寶島的漢奸隊伍得到了經濟扶持與激勵。鴉片專營同時解決了日本殖民當局對付愛國人士反抗與禁煙這兩個難題。

根據鴉片專賣制度，殖民當局為臺灣吸毒者頒發“吸煙許可證”，理論上僅為無法戒斷的吸毒者售賣鴉片，然而許可證事實上年滿20歲即可申請，對缺少勞動力價值的婦女和老年人不采取任何限制。再加上殖民當局經營有道，灌輸種種“官營鴉片質量好，吸食有面子，有益健康”的謊言，日本當局殖民統治臺灣之后，吸食鴉片人數及鴉片產銷量直線上升。

鴉片專賣制度建立的1897年，臺灣有5萬持證吸食者，占人口比例1.9%。僅僅3年之后的1900年，持證吸食者突破16萬人，占人口比例達6%。

煙槍撐起的總督府

日本在臺“禁毒”的“寓禁于征”，禁的效果不乍樣，征的效果卻很完美。1898年日本從臺灣鴉片專賣中獲利近350萬日元，相當于同年臺灣總督府全部財政收入的40.3%，1899年竟然高達41.8%。1897年至1941年總計日本在臺灣的鴉片總收入為195085147日元。受益于龐大的鴉片收益，1905年，“臺灣總督府”結束了財政赤字，比原計劃早五年。鴉片貿易帶來的經濟收益，壯大了日本的軍國主義機器。

“漸進禁煙”的發明人后藤新平，借此得到了政界賞識，調任臺灣出任多年“民政長官”，在對臺殖民事業中大放異彩，日后還出任了首任“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總裁、日本外務大臣等要職。直到2005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還在為這位殺人數量恐怕不在“731部隊”石井四郎之下的“醫學家”招魂，紀念他“醫治社會”，成立了“后藤新平獎”。該獎曾頒給了李登輝，島內也頗有一批人“感恩”后藤新平在臺的“政績”。

1910年前后，“臺灣總督府”計劃在煙草制品中摻入嗎啡毒害臺灣人民。經過島內民族運動先驅蔣渭水、實業家顏云年等人在報刊上發表《臺灣阿片問題》等長文，公開揭露并激烈抨擊此事件，成為了當時島內愛國人士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標桿。

“臺灣鴉片案”違反了日本國內的禁毒法規，并涉及政治獻金丑聞，經島內愛國人士反對及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司法斗爭，未能全部實現。隨著日本在臺殖民的鞏固，當地居民終于獲得了更多份額的“皇民”待遇。殖民當局在治臺的中后期，通過提高鴉片價格，減少了吸食鴉片的人數，以此確保臺灣地區的人口素質和勞動生產率。

有趣的是，日本操辦嗎啡生意的制藥公司——“星制藥”，是日本“短篇小說之神”、科幻作家星新一的父親星一創辦并經營的家族企業。星制藥當年既是日本的嗎啡大王又是可卡因大王，為后藤新平等高官提供政治獻金，還曾經資助氯氣、芥子氣等化學武器的發明人弗里茨·哈伯到訪日本。生產零式戰斗機部件的宮崎駿家族，用嗎啡毒害中國人民的星新一家族，兩位現實批判主義色彩的文藝大師的原生家庭，都從中國人民的血淚中獲取營養。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前的毒品貿易

殖民臺灣的經驗讓日本嘗到了官方販毒的甜頭：從經濟上，毒品貿易掠奪中國經濟，為侵華罪行提供資金。從社會上，毒品腐蝕中國民眾的身心，削弱其反抗意志和戰斗力。從政治上，日本通過毒品網絡扶植親日勢力，構建情報體系，破壞中國社會結構。

1919年9月，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局長加來佐賀太郎向日本大隈首相提出《“支那”鴉片制度意見》，建議以日本在臺灣販賣毒品的方式把毒品販賣擴展到整個中國。加來佐賀太郎詳細的估算了讓5%的中國人染上毒癮能夠為日本帶來的經濟利益，設計了在十余個中國口岸城市建設制毒工廠并實施販賣的方案。隨后，日本借由在華租界、鐵路附屬地及殖民臺灣的經驗，逐步建立起一套以毒品為手段的滲透與控制策略。

為了支持毒品生意，日本當局在國內和朝鮮殖民地鼓勵種植罌粟。至1937年，日本國內共有12000多家農戶種植罌粟，種植面積達到800~1000公頃，鴉片產量超過10000公斤。日本在朝鮮成立半官半民的大正制藥公司，主持罌粟種植和鴉片、嗎啡生產，并將產品銷往中國東北（老舍短篇小說《哀啟》中曾經提到在北平強占民房并持刀殺害中國人的朝鮮毒販）。

至1939年，朝鮮罌粟種植面積16622英畝（一英畝約合6市畝），產出海洛因1327公斤。日本最初在朝鮮種植罌粟和生產鴉片的理由之一，是朝鮮當時不像中國那樣存在普遍的吸毒現象，產銷過程“損耗”較小。然而至日本戰敗，日本制販毒品的罪行導致10萬朝鮮民眾染上嗎啡毒癮。

嗎啡是鴉片的主要成分，成癮效果更強，運輸更方便。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亞貿易路線中斷，日本隨之展開了嗎啡本土化生產。1915年，星制藥率先成功制成嗎啡。短短二十年之后，日本海洛因產量位居世界第一并占據了全球產量的一半，嗎啡產量位居世界第四，可待因產量也成為世界第一。

中日當時同為國際禁毒條約締約國，日本反常的麻醉類藥物產量，很快遭到了中國及條約各締約國的強烈質疑。然而，由于當時中日之間的不平等條約，中國海關無權查驗日本寄來的郵包，日本郵政把大量產自日本的毒品毫無阻礙的遞送入中國。

日本毒品在關東軍、駐華領事館等官方機構的保護下，通過三井物產、三菱商事等財閥企業，經由日本僑民集中的大連、青島等地周轉，運往中國內地。黑龍會等日本右翼團體協助毒品的滲透和分銷，旅居中國各地的日本僑民廣泛參與販毒，販毒者以在華行醫的日本醫生、浪人和妓女為主。日本人所到之處，毒品問題立即猖獗。

毒害東北

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在東北扶持了“偽滿洲國”。1932年，“偽滿”頒布《鴉片令》，仿照臺灣開辦毒品生意。日本甲級戰錘、偽滿財政部總務司長星野直樹用“偽滿”未來的鴉片收入做抵押，從多家日本銀行獲得貸款，作為官辦鴉片的啟動資金。“偽滿”強迫東三省及內蒙古東部和熱河等地的東北人民種植鴉片，政府統一收購并進行專賣，取締私人交易，攫取暴利。

1934年至1937年，“偽滿”鴉片種植面積從1500頃迅速擴張到10300頃，注冊吸毒人數超過65萬人，并且“供不應求”，存在大量沒從“偽滿”領取“吸煙證”的野生癮君子。1938年至1943年，“偽滿”鴉片種植面積從59萬畝擴張到164萬畝，產量從1180萬兩上升至3280萬兩，“偽滿”約9%的人民在日本的販毒政策下染上了毒癮。

日本在“偽滿”的毒品政策極為虛偽。既要毒害中國人民，又考慮到保持一定數量的健全勞動力。于是，日本一邊在“偽滿”販毒，一邊開辦官方的“康生院”，強制40歲以下的青壯年吸毒者戒毒。“康生院”的戒毒方式是使用毒性極大的變相毒品“東光劑”，“治好”了就扔到礦山挖礦“抵銷戒毒費用”。多數“戒毒者”在礦山折磨致死，能活著回家的人很少。為了KPI，“康生院”連健康人也抓，事實上成為了奴工征集機構。

毒害內地

1938年秋，中國東部省區盡陷日寇鐵蹄，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1938年12月，日本成立了專業處理侵華事業的“興亞院”（后合并入“大東亞省”）。1940年，興亞院頒發《關于確立對華毒品政策的文件》，把日本的官方販毒事業推向極致。相關政策如下：

取消日占區域的民國政府禁煙法，用日方的“斷禁政策”取代。

成立販毒政策的執行機關，即各地禁煙總局、鴉片公署及相應機構。

對于尚未完全占領的華南地區制定相應的鴉片政策。

確立鴉片原料自給，擺脫對外國（伊朗、印度等國）的原料依賴。主要是在“偽滿”、蒙疆等地促進生產，并在可確保保密的提前下在華北地區種植罌粟。

完備各地的鴉片制度。分為取締私人交易的鴉片生產收繳制，官方運營、吸食機構公營化的配給制度，以及全面掌握成癮者個人信息的成癮者登記制度。

此時，日本形成了明確的、殘酷的對華販毒目標。通過毒品貿易，日本加大了對華經濟剝削，用毒品摧殘中國民眾的抵抗意志，通過販毒收益拉攏和腐蝕社會精英，資助漢奸隊伍，破壞抗日統一戰線。毒品生產本身占用大量耕地及勞動力，加劇饑荒；毒品摧殘人民健康又起到了銷毀勞動力的效果。通過在占領區散布毒品，日本實現了隱形種族屠殺。而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及日本軍親力親為。

1939年，日本陸軍省主導三井、三菱、大倉三個財閥企業，合資設立了昭和通商公司。這個公司是陸軍省控制的秘密特務機關，把朝鮮、“偽滿”等地生產的鴉片運入市場。為了向占領區銷售毒品，從當時把持了內地毒品貿易的土生黑社會手中奪取市場，陸軍省邀請了日本浪人里見甫，成立“里見機關”，在各地開辦了吸毒設施“宏濟善堂”。

據里見甫在遠東軍事法庭供述，1941年，里見機關在華銷售毒品222噸，估價數千萬美元，僅在江浙滬一帶，“里見機關”每年的販毒收入能為日本軍國主義賺出一條航空母艦。“里見機關”的販毒收入先是上繳日本戰時最高指揮機關“大本營”，再由“大本營”下撥給侵華日軍和汪偽。

“陸海矛盾”是舊日本軍的特色。海軍省也委托了有黑社會背景的極右翼政客兒玉譽士夫，在上海成立了“兒玉機關”。“兒玉機關”一方面把鴉片專賣收入作為機密費用，在占領區內橫行霸道、持槍打劫中國人，用遠遠低于成本的價格購買鎢、鉬、鐳、鈷、鎳、銅、云母等軍需戰略物資，然后繳納給日本海軍航空本部。

另一方面在占領區內進行間諜活動，收集戰時情報。兒玉譽士夫在二戰后逃脫了制裁，在日本政界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據說，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1982年出版的小說《尋羊冒險記》中的那位“先生”，就是以兒玉為原型構思出來的。

“有組織的國家犯罪”

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輯的《禁煙檔案》統計，日本侵華期間的對華毒品政策導致了日占區8.8%的民眾淪為癮君子，為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日本的對華毒品貿易是“以戰養戰”的重要組成，有證據稱，關東軍發動“九一八”的全部費用來自其特務機關的販毒收入。

據臺灣資深學者李恩涵先生計算，全面抗戰8年間，日本在華毒品收入高達5.36億美元。按照當時的物價，可以制造27.19艘日本當時最先進的航空母艦：排水量25675噸，可載戰斗機84架。東條英機內閣支持汪偽政權的3億元貸款，收買日本國會議員的“津貼”，全部來自于日本在華販毒的收入。

日本最高統治集團對這些罪惡行徑完全知情，并負有直接責任。日本對華毒品政策是由內務省、厚生省(1938年以后)負責。在殖民地則由軍部以及殖民地官廳（總督府）、興亞院、大東亞省等負責。這些均為國家機構，日本的鴉片政策是赤裸裸的國家的犯罪行為。

日本著名學者、愛知大學歷史教授江口圭一（1932年－2003年）指出：“日本的鴉片政策是以首相為總裁，外務大臣、大藏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為副總裁的興亞院及興亞院以后的大東亞省制定和掌握的，是作為國策由國家有組織、有系統、有計劃地推行的”；“像日本這樣在占領區和殖民地大規模地進行鴉片生產、販毒和使用的情況，在戰爭史上實為罕見”。

盡管昭和天皇在戰后躲過了戰爭罪責，但是他對日本的毒品貿易完全知情。據侍從軍官鹽澤清宣中將回憶，隨著日軍毒品政策的逐漸深入，昭和天皇曾屢屢向其身邊的侍從軍官問及“那件事(鴉片謀略)進展得如何了?”由于從事販毒導致侵華日軍上層腐敗，昭和天皇聞訊后還召見東條英機，詢問“是不是在上海的軍人都有大額存款？”授意東條英機管束下屬。2016年播出的日本推理動畫《代號D機關》曾有日軍懲治販毒軍官的相關劇情，美化了當時的特務機構。

盡管當年遠東軍事法庭固定了日本政府在華販毒的大量證據，但是還有更多證據被日本政府藏匿、銷毀，不為人知。不過無論如何，日本官方販毒帶給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的傷痛都鐵證如山。從鴉片戰爭到侵華戰爭，中國人民飽受帝國主義帶來的毒品荼毒；今天放眼全球，不管是尚未解放的臺灣，還是日本自己和整個西方，都飽受毒品困擾。不論是以史為鑒還是以今為鑒，我們都不能讓毒品荼毒中華大地的往事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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