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三年，我從沒遇到過歧視——除了那次被流浪漢罵街

網上常有人說，在西方國家生活，歧視無處不在。

尤其是華人，動不動就被看不起，被針對，被區別對待。看多了，你會以為這是一種“海外生活的必修課”。

但如果只說我自己的經歷。來加拿大將近三年，我幾乎沒有遭遇過任何實質意義上的歧視。不管是種族、身份、職業、年齡，還是英語水平。

唯一一次“意外”，發生在卡爾加里的輕軌上。而且，嚴格說，那次我也不太愿意把它算作“被歧視”。

身份這件事，在加拿大沒那么重要

先說身份。剛來加拿大時，我拿的是旅游簽證；后來是工作簽證；再后來，才變成永久居民。

但在使用公共服務這件事上，我從沒感受到“你是什么身份，所以你不配”。

旅游簽證照樣可以考駕照；工作簽證因為已經成為納稅人，便可以正常使用公費醫療系統，孩子還可以免費享受公立教育。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孩子剛來加拿大的第一個學期。當時他還是國際生身份。學校例行體檢，醫生發現他有蛀牙問題。

結果醫生第一反應不是“身份問題”，而是主動給我打電話，并用中文溝通消除我的疑慮，幫我申請了安省的兒童牙科福利——微笑計劃（Healthy Smiles Ontario）。

很快，我們先去社區牙科診所檢查，然后被轉介到區級兒童牙科醫院。檢查、治療、裝鋼圈，一套下來，一分錢沒花。

這件事放在某些語境里，很多人第一反應是：“國際生和臨時居民憑什么？”

但在加拿大的邏輯里很簡單，這是兒童健康問題，不是身份問題。

不由得想起當年，我在北京工作時，還辦過一件很中國式的東西：暫住證。

語言不好，也沒有被“嫌棄”

也有很多人擔心英語不好會被歧視。但至少在我接觸到的公共服務系統里，情況恰恰相反。

在圖書館、醫院、政府部門，工作人員會刻意放慢語速；或者換一種說法，確認你是不是聽懂了。

不是居高臨下的“照顧”，而是一種非常職業化的耐心。

后來找工作時，我第一次認真看加拿大的簡歷模板。

發現一件在國內幾乎不可想象的事：簡歷里不寫性別、不寫年齡，不問婚育情況；不問你是哪兒人；更不可能出現政治面貌、戶口、家庭背景。

只看幾樣東西：你會什么、做過什么、能不能勝任。

反歧視，在加拿大不是口號，而是寫進職業規范、寫進制度里的高壓線。

那次“被歧視”的輕軌經歷

說到這兒，必須提一下那次例外。

大概一年前，當時還在卡爾加里，某個周日早上九點半，我坐C-train 去上班。

車廂里人不多，五六個人。坐了兩站，忽然一個空礦泉水瓶飛過來，伴隨著罵罵咧咧。

我一回頭，是個五十來歲的白人流浪漢。對著我和另外兩名亞裔罵街，大概意思是“Asian怎樣怎樣，影響了他的工作和生活”。

他也不敢真往人身上砸，瓶子只扔在我們座位旁邊的過道上。

其中一位亞裔趁著到站，迅速下車，在站臺徘徊。不知道是剛好到站，還是不想惹事。

我和另一位老哥對視了一下。說實話，那一刻反而很冷靜。畢竟不是在某地，合理反擊不會被自動判定為互毆。

我倆站起來，把他圍住，對罵。我把美劇里學到的臟話幾乎用完，依然感覺不過癮，詞匯量不太夠……

他揮拳示威，不斷挑釁，我們也擺出中國功夫的架勢，隨時迎戰。

這種人就是這樣，你硬他就慫。他看我倆不好惹，便默默走到車廂另一頭，到站后拖著那堆流浪漢的家當，下了車。

事后想想，沒錄像確實可惜。如果真報警，也有證據。

但即便如此，我依然不太愿意把這次經歷，定義為“我在加拿大遭遇了歧視”。

在我看來，這更像是一個精神狀態不穩定的流浪漢罵街。

不得不說，卡爾加里輕軌上，奇葩是真的多。

流浪漢、醉鬼是日常；經常有警察或安全員上車請他們離開。

還有脫鞋摳腳的；

還有推自行車、掛假人頭的……

見多了，也就不稀奇了。

說到“被歧視”，我又想起在北京的一次經歷。

那時我在央視新聞頻道工作，住在菜戶營附近。

某天晚飯后遛彎兒，迎面走來一位二十多歲的胖姑娘。我不小心和她對視了一眼。

她不知是自卑，還是因為什么，便突然破口大罵：“cnm，sb，臭外地的……”

現在回頭想，挺有意思。

我不是說加拿大沒有歧視。美國、歐洲、澳洲的情況，可能也有所不同。

而是想說，歧視這個詞，在很多討論里被用得太隨意了。

制度性的歧視，和個體失控的攻擊；結構性問題，和隨機性沖突；不被尊重，和被瘋子罵街——不是一回事。

有時候，我們需要警惕的，不是歧視本身，而是把所有不愉快的經歷，都自動歸因于“我被歧視了”。

那樣，反而容易把世界看得越來越狹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