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兇已經現身，他卻蒙冤十幾年還未翻案……

廣東省英德監獄的高墻內，今年42歲的薛小偉已在此度過13個春秋：將近人生三分之一的時間，已經在監獄的“改造”生活——清晨起床，整理內務，八小時勞動，短暫午休，晚間還有思想教育與組織觀看新聞聯播；和在這些的間隙里，不斷擠出時間寫各種申訴材料中度過。

監獄里不能用電腦，紙張也很有限，他每次都得一筆一劃認認真真的寫好，再滿懷希望的寄出，向廣東省高院，向最高院……然后，再一次次陷入希望渺茫的等待。

“真兇都早已抓到了，為什么還要判我有罪？”這是薛小偉問的最多的問題——轟動全國的河北聶樹斌案和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最終能沉冤得雪背后，都與“真兇現身”或“亡者歸來”這些關鍵因素密不可分。與之類似的，還有浙江張氏叔侄案、云南杜培武案等。甚至于，因為那幾個案件所引起的司法界之反思，在諸如念斌、錢仁鳳、金哲宏、陳夏影等案中，越來越多趨于證據審查標準提高，越來越多的重大刑案改判的直接原因是因為證據不足及“疑罪從無”。

——司法進步的腳步蹣跚而又緩慢，每一步都浸著無數血淚，而薛小偉依然還是其中的血淚之一。哪怕，他比聶樹斌和呼格吉勒圖等人其實更為幸運，真兇在他受審期間就已出現，正義曾經似乎距他只有咫尺之遙。

如薛小偉的律師在一份申訴狀中寫道，“薛小偉是活著的‘聶樹斌、呼格吉勒圖’”。

然而等待他的卻是，從2012年一審開始，期間經歷廣東省高院發回重審，及2017年的重審一審及上訴后，2019年，廣東省高院依然做出裁定，認定其強奸及殺人罪成立，維持原死刑緩期兩年判決——仿佛有一只無形而冰冷的大手，在背后扼著他的咽喉，任他如何掙扎，也無法掙脫這種令他窒息的感覺。

這么離奇的事怎么發生的？打開這段被塵封多年的往事，仿佛步入一座由層層不合理所構建起來的迷宮，只能在剝絲抽繭和循跡而行中，去努力接近和尋找那隱藏在迷霧深處，可能打開真相的鑰匙。

1

案發，情人薛小偉被警方迅速鎖定為唯一疑兇

2012年3月22日下午5時許，廣州增城一出租屋內，一名年輕女子被發現赤身裸體躺在床上，頸部被一根嶄新的皮帶緊緊勒住，手腳被繩索捆著，口鼻被膠帶纏得嚴嚴實實，身上蓋著一床棉被，已被確認死亡。

接報后，增城公安局刑偵大隊組織人員趕赴現場展開調查。經初查，該死亡女子名賴聰聰（化名），年齡23歲。作為她的情人，薛小偉還是第一個發現現場并報警的人，因此迅速被警方鎖定為最大嫌疑人，被傳喚至增城市公安局刑警二中隊接受訊問，并于兩天后的3月24日下午13時移送增城市看守所羈押。

圖/薛小偉

根據部分疑從警方處獲得信息的媒體報道，警方之所以將薛小偉列為最大嫌疑人，在于他們認為薛和賴長期保持不正當男女關系，賴曾以拍攝兩人性愛視頻來要挾薛和她結婚，薛因此具備作案動機。而且根據他們的偵查，薛小偉也是最后一個和賴聰聰有過接觸的人。

而在案發當日凌晨，薛小偉確實曾與賴聰聰發生過性關系，然后離開。這似乎更證實了警方的判斷，迅速將他從最大嫌疑人轉為唯一嫌疑人。兩天后，薛小偉即被刑事拘留，移送看守所關押。

然而，就在薛小偉于2012年4月6日作為這起強奸殺人案的唯一嫌疑人被正式批準逮捕之后，最晚到5月16日（甚至可能更早），警方卻又已經發現：3月23日凌晨4時24至25分許，被害人賴聰聰的建行卡被不明身份者在距離案發地14公里外的另一個鄉——三江鎮某銀行，分三次取現3700元。

而此時，早已被羈押的薛小偉顯然分身乏術，本案顯然還有其他嫌疑人存在。然而不知何故，這一如此重大的線索，卻在警方后續的偵查中被有意或無意忽略。

同樣被警方“忽略”了的，還有早在2012年3月23日，增城區公安局刑偵大隊法醫就在賴聰聰身體中，檢出除薛小偉之外的多人精液DNA。

根據后來庭審中才暴露出來的結果，增城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2012]60號法醫物證鑒定對于42份檢材成功提取到DNA基因分型，其中在第6,7點分析意見中認定：賴聰聰左乳房、頸部、頸部封口膠、綁腳繩、皮帶、綁手繩，以及杯子把手的擦拭子上，共檢出3人或3人以上的混合基因型；被害人外陰擦拭物中檢出精斑，并檢見三人或三人以上的混合基因型。

然而，即便面對這些明顯指向另有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另有真兇的線索，警方仍堅持將薛小偉作為唯一嫌疑人移送起訴。更令人費解的是，法醫在鑒定中明明檢出多處三人或三人以上混合DNA，卻僅對比了對薛小偉一人，不對其他潛在嫌疑人進行排查。薛小偉方聘請的法醫專家胡志強直言：“這不僅有失專業水準，更是嚴重的失職，實際上等于放縱了真正的犯罪者。”

據薛小偉自述，這份警方在3月23日就已經做出來的法醫鑒定，卻要他在8月27日才簽字，并要求他把落款的時間寫成3月。而此時，他已經被起訴至廣州市中院,指控及證據鏈條由此構成——薛小偉作為被害人情人，以及確實和被害人發生過性關系所檢驗出來的DNA，以及警方所認為的“為擺脫情人糾纏”作案動機，加薛小偉“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的口供。

2

庭審激辯和輿論倒逼下，真兇浮現

2012年10月15日，廣州中院首次開庭審理此案。薛小偉及其辯護人均作無罪辯護，指出其有罪供述系在偵查階段遭受連續五天四夜疲勞審訊后被迫做出，此前此后均堅持無罪供述——案發當晚（2012年3月22日）薛小偉即被公安機關控制，自3月25日8時起至3月29日15時，被連續突審五天四晚，最終作出殺害賴聰聰的有罪供述，并于其間（3月28日）被帶至出租屋指認現場、（3月29日）在看守所指認封口膠、電腦包、手機及手機卡等物品。

2012年4月1日，增城市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捕時聽取薛小偉意見，他填寫《辯解意見書》，推翻了此前有罪供述，向檢察機關反映遭受5天4夜疲勞審訊、偵查人員威脅抓其妻子等情況，并提供被害人另一部手機丟失的線索。4月6日被批準逮捕后，薛小偉再次作無罪辯解，此后在偵查、審查起訴直至歷次庭審，也始終堅持自己無罪。

從一審開始，薛小偉在庭審過程中反復控訴自己所遭受的“連續突審五天四晚”經歷：從3月25日上午8時許起，偵查人員四組輪班、不斷變換提訊室，對其進行不間斷疲勞審訊，整個過程僅給20分鐘左右休息，他一直未被允許返回監室。3月26日晚，看守所值班民警卜勝聰（警號037654）曾提出異議，要求將其帶回監室，但偵查人員通過領導協調后繼續違法審訊。

除疲勞審訊外，偵查人員還實施威脅、誘供和指供，有罪供述多為復述警方話語，并非真實意思。審訊中充斥威脅性語言，如“不認罪天天提你，看你熬多久”“不爭取主動，真判死刑怎么辦”“認了，定你個失手”，以及誘導性提問，如“她是不是要你離婚，你怕老婆知道”“她是不是拿視頻威脅你”等。

為核實是否存在變相刑訊逼供，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6日向增城市公安局發出《補充調查函》，要求調取提審監控。偵查機關隨后提交的情況說明及提訊信息，被辯護人認為這些材料真實性存疑，不排除人為偽造以掩蓋疲勞審訊事實——其中6份《提訊信息》提訊日期為2012年3月24至29日，卻均顯示電腦操作時間為“2013年5月13日16時”，操作人統一為“徐良廣”。

至于提審監控錄像，答復一如許多同類案件：“無法提供，已超過保存期限”。增城市看守所2013年5月7日答復中還稱，只能提供2012年3月25日一張提審證，其余無法找到。這一細節，更加印證了薛小偉的陳述：偵查人員僅用一張提審證，就對他實施了連續五天四夜的違法審訊。

讓庭審更加難以為繼的是在2013年8月1日，廣州中院第二次開庭，辯方提出，被害人的銀行卡在薛小偉已經被羈押后的3月23日凌晨4時24分被三次取現3700元這一重大疑點，認為本案另有真兇。

此次開庭后，廣州有多家媒體報道此事，至今網上還能檢索到相關報道，法院受到不小的壓力。一位關注此案的廣州媒體人還寫信給廣州中院時任院長劉年夫，指出被害者體內有其他人精液DNA，未做調查排除疑點不合常理。據稱，廣州中院隨后致函廣州市公安局，要求補充偵查并對其他人精液做DNA比對。

庭審記錄顯示，此次開庭后，廣州市公安局法醫將相關DNA數據上傳到公安部某內部懸案DNA數據庫中，很快（一個月不到），上海市公安局法醫通過比對數據庫，認定其中一組DNA與山東人趙明義有關。

2013年8月29日，增城市公安局決定對趙明義實施刑事拘留。此后的9月2日18時，負責追逃的廣州警方在山東省東營市將趙明義抓獲歸案，以“涉嫌故意殺人”對其刑事拘留。

“真兇”出現并且落網，薛小偉感到很振奮，在寫給姐姐的信中，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情，“不到一個月，兇手趙明義就在數據庫比對到并被抓獲，姐姐你知道我當時有多開心呀。”

3

真兇落網，并坦承犯案，卻又改了口供

在薛小偉看來，隨著真兇趙明義的落網，以及其DNA與死者賴聰聰身上精液的成功比對，整個案件已然峰回路轉，自己洗清嫌疑、重獲自由的日子指日可待。然而，殘酷的現實很快給了他沉重一擊：盡管趙明義的出現本應徹底洗脫薛被作為唯一嫌疑人的指控，但案件并未就此柳暗花明，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迷局。

趙明義落網后，對本案的供述，先后出現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版本——

2013年9月2日～11月28日期間一個版本；2013年12月6日，從原先受審的增城市公安局刑偵大隊移送廣州市公安局預審支隊后，趙明義對此做出另一個版本的供述。

9月2日至11月28日，在其將近三個月內的23次供述（22份訊問筆錄、1份自書《親筆供詞》）中，趙明義始終穩定供述其與‘阿強’（郭成晟）共同侵害被害人的情況，始終沒有出現薛小偉的名字。23次供述相對穩定，無重大矛盾，僅在細節（如具體時間、物品位置）略有調整，但核心事實不變。

在這多達幾十次的供述中，趙明義多次承認自己是主犯，伙同“阿強”（即郭成晟）實施犯罪——凌晨3時進入出租屋，用繩子捆綁被害人雙手雙腳，用透明膠帶封口，對被害人實施強奸。

該案最早的DNA勘驗報告中明確顯示，被害人外陰的擦拭子上檢出精斑，及3人或3人以上的混合基因型。但令人無法理解的是，由于趙明義的證詞，郭成晟也曾被采取偵查強制措施，公安機關居然依然沒有采集郭成晟的生物檢材進行檢驗比對。根據DNA勘驗報告及案卷中隱隱約約呈現出來的一些蛛絲馬跡，當時在現場同時實施了作案的，還有一個名為李文展的嫌疑人。然而不知何故，關于這個李文展在該案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更是完全沒有被嚴肅認真地深入調查下去。

在補充偵查卷4的第133頁顯示，增城市公安局刑偵大隊偵查員選取了 12 張不同男性的照片，其中第4張照片是薛小偉的照片。趙明義經過仔細辨認，最后在該組照片下面標注：以上照片的人我不認識。

然而在2013年12月6日，趙明義被移送廣州市公安局預審支隊后，趙明義又忽然從照片里認出了薛小偉，并徹底改變供詞，稱自己是受薛小偉指使而實施了犯罪。

2013年12月6日,趙明義第一次作出指向薛小偉的供述時稱“經過你們幾天的教育,我認識到只有如實供述自己的行為, 才能得到政府從輕處理,我想將我的問題交代清楚”。

蹊蹺的是，對趙明義的《提訊提解證》中記載顯示，在12月6日之前的12月3日(？ -23: 45) 、4 日(9: 05—21: 30) 、5 日(9: 10—20: 40),趙明義均被偵查人員提審，但這三天的訊問筆錄，警方卻并未隨案移送。因而也無從得知，在這三天的時間里，偵查人員究竟是采用什么方法“教育”和說服了趙明義，使其改變了供述。

趙明義在其新供述中稱，薛小偉通過中間人找到他，說被害人賴聰聰一直在糾纏他，要求他離婚后與自己結婚。薛小偉為擺脫賴聰聰的糾纏，讓趙明義去“強奸”賴聰聰，以達到“用這個事分手”的目的。

然后，因為趙明義的這個重新供述，本來以為真兇出現后自己就可以洗清嫌疑和獲得自由的薛小偉，又成為這個“共同犯罪”中的主謀及指使人，并且還參與了其中。

——趙明義何以前后做出兩種不同版本的口供？熟悉該案的人士認為，如果他開始做出的那個版本供述被采信，意味著不但薛小偉可以洗脫嫌疑重獲自由，而且還意味著，他所控告的自己被辦案人員“連續疲勞”審訊，及逼供誘供等成立，有關辦案人員要被追究相應責任。通過改變趙明義的口供，薛小偉就還是犯罪嫌疑人，雖然辦案人員的辦案過程依然并非完美，但可以作為辦案過程中的“探索”遮掩過去。

這位人士還認為，“我相信公檢已經有意識到辦錯案了，可非常遺憾的是……”

4

剪切拼接成的案子既然無法自圓其說，那就分案審理

一個命案現場，出現了多達至少四人的DNA遺留，然而公安卻不知何故對其中兩人的嫌疑不展開調查，整個案件真相得不到還原，反而陷入需要嚴重和單一依賴口供，但各方的口供卻嚴重不一致的迷局。

據薛小偉本人的回憶，2012年3月22日凌晨2時許，他在被害人賴聰聰的出租房內，與其發生了性關系。隨后……離開現場，22日下午17時許，薛小偉返回出租屋，發現賴聰聰被害，并聯系鄰居報警。

薛小偉還提到，在其當日凌晨進入賴聰聰出租屋后，在他之后回來的賴進屋時忘了拔房間鑰匙，再出去找的時候已經發現不見。薛還提醒賴聰聰，回頭一定要記得換鎖。

如薛小偉的這一說法屬實，事情的經過應該是這樣——趙明義等人發現并取得了賴聰聰忘記拔掉的房間鑰匙，并在薛小偉離開后利用鑰匙伙同他人進入屋內作案。

而根據據趙明義等人的供述及薛小偉提供的情況，趙明義、李文展、郭成晟均曾租住在案發出租屋所在的2樓或樓上；甚至被害人所租住的201房對面的203房，就有田趙明義、李文展一伙的人（身份有待查明）租住。因此，趙明義等人對案發現場環境非常熟悉，具備拔走房門鑰匙等作案條件。

而通過趙明義在2013年12月6日做出的新供述，原先彼此并不認識的他和薛小偉被通過這樣一種方式聯系在一起——薛小偉用鑰匙打開樓下鐵門后，將房間鑰匙和事先準備好的兩根紅色尼龍繩遞給趙明義，趙明義進入房間對賴聰聰實施了捆綁和強奸后，在屋里給薛小偉發信號，薛小偉計劃進去后假裝發現賴和別的男人有染，所以要提出分手。

——根據對薛小偉的原一審判決中所認定的事實，趙明義是獨自一人在房間內完成對被害人的封口、反綁雙手、強奸等一系列行為——而薛小偉是在凌晨4點左右回到現場查看——雖然有證人和監控證實，薛小偉在凌晨4點11分，和其友人梁某一起從唐人街酒吧的路口回各自家中，不可能出現在現場。

而這個由趙明義一個人獨自完成的對被害人封口、反綁雙手、強奸等一系列行為，不但與常理不符，還和趙明義早期的供述不符，在其原先的供述中：他跟“阿強”兩個人一起對被害人用透明膠帶封口、反綁雙手時，因被害人掙扎，還無法捆好。

趙明義在當時的供述中稱“阿強在腹部位置掏出一捆紅色繩子，扔給我，讓我捆綁女孩的手，我用繩子把女孩的手反綁在背后還沒捆結實時女孩在叫，阿強叫我先用封口膠封口，我在梳妝臺用封口膠把嘴巴繞了幾圈，還用手摸了女孩的胸部，然后再把手和腳綁好”。

在趙明義后來的供述中，這個“阿強”的作用為什么會被隱身，以及，警方為什么不肯對其取樣進行DNA比對，以及這個“阿強”后來到底怎么處理的，目前均不得而知，有說這個“阿強”也被以強奸罪判處了10年有期徒刑的，也有說這個“阿強”和那個幾乎完全被隱身了的李文展一樣，壓根就沒受到任何處理。

在改口稱自己受薛小偉指使實施強奸后，趙明義又說，自己只負責強奸、捆綁、封口，沒有殺人，把殺人行為完全推給薛小偉：“我實施了捆綁、強奸行為，但沒殺人……是薛小偉進去扼壓脖子把她掐死的。”

而薛小偉，在其2012年3月38—29日，一共4份有罪供述和1份自書《親筆供詞》里，說的都是他一個人臨時起意實施殺人犯罪，從未提及趙明義或者其他同案人。以常理判斷，在他已承認自己殺害賴聰聰的情況下，及在檢察機關提審時還主動提供被害人有一部手機不見了的線索，他沒有理由，也無必要隱藏趙明義等同案犯的存在。

而且，既然薛小偉如趙明義所述，只指使趙明義去強奸賴聰聰，以達到和其分手的目的。這個的法律后果，顯然要比殺人輕得多。但薛小偉卻并沒有這么做——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趙明義在本案中的存在。

與之相比，更加符合常識的推理是：趙明義等人做案，但在某些偵查人員的誘導下，把薛小偉攀指為共同犯罪的指使，這樣既可以減輕自己及共同實施了犯罪的同案的罪責，還可讓早期涉嫌刑訊逼供，造成重大錯案的部分責任人脫責。

但無論真相如何，兩個人的口供嚴重不符則是非常顯而易見。結果就是，在薛小偉及其辯護律師一再要求合并審理的不斷申請和不斷抗議中，這個案子終于還是被分案審理。

因為，如果合并審理，庭審過程就不得不面對諸如趙明義前期23次供述（無薛小偉）、照片辨認“不認識”、薛小偉口供矛盾、DNA混合型（至少3人）等重大疑點，極可能推翻薛小偉有罪結論。趙明義和薛小偉被分案處理，辯方無法在同一庭審中交叉質證趙明義供述，導致證據鏈斷裂，便于法院“各打五十大板”，形成“每人兩條罪”的“責任平攤”局面。

分案審理的結果，作為從犯的趙明義以故意殺人罪 + 強奸罪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基于同樣的罪名，作為主使者和主犯的薛小偉，也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對此，法院對此的說法是，趙明義參與了殺人的共同犯罪，但基于其供述“只強奸、不殺人”，主要的殺人責任在薛小偉。

ー審判決書在認定薛小偉指使趙明義強奸賴聰聰的事實基 礎上,再進ー步認定薛小偉殺害賴聰聰這ー事實的。問題是,根據判決書的認定,在薛小偉再次回到案發現場的房間時,賴聰聰當時處在口部被膠帶纏繞、雙手雙腳被捆綁的狀態,律師質疑：在這種情形下,又如何和薛小偉“起爭執",進而導致被薛小偉“掐死'' 的后果呢?

諸多矛盾之處，都引向某種令人細思極恐但又不能排除的可能。

5

作為強奸、故意殺人中間介紹人的，被離奇隱身

薛小偉跟趙明義本不認識，兩人對此供述一致。將兩人連接起來的，是一位名為田高奇的重要“證人”——趙明義改口之后的供詞顯示，是由田介紹他和薛認識，并促成由其執行的強奸案。

對薛小偉的一審判決書中所采信的證據中，田高奇稱“我打電話跟趙明義說有事要他幫忙，趙明義說他要一個多小時回來”，趙明義亦供稱“田磊（田高奇）打電話讓我有時間去他公司一趟”。

但是，薛小偉的辯護律師調閱兩人之間通話記錄發現，兩人不但在案發前一天（3月21日）沒有通過電話，在案發前幾天、案發當天（3月22日），也沒有任何通話往來。而且，趙明義、田高奇兩人跟薛小偉之間，也沒有任何電話往來。

田高奇的這個“中介”角色 的形成過程，辦案機關在其間似乎也做了不少“工作”。而這個田高奇，按照薛小偉的說法，和轄區派出所的一位民警關系非常好，自己之所以認識田高奇就是通過這位派出所民警。

從其供詞顯示，在其2013年11月28日的口供中，田高奇還在否認“薛小偉找他辦過什么事”；在12月11日的證言中，明確否認薛小偉去過他的公司；2013年12月13日后的證言，才改稱薛小偉打電話找他幫忙要教訓其女朋友，他打電話通知趙明義來公司與薛小偉見面。

薛小偉陳述的情況，在案發前一天（2012年3月21日）的傍晚和晚上、直至第二天凌晨，他一直在公司上班，從未外出，公司的大量工作人員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但警方拒絕進行核查。

如此因為“辦案需要”而剪切粘貼出來的證詞，諸如此類疑點比比皆是，卻被檢方和法院全都忽視。但，在即使檢、法都確信并采納這個說法的同時，作為強奸及殺人罪介紹人的田高奇應該承擔什么樣的法律責任？詭異的是，在整個案件中，田高奇和前述中所提到的“阿強”、李文展等一樣，也被離奇隱身。

6

DNA比對成為庭審焦點，但警方始終不肯對涉案的其他兩名嫌犯進行比對

該案庭審的焦點之一還在于，控方以現場捆綁賴聰聰的繩子上檢驗出薛小偉的DNA作為核心證據，認定薛小偉參與了趙明義對賴聰聰的捆綁、強奸等行為。

為此，廣州檢方還邀請了時任廣州公安局刑偵支隊政委，后來成為公安系統第二名工程院院士的劉超出庭作為專家證人。

但正如薛小偉所述，這個出租屋是他和賴聰聰共同生活的地方，床上物品有沾染他的DNA非常正常。

為強化對薛小偉的指控，控方專家證人解釋稱：法醫在提取DNA時，將3米多長的綁繩分成5段，每段均用擦拭子從頭到尾徹底擦拭一遍，并在此基礎上檢出薛小偉的生物成分，從而證明，薛小偉深度參與了對賴聰聰的捆綁等暴力行為。

對此，薛小偉在其給家人的信中也寫道，“兩條三米多長的繩子在兇手趙明義行兇過程中已經多次沾染到太多生物成分了，趙明義行兇他必然要先控制賴聰聰，無論是對賴聰聰綁手或綁腳。加之賴聰聰反抗或扭動，繩子必然要在床被上摩擦從而粘染薛小偉DNA。”

同理，在用來綁賴聰聰的封箱膠等物品上發現有薛小偉的生物成分并不奇怪。最令人不解和難以說通的是，偵查方對現場出現的除了趙明義、薛小偉外的其他男性的DNA卻都視而不見，毫無探究的想法。

辯方聘請的專家輔助人——法醫專家胡志強、莊洪勝出具的《法醫學書證審查意見書》認為：除薛小偉與被害人賴聰聰、李文展、趙明義四人外，檢材中還有其他人的DNA基因分型，至少分布在5號檢材頸部拭子、7號檢材右手指甲拭子、13號檢材封口膠膠卷邊緣的拭子、20號檢材頸部封口膠拭子、31號檢材綁腳繩拭子中。另外，還要考慮到，任何檢材的提取都是局部、微量的；混合斑中DNA檢材的擴增是優勢擴增，含量少的成分難以擴增，可能無法檢出結果。因此，對犯罪嫌疑人的排查不能僅限于DNA檢驗出的人員范圍。

該意見書從多個檢材含有其他人的DNA生物成分這一角度，強化了作案時有多人參與的合理懷疑。這與警方法醫鑒定——穗增公（司）鑒（DNA）字[2012]60號法醫物證鑒定書中，檢出3人或3人以上混合基因型的結論相呼應。

多項客觀證據指向，該案除了郭成晟外，還有另一重大同案嫌疑人李文展。對DNA出現在繩子上，李文展在其“證詞”中稱，作案的繩子是跟趙明義ー起去買的，準備拿來綁架“阿星”的，后面就放在趙明義的車尾廂。這個說法，也和趙明義所說繩子是由薛小偉給他不符。

但奇怪的是，增城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2014]32號法醫物證鑒定，卻是針對犯罪嫌疑人李文展的口腔拭子檢驗。庭審中，公訴人將這份證據故意撤回，不讓有專門知識的人向法庭陳述質證意見。

胡志強法醫質疑，為何警方法醫只鑒定比對了檢材綁手繩的混合基因型，而沒有對同樣含有李文展 DNA 基因物質的第3,5,15,16,20,28,29,30,31,34,35,37,44號至少13份檢材進行比對認定

——根據前后證詞比對，非常合理的懷疑是，李文展極可能也參加了對賴的強奸和扼殺。對其進行比對，從技術的角度分析，對警方來說顯然并非什么難事。然而不知何故，增城和廣州警方至今未見重啟調查，和對DNA做進一步比對。

而從2012年3月24日被刑事拘留至今，薛小偉已失去自由13年多。不但他，還有那慘死的賴聰聰依然看不到已經遲到太久的正義降臨。案件的真相，依然還被層層迷霧與疑云籠罩，深埋在某些司法的慣性乃至惰性，以及證據居然可以被剪貼拼湊的陰影中，無法重見天日。

據悉，已有新的律師團隊以法律援助形式接手此案，準備開啟新一輪申訴與糾錯的攻堅之戰——這已經遲到了13年多的正義能否到來，和已經被掩埋了太久的真相能否揭開？對此，我們將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