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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大外交青年智庫（GDYT）全球Smallibrary書屋2025年“3個月精讀10本書”挑戰計劃（每本書要求30萬字及以上）活動的書友閱讀心得評價，觀點僅代表個人，不代表平臺觀點。

PART 1 打卡記錄

分享人： 黃淑婷

讀完時間：2025年12月1日

書名： 《現代世界的建構》

作者：〔中國〕 陳方正

譯者：/

出版： 廣東人民出版社

字數：30 萬

評分：10分（10分制）

PART 2 讀后分享

本書是陳方正老師的文章合集，每篇文章都立論新穎，文字頓挫有力，史論結合，可讀性強！本書從“現代化”這一術語起筆，討論世界主要文明的現代化進程，開篇即指出當前對現代化道路探索的誤解，“完全依賴社會經濟數據的對比，忽略了文化和歷史因素，忽略了人作為現代化原動力的重要性”，這種追求機械理性的現代化歷程，在近代的俄羅斯、日本，乃至中東的土耳其共和國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烙印，本質上，這些失去現代化動力的經濟發展遲滯，在于他們“在底子里并未脫離西方中心意識”，在自上而下推行西式先進理念的同時，或多或少地摧毀了本土社會自我更新與修復的活力。現在世界諸國面對的，是“在全球化大潮下，如何各自憑借本身優勢，克服本身的深刻缺陷，來相互競賽、力爭上游的局面”。

基于上述的宏大論題，陳老師剖析了中西文明歷史上具有變革性的“現代化”改革與革命。

他為光榮革命“翻案”：我們通常認為光榮革命指的是，國王詹姆士二世被驅逐，威廉入主英國，在短短幾個月內確立起君主立憲政體，是一場不流血、最高效率的政治變革。而根據平卡斯的《1688：第一場現代革命》，光榮革命前的英國經歷了從17世紀20年代開始的清教徒革命，從1640年前后長達半個世紀的君主與共和制度更迭，直到查理二世復辟，短暫中止了英國國內此起彼伏的政治權力紛爭。實際上，英國的憲政與議會傳統也可追溯到13世紀的《大憲章》，至17世紀已經有三四百年的發展歷史。光榮革命并不是局限于1688年前后那一段時間的高效率變革，而是放在英國歷史上長達世紀之久的憲政嘗試，它是英國“大革命”的終點，繼承了此前長達百余年革命的慘痛教訓，故而誕生了成熟穩定的立憲政體。他將光榮革命放到更廣的時間維度，是為英從專制天主教國家轉向民主、憲政、新教國的革命終途，其間必有流血革命、權力傾軋。由此可見，現代化轉型在于體制、文化、傳統的顛覆性轉變，國家/政府的調控程度與社會/民眾間的自發性力量對比，決定了在這一轉型長征中是溫和改革還是流血革命。

在對比五四運動與啟蒙運動的功過時，陳指出，西歐的啟蒙運動是相當緩和、漸進的，經歷了“12世紀早期文藝復興”、13世紀的意大利文藝復興、返歸希伯來教宗與民族化的宗教改革、科技革命，直至啟蒙運動，這一過程始終建立在社會自發的創新之上，推翻了基督教（包括羅馬天主教與新教）在文化乃至世俗政治的主宰地位；中國的五四運動則略顯獨特，它是在強大外來勢力的沖擊下，由于強烈的危機感而產生的與儒家文化的“決裂”。由于中國的儒學是現世性的，不像基督教那樣，在脫離政治后，依舊有龐大普世統治力，所以中國的儒家文化與皇朝政治、教育、官僚體制融合得更為緊密，作為宗教的“傳統阻力”可以在根除有神論邏輯、削弱羅馬教廷控制力、重執民族教會解釋權等外在手段下慢慢破除，而儒家文化深入到中國上至朝廷合法性、下至士紳農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卻沒有可以破除的機制，其變革阻力可想而知。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元性（道統服務于政統），使得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這一束縛后，國內的思想“道統”就迅速分化崩解了。

在奧托曼帝國改革與土耳其現代化轉型這一板塊，作者按歷史時間順序，梳理了奧托曼帝國在伊斯蘭教根深蒂固的文化桎梏下轉型的三個階段。奧托曼帝國能夠威脅歐洲文明四世紀之久，靠的是強大的軍事力量，力量核心是近衛軍團，軍團反映的是帝國的立國精神，包括來自草原游牧民族——突厥民族的征服欲，伊斯蘭教對外的“圣戰”信仰，以及由奴隸擴充而成的近衛軍團所固有的忠誠精神。這也導致奧托曼帝國的君主蘇丹-哈里發在長期高度軍事動員中，能夠獲得廣泛的民眾支持，卻沒有形成統一的君權。轉型的第一階段在卡爾洛維茨戰役后，蘇丹意識到需要改革，但1718—1826年的五次革新每次都引發了近衛軍團、教士的消極抵制、言論對抗乃至公開叛亂等各種形式的反動。1826年，穆罕默德二世發動“吉祥事變”，摧毀了近衛軍團這一傳統軍事體制和以伊斯蘭教士為骨干的舊社會體制，“軍事神權國”被改造為類似于俄國的大一統王朝。

第二階段是長達四十年（1839-1878）的“新秩序運動”（Tanzimat）。繼任蘇丹頒布“居爾哈內御詔”（Gülhane Rescript），宣布自由平等原則，將改革從軍事推向政治與社會體制，借以贏得西方各國好感與支持。同時，施政大權也從蘇丹下移到“國務院”（The Sublime Porte），交付給經過“翻譯局”洗禮的大臣。雷什德（Mustafa Re?it）、阿里（Mehmet Ali）和富阿特（Ke?ecizade Fuat）三人輪流執掌首相與外相職位。這一轉變贏得了英、法兩國的好感，支持奧托曼防范俄國南下地中海。在這段相對自由的時期，出現了“奧托曼青年”（Ottoman Youth）運動，這些中上層官員辦報探討帝國出路，鼓吹憲政，其中格卡爾普的“土耳其主義”更是推崇放下奧托曼一統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回歸民族根源。最后在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被擁戴登基之后，憲政終于得以實現，但一年多之后就宣告結束。

自此改革進入第三階段，帝國恢復到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大權獨攬的局面。他努力繼續推行實務改革，且頗見成效，但這仍然無法挽回帝國頹勢和阻止革命的爆發。革命的種子是在“奧托曼青年”運動失敗時就已經播下的，秘密革命團體“聯進會”（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簡稱CUP）的主導力量轉移到從中下層涌現的愛國志士，特別是中下級軍官，即所謂“土耳其青年”（Young Turks）。他們在1908年起義，目標僅限于溫和的君主立憲。聯進會掌權只有短短十年（1908-1918）：在前半期他們與軍政元老組織聯合政府，由于在軍事劣勢下眾議紛紜，舉棋不定，丟掉了整個巴爾干和馬其頓廣大地區；在后半期以革命黨專政，外交上卻犯了致命錯誤，在一戰中投向德、奧等失敗一方，導致戰后帝國面臨瓜分命運。在此千鈞一發之際，聯進會一個被同袍排擠的軍官凱末爾（Mustafa Kemal）脫逃到安納托利亞東部，發起召開“國民會議”，領導國民軍擊潰入侵的希臘大軍，自己當選了總統。他極有決斷力，大權在握之后進一步廢除蘇丹制度，以高壓手段改變各種社會體制、習俗乃至文字，締造一個高度世俗化的國家，成為土耳其共和國之父，現代土耳其從奧托曼帝國的廢墟中誕生。凱末爾全盤俗世化改革是否明智？伊斯蘭信仰在土耳其民眾間是根深蒂固的，當時被壓制，到了21世紀又趁著西方大力推行“民主化”政治有抬頭之勢，土耳其現代化阻力仍存。

俄羅斯的現代化根植于“圣潔與邪暴”的二元政治傳統，專制統治自伊凡三世起延續，彼得大帝、凱瑟琳大帝等均受其影響。基輔公國時期，親王朝政存在繼承混亂與內戰問題；13世紀蒙古鐵騎西征后，莫斯科公國逐步崛起，德米特里親王在庫利科沃大敗金帳部，為俄羅斯爭取到發展空間。伊凡大帝時代，不僅擊敗蒙古軍、啟用“沙皇”稱號，還通過集權手段終結諾夫哥羅德的民主體制，推動軍事改革卻也因殘暴統治引發社會動蕩。彼得大帝掌權后推行西方化改革，建艦隊、設新式機構，雖讓俄羅斯躋身歐洲強國，卻仍依賴精英階層、抑制資本主義；凱瑟琳大帝以啟蒙思想行“開明專制”，對外擴張卻加劇農奴制矛盾。19世紀農奴制改革不徹底催生革命，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掌權，蘇俄先后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斯大林時期建立高度集權體制，推動工業化卻也造成巨大民生代價，最終蘇聯因體制僵化與民眾不滿走向解體。

日本的現代化進程與自身文化傳統、對外學習密切交織。16世紀火器已影響日本軍政，但德川幕府為維持武士地位壓制先進科技；18世紀“蘭學”在日本學者中發展，幕府晚期幕府開啟實業與軍備建設，為后續變革埋下伏筆。1868年明治維新爆發，薩摩、長州的中下級武士推翻幕府，建立中央集權的現代民族國家，新政權廢除封建等級、收回藩地，推行“文明開化”全面學習西方，打破舊有思想體系。文化層面，佛教于6世紀傳入日本并與本土神道融合，17世紀朱子學成為德川幕府官學；明治時期儒學“華夷中心”思想刺激民族情緒，蘭學與啟蒙思想則推動日本突破傳統，不過儒學道德原則仍在新思想體系中保留控制地位，日本現代化始終在傳統與西化的調和中推進。

不同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展現出多樣的成敗邏輯與深層問題。俄羅斯雖地緣臨近歐洲，17世紀就踏上了現代化道路，卻因“帝國情結”與民眾制衡力薄弱，僅靠改革強化軍力而缺乏社會內生動力，文化精英的錯誤認知也導致現代化難以扎根。西班牙因民主保守勢力強大，17世紀后王室衰落、社會混亂，改革難以突破傳統桎梏。日本火器的興衰與中國洋務運動“師夷長技”的失敗，印證了僅學技術卻不改變體制的改革無法觸動根本。歐洲的現代化則依托軍事、資本發展形成“富”與“強”的資本主義邏輯，市場化資源調配在不同國家呈現不同效果。最后，陳老師也指出，“富”“強”平衡需在開放的政治環境中建立，在國家調控與社會內生活力的平衡中，找到文明進步的內生性動力。

PART 3 書屋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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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青年智庫（簡稱“大外交智庫”）（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創辦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為主的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社會/青年智庫，總部在中國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庫、中國首家青年智庫，創始人是王蓋蓋。

GDYT一直堅持“只有修煉好內功，才能放心去實戰”的發展理念，圍繞“大外交”“青年”“智庫”三大核心展開探索與創新發展。

2017年，在深圳市羅湖區的一家青年驛站起步，堅持青年原創與社群研討，穩扎穩打筑造智庫基座；

2018年，成立青年原創評論組（后于2022年改組為《智本青析》編輯部）并創辦《智本青析》電子刊至今；

2019年，在海南開設分支機構即海南大外交學會（GDYT HN），同年成立青年發展研究院，該院在2019年創辦“大外交青年發展與實踐啟航項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創辦“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講座項目”至今；

2020年，成立應試就業研究院并創辦《真題解析》付費專欄；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決策咨詢公司，落地深圳市寶安區，集中研究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海外利益分析與保護、青年外交與青年發展、區域國別與國際組織、跨國公司與全球治理等事務；

2021年，成立外文編譯評議組并創辦《大譯編參》電子刊至今（該編輯部于2022年創辦《每日信報》微電子日刊），同年成立區域國別研究院（該院于2022年創辦《新國別簡報》欄目）、啟動中國外交風險評估項目組；

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數據中心、全球治理研究院（該院于2022年創辦《鴻士論天下》欄目）、國家安全研究院、黨的理論創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專訪項目（青坊談、最有影響力人物訪談、21世紀中國外交天團、學人專訪等）整合為《與名人對話》欄目，組建“青年智庫特種部隊”全職高精尖部門（該部門于2023年創辦《中華內參》內刊）和全球范圍內的“大中華菁英圈”（該共同體于2024年創辦《全球統戰》內刊），開啟“Smallibrary·小書屋”全球青年閱讀挑戰計劃（該計劃于2022年創辦《智庫書屋》欄目），運營新知太學（網絡）書院（該書院于2022年創辦《線上共讀》欄目）；

2023年，成立全球創業研究中心、全球灣區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數字經濟研究院、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后于2025年創辦《基式外交研究》電子刊），在香港開設分支機構“香港大外交學會（GDYT HK）”，創辦“華灣國際創業發展新菁英匯”國際人才交流平臺，創辦“灣山友（WSY）”戶外爬山徒步讀書研討國際精英俱樂部；

2024年，成立新型智庫研究院、企業出海研究院（整合全球創業研究中心、跨國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等三大中心于一體）、“荔林讀書會（LOC）”（整合“國關讀書會”“華灣讀書會”“灣山友讀書會”“全球4%讀書會”等四大讀書會于一體）；

2025年，成立統一戰線研究院、企業家精神研究中心、大外交研究院、土耳其研究中心、文化外交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設立上海聯絡處、廈門聯絡處、北京聯絡處、邯鄲聯絡處、英國聯絡處、韓國聯絡處、墨西哥聯絡處、西班牙聯絡處以及埃及聯絡處等海內外聯絡處。

GDYT從2021年以來，多次舉辦全國（含全球）青年國際問題學術研討、思想交流、政策分析與企業出海等活動，如“國際問題研究型青年智庫發展模式探索論壇”、“新型國際問題青年智庫建設與發展論壇”、“國際關系青年辯論賽”、“國際關系青年辯論賽最佳辯手論壇”、“世界青年菁英坊《早點知道》系列講座”、“國際問題/區域國別學術研討會（GDYT·ISAS）”系列活動、“《與名人對話》系列采訪活動”、“《鴻士論天下》系列講座活動”、“新時代中國國際戰略高端論壇與菁英論壇”、“華灣國際創業發展新菁英匯”系列活動、“GDYT與國際知名學者對話”、“灣山友俱樂部粵港澳國際精英戶外實踐交流”系列活動、“荔林讀書會”國際前沿思想沙龍等等。

自創辦以來，GDYT一直致力于“讓壹億中國大外交青年智慧與方案被全球看見”，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為實現個人、企業、社會、國家和世界和平發展而奮斗，至2021年底，已發展成集專家顧問、研究員（含高級）、特約研究員（含高級）、助理研究員、編譯評議員、時政評論員、實習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國際人才體系（200人）的樣本標桿青年智庫，聚焦中國與全球大外交領域青年的原創方案、發展計劃和外交延伸等助力與服務，在“對照全球外交發展、對接世界高端智庫、對比新型平臺建設”的三原則指導下，為中國的外交與安全發展貢獻青年力量和方案，為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提供內參、為企業國內外發展提供商業咨詢、為國際問題智庫建設提供調研路徑、為非政府組織及個人提供咨詢等服務，被海內外青年譽為現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腦集中營、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庫的開創者和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