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威脅、被反水之后，我為什么還要在央媒做調查新聞？｜記者手記

威脅來得比結果更早。

一條關于網絡直播賭博的調查視頻發布后不久，評論區迅速被攻擊性言論占據，私信中也出現明確的人身威脅。視頻只有2分10秒，在短視頻平臺并不算討巧的時長，卻在短時間內引發大量關注。

這并非一次偶然的輿論事件。圍繞這一選題，央媒記者阿松已經持續跟蹤了800 多天。從直播畫面取證、話術拆解，到資金路徑核查、線索交叉驗證，他陸續發布20多條調查視頻，系統性揭示了一種長期潛藏在娛樂平臺中的線上賭博模式。

隨后，相關主播因“開設賭場罪”獲刑，監管部門也在專項行動中明確將此類行為納入整治范圍。

在算法主導的傳播環境中，調查報道是否還能成立？短視頻，是否注定只能承載情緒而難以容納事實？

作為一名非科班出身、從自媒體剪輯起步的記者，阿松的選擇并不常見。他沒有放棄調查，而是嘗試用最流行、也最苛刻的傳播形式，完成一場長期而克制的事實追蹤。

以下，是他對這段經歷的回溯：

我的記者生涯，開始于一次技術上的失誤。

那時我在一家自媒體工作室負責剪輯。因為不熟悉專業音頻處理，視頻在甲方設備上無法正常播放。Deadline臨近，我臨時想了一個笨辦法：把兩部手機塞進辦公桌抽屜里，一部播放視頻，另一部負責錄音，再將兩條音軌重新合成導出。

抽屜里傳出悶悶的音樂聲，我幾乎是屏著呼吸聽完的，生怕錄進去任何雜音。門外，老板不斷催促。視頻最終順利交付，但那一刻的窘迫感和無力感，讓我意識到一件事——在這里，我很難再學到真正專業的東西。

這并不是我第一次面對迷茫。

2013年，我從東北來到西南一所理工院校學習通信工程。公式、圖表對我來說像另一種語言。為了畢業，我不斷補考、重修，卻始終處在成績單的末尾。2017年畢業后，我兩次嘗試跨專業考研，想要轉行做律師，但都以失敗告終。

這條路走不通，我選擇換軌。

憑借大學期間自學的一點剪輯技能，朋友介紹我來到北京，在一家房車自媒體工作室工作。拍攝、剪輯、布光幾乎都是邊做邊學，設備老舊，操作生疏。那次抽屜錄音的經歷，成了壓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清楚地知道，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只會停留在低水平重復。

2019年，一些公共事件的報道重新觸動了我。我開始認真思考：能不能把這點并不成熟的技術，用在新聞報道上？

于是，我嘗試敲開了央媒的大門。

在招聘平臺投遞大量簡歷后，我意外收到央媒旗下新媒體工作室的面試通知。憑借剪輯經驗和臨時突擊的學習，我通過筆試和兩輪面試，進入試用期。

試用期開始沒多久，領導的一句話迅速澆滅了興奮感：做不出爆款，自己走人。

這句話成了懸在頭頂的壓力。第二周，我跟隨帶教老師參與一起幼兒園相關事件的采訪，這是我第一次獨立聯系采訪對象。握著電話時，手心一直在出汗。我在筆記本上列了整整一頁問題，幾乎把能想到的細節都寫了進去。

事后復盤時，帶教老師提醒我：這類事實清晰的突發事件，核心問題往往只有三個——視頻是否屬實、事情經過如何、相關方如何回應。

那條新聞最終獲得50多萬播放量，是我此前從未達到過的數據。

一天，我在電梯里向領導簡單匯報了這個結果。他沉默了一會，只說了三個字：還不夠。

電梯門打開，他走了出去。

這句話讓我第一次認真思考：什么才是夠？

我意識到，單純加班、堆數量，并不能解決問題。必須找到方法，理解那些百萬播放的視頻究竟做對了什么。

我開始主動延長工作時間，把每日產出從一兩條提高到四條。同時改變工作方式：不再只是消費內容，而是拆解內容。我會把熱門視頻逐幀拉進剪輯軟件，分析情緒點出現的位置、開頭三秒的畫面和聲音設計、信息推進的節奏。

我開始對比同一事件中不同媒體的標題和角度，思考哪些表達真正擊中了用戶。我也刻意把自己分成兩個角色：一個是創作者，一個是耐心只有三秒的普通用戶，不斷反問——如果我是觀眾，為什么要停下來？

這種方法逐漸影響了我工作的每一個環節。從標題到配樂，從敘事順序到信息密度，標準不再是我覺得，而是觀眾是否看得懂、看得完。

播放量開始趨于穩定，我也逐漸找到了自己的節奏。

真正的轉折，來自一條網友私信。

對方發來一段直播錄屏，主播不斷高喊“馬上要爆了”“一張辦卡換五萬”。我進入直播間觀察，發現大量觀眾刷著看不懂的暗語，氣氛異常亢奮。連續幾天蹲守后，我仍然無法理解其中的規則。

直到聯系上爆料人，我才意識到，這是一個披著抽獎外衣的線上賭場。觀眾用人民幣下注，獎金通過轉賬結算。

為了固定證據，我開始雙線調查：一邊錄屏新的直播內容，一邊回看該主播過去半年的錄像，確認其行為的持續性和系統性。同時通過第三方數據平臺核實資金規模。結果顯示，該直播間2020年的流水高達1.718億元。

我將關鍵話術和下注畫面剪輯成一條2分10秒的視頻。對短視頻來說，這個時長并不討好算法。發布當天，我在微博熱搜彈窗里看到了這條報道。

隨后，威脅隨之而來。評論區出現大量攻擊性留言，私信里也收到了明確的人身威脅。我調整了個人信息的公開方式，也更謹慎地處理日常行蹤。不安是真實存在的，但同時我也清楚，這意味著報道擊中了要害。

在接下來的832天里，我根據不斷出現的新線索，陸續發布20多條相關視頻，逐步梳理出一種此前未被系統性揭露的直播賭博模式。

后來，首個被報道的主播因開設賭場罪獲刑。次年，中央網信辦在“清朗行動”中明確將此類直播形式納入重點整治范圍。

報道的影響，開始顯現。

此后，我陸續參與多起調查報道。

在調查“霸凌式教育專家”趙菊英時，我發現其自稱的海外專業背景無法核實，其個人經歷也存在明顯邏輯矛盾。我們逐項核查公開信息，最終提供了關鍵線索，推動了社會層面對偽專家現象的集中討論。

多次調查也讓我逐漸形成一條底線：可以對事件中的受害者保持同理，但不能對任何一方投入情緒立場。調查的目標始終是事實本身。

這一點，在早期那起線上賭場調查中尤為深刻。最初的爆料人并非出于公共動機，而是因個人損失心生報復。在調查推進過程中，他甚至將我的聯系方式和采訪錄音出售給對方牟利。

主編當時提醒我：調查報道不能成為任何人私怨的工具。這句話我一直記到現在。

如今，我也開始帶實習生。我常提醒他們從觀眾視角倒推選題和表達：如果你第一次看到這個視頻，是否能迅速理解？你要講的是一個人、一件事，還是一個現象？

我鼓勵他們嘗試貼近生活、但有一定風險的選題，比如詐騙問題。我通常只在關鍵節點提問：假設你對這件事一無所知，現在看得明白嗎？

有人質疑短視頻新聞是否過于淺表。我的經驗是，載體并不決定深度。短視頻的優勢在于，它可以更快地把公眾帶到復雜問題的核心現場。前提是，對事實的挖掘不妥協。

今年是我做記者的第六年。媒體的職責，不是制造情緒，而是把被忽視的事實呈現出來。即便面對威脅和壓力，我仍然希望繼續做調查報道。

*應受訪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適度模糊

作者 | 江 畔

編輯 | 潘奕忻 胡頡頏

值班編輯 | 沈 忱

編委 | 黃柏涵 陳書揚

運營總監 | 葉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