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云浮舊志明萬歷《東安縣志》殘本

云浮舊志考：“東安縣古志”實來自于明萬歷《東安縣志》殘本

近日，承蒙云浮市云安區地方志辦公室葉廣學主任邀約，筆者著手梳理現存云浮舊志歷代《東安縣志》的版本流變。坦白而言，筆者雖對明萬歷五年東安建縣之前的地方歷史略有涉獵，但對于建縣后方志編纂的具體情況，所知確實有限。借此契機，筆者對現存最早的康熙十一年《東安縣志》進行了細致考察，其中附錄《東安縣古志》引起了筆者的特別注意，并由此牽引出一段關于方志版本源流的考證。

《東安縣古志》僅有七個筒子頁

云浮地區現存最早的舊志為清康熙十一年（1672）由知縣張其善主持纂修的《東安縣志》。在該志的卷末，以“備考”名義附刻了一部名為《東安縣古志》的文獻。此“古志”篇幅極為有限，僅存七個筒子頁（其后雖另有三個題為“姓氏”的筒子頁，但經辨析，并非“古志”內容）。這七頁內容涵蓋了沿革、山川、城池、公署、學校、坊都、水利、賦役、壇廟、開創文武職官等十余個子目，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那么，這個被鄭重附錄的《東安縣古志》究竟所指為何？在張其善修志之前，東安縣有據可查的志書僅有兩種：一是明萬歷年間由知縣郭濂主持修纂的《東安縣志》，二是清康熙七年（1668）由知縣韓允嘉纂修的《東安縣志》。遺憾的是，這兩部志書后世皆已亡佚。通過初步分析，筆者傾向于認為，此“古志”應即失傳已久的明萬歷《東安縣志》之殘本。

從“古”字釋義看：“古”與“今”相對，泛指時代久遠者。康熙十一年斷無將僅僅四年前成書的康熙七年志稱為“古志”之理。因此，“古志”不可能指韓允嘉所修之志。再從古代志書的編纂慣例來看，通常會將前一部緊鄰的志書稱為“舊志”，例如光緒《德慶州志》便將前一部乾隆《德慶州志》稱作“舊志”，而康熙十一年《東安縣志》中多次提及的“舊志”，指向康熙七年韓允嘉本，如卷二《輿地志》載“羅漢巖，在晉康鄉，近甘通巖，高丈余。舊志云：‘內有十八羅漢古像’后人移置九星巖”，又載“舊志稱峰（指麒麟石，筆者注）勢近拱學宮，奇特異常，當有賢才輩出之應”，既然志書中已清晰區分“舊志”與“古志”，且“舊志”對應較近的康熙七年本，那么“古志”自然是指更早的萬歷郭濂本。

然而，《東安縣古志》的部分內容卻與“萬歷本殘本”的身份產生了矛盾：其《沿革》子目載“前朝萬歷五年建置”，對于明代志書而言，焉有自稱“前朝”之理？《風俗》子目更提及“猺狼雜處十之一二，異縣居民十之八九，峒落之民輒因小忿成訟。康熙十一年，知縣張其善禁文巧，明禮讓，目今向化息爭，依稀近古”，直接記錄了萬歷之后康熙年間的事跡，一部萬歷年間的志書，又如何能預知并記錄數十年后的清朝史實？這些內容使得這部“古志”看起來更像是一部清代文獻，而非明代古志。這無疑與之前的推斷產生了尖銳矛盾。

面對這一沖突，筆者結合方志編纂的普遍現象，提出了一個“大膽假設”：康熙十一年，知縣張其善在主持重修縣志時，對作為底本之一的《東安縣古志》（即萬歷志殘本）進行了修改，并加入了當代的內容，以期在“古志”的權威框架內留下自己的政績記錄。

這種重刊舊志時增補當代信息的做法，在方志編纂中屢見不鮮。例如，康熙年間重刊的明崇禎《懷集縣志》便增添了康熙朝的職官信息；明萬歷《西寧縣志》在崇禎年間重刊時，也補入了崇禎年間的詩文。光緒朝重刊道光《肇慶府志》、民國時期重刊道光《東安縣志》均有修改輿圖的情況。因此，張其善修改古志文本，從動機和慣例上看，是完全可能的。

“大膽假設”需以“小心求證”為支撐，連續多日查閱史料無果后，筆者終于發現康熙二十六年（1687）《東安縣志》中同樣附錄了《東安縣古志》，其篇幅與子目均與康熙十一年本一致，說明二者源自同一原始底本，而差異集中于兩處內容：其一，《沿革》子目，康熙二十六年本載“國朝萬歷五年置”，康熙十一年本則被改為“前朝萬歷五年建置”，“國朝”是當代人對本朝的尊稱，符合明代志書提及萬歷年間的口吻；而“前朝”則是清代人對明朝的稱謂。這表明，張其善將原文的“國朝”篡改為了“前朝”；其二，《風俗》子目，康熙二十六年本未提及張其善治績，而是記載“猺狼雜處十之一二，異縣居民十之八九。自開縣筑城立籍居住者，則為土籍。迨后前來買受稅業者，則為客籍。每至試期，輒有冒籍之爭。于康熙七年，經前任韓縣令詳請土著六名，附籍三名，文武同，永為例，以息爭端”，收錄了康熙七年知縣韓允嘉處理土客籍學額爭端的事跡，與康熙十一年本中突出張其善政績的表述形成鮮明對比。

這一發現完美印證了之前的假設。康熙二十六年本所附錄的《東安縣古志》，因其內容更符合明代志書原貌（使用“國朝”），且記錄的是前任知縣韓允嘉的政策，故而筆者認為是直接翻印自康熙七年《東安縣志》的附錄，未經張其善篡改。而張其善在康熙十一年修志時，為了凸顯自己，不僅修改了歷史表述，還“覆蓋”了前任知縣韓允嘉的政績，從而造成了文本的時代錯亂，給后世研究者設置了障礙。

萬歷《廣東通志》卷六十二《羅定州?風俗?東安縣》載：“猺獞雖討，殘孽未靖，峒落之民雖小忿，必鳴鑼會眾，殺其牛馬，賣其妻子，謂之傾家罰，與廣清遠之石坎、銀盞凹、大墳田大相類也。籍有土有客，土著仍鄙陋，附戶逞浮奢。土民未知文義，校童生則多附籍之人趨焉。有司分土客以寬收乎土著者。”通過比對明萬歷《廣東通志》記載，可以推斷韓允嘉、張其善二人均有意在權威的“古志”文本中附載各自解決社會問題的政策，以此作為歷史定論。這進一步解釋了他們修改文本的深層動機。

綜上所述，通過對比康熙十一年與康熙二十六年兩部《東安縣志》所附《東安縣古志》的文本差異，并結合明萬歷《廣東通志》記載，可以確證實為明萬歷《東安縣志》殘本，其在清康熙年間被不同程度修改，但仍保留明代方志的基本內容與體例，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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