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青年談丨陶婷：從“唐律納征”到彩禮法治

編者按

從《唐律疏議》的“納征”之禮，到今日《民法典》中彩禮的法條規定，法律始終守護著“信義”二字。

當彩禮陷入“財禮”糾葛時，現代司法如何撥開迷霧？本期推文，讓我們共同探尋彩禮背后的契約精神與法治智慧——讓彩禮歸于“禮”，讓婚姻歸于愛。

第肆期

陶 婷

崔家壩人民法庭

法官助理

從“唐律納征”到今日的彩禮法治

《唐律疏議·戶婚》“許嫁女輒悔”條規定，“議曰：婚禮先以娉財為信，故《禮》云：‘娉則為妻’。雖無許婚之書，但受娉財亦是。注云：‘娉財無多少之限’，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此條文意指，只要女方接受了男方哪怕一尺絹布作為聘禮，婚約即成立，雙方均不得反悔。

古案溯源： 唐律“納征”明信義，一尺絹定終身

婚姻，乃人生之大事，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它承載著個體對“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美好向往，關乎家庭的和睦與社會的安寧。自古以來，彩禮作為婚嫁禮儀中的關鍵一環，其意義遠超財物本身。它既是“六禮”中莊重的一筆，更是雙方家庭對婚姻契約的鄭重確認，是信義的物化，更是責任的托付。從唐宋風華中的“納征”之禮，到今日尋常百姓家的“三金”之諾，其形式隨歲月流轉而變遷，然其背后所承載的“信義”內核，卻如磐石般歷久彌堅。

唐律以“一尺絹定終身”的明確規則，將彩禮從單純的財物往來，升華為一種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誠信契約”。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法律已嚴禁“賣婚”陋習，針對當時部分士族之家借嫁女索要高額聘禮的現象，唐太宗曾專門下詔批評：“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同于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可見，以法律規范彩禮行為，倡導文明婚俗的理念，自古有之。

今時回響 ：法理融情化紛爭，一紙書解千千結

千年后的今天，彩禮依然是司法實踐中繞不開的話題。由我協助承辦的一起婚約財產糾紛中，一對年輕人按習俗舉辦婚禮后，因各種原因未辦理結婚登記，共同居住一年后便因感情破裂分手，15萬元彩禮的返還成了矛盾的焦點。

這個看似普通的案件，恰恰是古今法治精神一脈相承的生動注腳。按照如今的法律規定，本案中的女方應當返還彩禮，但返還數額需綜合考慮雙方共同生活的時間長短、彩禮的實際使用情況、有無生育子女、雙方過錯程度等因素，酌情確定。辦理過程中，法官考慮到因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且15萬元彩禮對原告家庭也客觀上造成了經濟壓力。于是，法官和我耐心疏導雙方互諒互讓。經過調解，最終女方退還5萬元禮金，糾紛得以妥善解決。

這份傳承，首先在于對“信義為本”的共同堅守。唐律以“受財為信”，將一尺絹視為婚約憑證；而今天，我們依據《民法典》“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的規定及相關司法解釋，同樣將彩禮視為“以結婚為目的”的贈與。其次，這份傳承也體現在對“匡正祛弊”的共同追求上。從唐太宗下詔反對“賣婚”，到今天我們旗幟鮮明地抵制“天價彩禮”，法律始終在保護善良風俗，防止彩禮從美好的“禮”異化為沉重的“債”。

古代彩禮，重“禮”輕“財”，一尺絹足以見證承諾；今日彩禮，更應回歸“禮”的本質，而非成為家庭的沉重負擔。我國現行法律既旗幟鮮明地反對“天價彩禮”等借婚姻索取財物的行為，也尊重和保護正當的婚俗習慣，更致力于守護每一份真誠的婚姻承諾。

這份跨越千年的“信義”傳統，是我們民族精神譜系中寶貴的財富。它所維系的是社會秩序的穩定基石，所彰顯的是人與人之間最質樸的契約精神。當彩禮偏離了“禮”的航道，變成壓垮家庭、激化矛盾的巨石時，它侵蝕的不僅是兩個家庭的安寧，更是社會賴以運轉的信任根基與文明底色。

因此，在辦理每一起相關案件中，我們始終秉持“如我在訴”的情懷，既明法析理，也觀照人心；既傳承“信義為先”的千年禮義精髓，也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讓彩禮回歸“禮”之本質，讓婚姻始于“誠”之根基，正是新時代司法對婚姻家庭最溫暖的守護、對社會風氣最有力的引領。

我們呼吁，自覺抵制不良婚俗，讓彩禮歸于“禮”，讓婚姻歸于愛。愿法治的守護，能讓每一段婚姻都始于真心，穩于責任，最終抵達幸福安寧的港灣。

QING YUN

美編丨喻靖堯

初審丨張 森

復審丨黃新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