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河工：《大運河與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后記

文/馬俊亞

　　研究運河的學者，多是傲立潮頭或愜居雅艙，享把酒臨風之樂，閱萬里畫卷之景，書春江花月之境，譜人生靜好之曲。

　　而我則是一“個”修河者。古往今來，百萬、千萬的修河者均無名無位，是以我只能算“個”。

　　自我有記憶時起，每屆初冬，家門前那條坎坷崎嶇的土路上，不時行過一隊隊衣衫襤褸、補丁層疊的農村青壯年。滿載秸草、木料的騾車、驢車嘎吱嘎吱地發出粗重的聲響。他們是修河、挖河的大軍，家鄉話叫“上河工”。

　　上河工是鄉村男子的成人禮。幼時經常站在土路邊觀看治河大軍的我，或許是參加成人禮最多的人之一。對比后來那些夙夜從公錯過兒女成人禮的干部領導，這一點我非常幸運。

　　一般男孩上河工的年紀是十七八歲，窮孩子上河工的年紀是十五六歲。對農村家庭來說，如果家長愛孩子，要送他去上河工，因為工地上可以吃上飽飯；如果家長治孩子，要送他上河工，因為河工是最不摻雜的勞動改造。

　　那時，每學期兩元錢的學費，是許多農村孩子輟學的經濟原因。我在小學四年級后，一直處在輟學的邊緣。有位遠房哥哥榮升為大隊領導，給我開了后門，我十二歲時就參加成人禮了。

　　河工的工作細分為兩種，一是挖，一是運。挖者通常用鍬，運者主要靠扁擔和獨輪車。

　　大多數鐵鍬早已實現了人工智能化。無論是擔挑或車載多是四鍬泥。挖泥人對關系疏遠者，盡量加得很實；對于關系近密者，則加得輕些，每人一天六七十趟地從河底把泥沙來回搬運到堤頂。不間斷地干八九個小時，即便是精壯男人，一天下來，也疲憊不堪，骨如散架。在我的印象中，現在跳廣場舞的青春無悔者們，當年在我們那里度過的崢嶸歲月中，未見誰出過河工。

　　想方設法偷懶，是上河工的必要技能。每個生產隊分為一個小組，我們小組似乎只有我和二楞子不偷懶。“二楞子”是綽號，他對誰都是實打實地上大鍬，河工們是以叫他“楞子”，大家都躲著他。大隊干部則經常表揚他，稱他為“X大鍬”。不久，二楞子代理了生產隊長，更是干勁鼓足，精神倍增。我不躲二楞子，二楞子每次都把分量給我加得很足，還語重心長地鼓勵我：“好好再練二年，將來是上河工的好料子。”我一下子有了接班人的自豪感，感激二楞子培養我。

　　工地上的早飯是稀粥、饅頭，中餐多是青菜豆腐湯加大米飯，晚上是米飯或面條。隔十來天，能吃上頓肥肉燉粉條。這種伙食標準是當地城鎮戶口家庭的水平。這是大部分農村人上河工的初衷。

　　臨時挖掘的井水咸澀混濁，大家口渴時，在井里掬一把水或是拿塊冰啃食，享受工地上的特供飲料。

　　上河工是沒有試用期和崗位培訓的。冬季的傳染病和勞動時的意外對人的傷害極大。河工們普遍抽煙，使用煤油燈照明，木料、秸稈、稻草搭成的草舍經常被火災吞噬。工地上的飯雖然管飽，實際上只能提供熱量，嚴重缺乏蛋白質，赤腳醫生的白色小箱中沒有像樣的藥。流感、傷寒、痢疾像地鋪上的虱子、跳蚤一樣普遍；似乎人人均有凍瘡、皸裂、大大小小的外傷。工友們時常心有余悸地敘說數年前一條臨時修筑的擋水壩突然潰塌的恐怖。

　　現在人生病，醫生總叮囑：“多休息!多喝水!”我們那時生病，最常見的醫囑：“多干活!多出汗!”看似精壯的強勞力，不斷有一傷不起、一病無治者。有次河道塌方，一輛翻滾的獨輪車在我的胸前、腿上劃出了多塊深深的傷口，至今胸前尚有兩道長長的疤痕。工程完結，鄉間往往有新添的工友的新墳。河工們是沒有“工傷”之說的，甚至沒有“農傷”類的些許照顧。

　　河槽中會掘出零散的骨骼。挖出來的一座棄墳中，沒有一塊棺木，只有碳化的蘆席和一只粗糙的黑碗。這位歿于數百年前的窮鬼，連個葬身之處都沒有，只能草草地埋在無主的河灘上，與我應是同一階層的人。黑碗被工友一鍬砸碎，連同那堆白骨被鏟送到了河底。我突然想到外祖父教的那句詩：“君不見，青海頭……”我想：古時無人收斂的白骨，何止是青海原頭，又何止是無定河邊?我當時活著的人生目標是河工的接班人，死后陰間人事部給我的安排應是這位孤魂的接棒鬼。

　　河邊樹叢下，挖出成堆成堆冬眠的蛇。蘇北人不食蛇，這些蛇多被重新堆埋進河泥中。被打死扔在路邊的蛇，則被野貓叼走。河道旁挖出的殘存樹根是優質灶柴，遭受附近的婦女孩童哄搶。

　　不斷有衣衫更加襤褸的婦女和孩子前來要飯。她們把被泔水污染過的米飯、饅頭吃掉，把品相稍好些的留下曬干，以便帶回家中。幾位工友對一位稍顯端正的婦女起哄：“摸一下，二毛……不行，五毛怎樣?”我好幾次悄悄把剛裝上的米飯，倒給那些與我弟弟差不多大的孩子，被大隊領導狠狠地批評教育了一番。有位穿著爛布條綁著洋灰袋子的女槑子(精神病患者)一手緊緊握著一把鐵叉，用臂膀抱著一個裹著麻袋片塞稻草當棉衣的幼兒，一手拿著飯碗討飯，晚上則睡在工地的麥穰堆中，宛如從山頂洞中穿越來的我的二萬代祖先。孩子臟如淤泥的小手，始終攥著一本塑皮小紅書。

　　現在有人每周過著禮拜天，而到年底前的六七天，卻拼命反對商家裝飾些松柏類綠植。這似乎不像是真心反對某種風習。對某種風習反得最徹底的是我們這些河工。河工們使用的是舊歷年。工地上沒有人在年底用小星星裝飾松柏，甚至從無周末!后來知道，舊歷年也是洋鬼子湯若望在明末編訂的，這讓我很郁悶。

　　只有大雪天，我們才可以美美地窩在草舍里，光吃飯不干活，享受喇叭里說的那種優越性。此時的工地成了窮苦人的拉斯維加斯，賭錢是主要的娛樂。有些人圍坐在晚上所睡的地鋪上，生滿凍瘡的腳用被子蓋著，有些人則穿著二三毛錢一雙用蘆花編成的毛窩子，每個賭注從二分到二毛不等。工地上是沒人出老千的，職業賭徒受不了河工之苦；且出老千主要靠托兒助力，三五個托兒在數十民工面前，被打得腿斷膊折或是被綁上凍餓兩三天是常規際遇。

　　在工友們的親切教導下，我平生首次也是惟一一次上了賭臺。金錢在我心目中泰山般的分量，使我一下子升華到了老賭棍的愛財境界。我手握二分錢的賭碼，開足了腦海中的超級計算機，像經驗豐富的獵手一樣耐心地等待著獐狐兔貍的出現。我很快發現，莊家總是與最大的下注者斗智斗勇。對于勝率高的莊家，我與下大注者反著押，往往有較高的勝算。

　　那個下午，我贏了整整四毛二分錢。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我實現了人生第一個小目標。

　　晚飯時，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居然墮落到了這步田地。我由一位共產主義的好少年、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淪為了卑鄙無恥的賭徒。父母親講述的賭徒敗家的故事，壓得我喘不過氣。我覺得自己再也沒資格與那些陽光下奔跑的純潔的小伙伴為伍了，再也沒臉與那位經常被請到全校會場上唱歌的漂亮女同學說句話了。我的晚飯難以下咽，如同輸掉了身家性命，睡覺時轉輾反側。我贏來的那些硬幣，像沾滿了毒液病菌，我首次沒有把錢護貼在胸口上。

　　思想斗爭了半夜，我想好了對策。次日早餐時，我找到了蜷縮在作為伙房的那個草棚角落中的女槑子母子，把贏來的錢全部給了她。我發現女槑子居然也會笑。別人或許以為我是好心，我實際上是完成對自己的救贖。

　　日常文化生活是工地大喇叭的每天三次廣播或是一兩場露天電影及公社宣傳隊的巡演。營養良好的宣傳隊員喊出的“戰天斗地”“不怕犧牲”之類的口號振聾發聵。

　　每個茅舍住著約十名精壯男性。晚上躺進十名，但早上會變成為九名或十一名，常有人起夜后，迷迷糊糊地睡回到了別人的鋪上。我所在的茅舍中，均為強勞力，倒下后一起打發著漫漫寒冷的冬夜，暢聊著不含任何雜質、從不跑偏、需要打上馬賽克的話題。工友們的媳婦、嫂子、女知青、女赤腳醫生、女代課教師、村里的俊俏婦女、公社的女宣傳員……總之，所有標致些的女性，都是夜談話題中的領銜主演。

　　二楞子是夜談生活的頂流巨星。天黑一倒頭，工友要么竭力攛掇他談論與媳婦的晚間日常，要么起哄架秧子逼他描繪躲在暗處對宣傳隊遮擋不密的出恭處的詳細觀察。面對勞動群眾的盛情推舉和殷切期待，二楞子的態度是有料自然會得意洋洋地大肆渲染，沒料也要腦洞大開造些假貨滿足大家的熱烈需求。

　　長期的營養不良，使我的發育嚴重滯后，工友們亟亟向往的“一日三餐”，我有三餐就已足夠。我對他們的啟蒙課堂有些厭學，疲勞使我很快進入甜蜜的夢鄉。

　　鄰近村落中馳名的女性常讓一些河工長吁短嘆，一元錢一次的邊際價位讓他們左右為難。花錢消費過的河工成了工地上的高端人士，如同今天擁有了私人飛機的成功者。某位不需要干活，整天只在轉悠的大隊干部是這類業務的常客，不斷地向大家回味所經歷的美好時光。河工中是沒有舉報者的。有人不斷地進行精準的物價換算，卻萬分苦惱地難以做出消費決斷：一元錢可買12包半“經濟”牌香煙、可買約一斤半豬肉、等于五天艱辛的勞動……其選擇的艱巨性，不亞于珍珠港事件后，羅斯福決定是否對日開戰。

　　祭灶前的兩三天，工程結束了。那一年，整勞力分得了九元多。我原是三分工，后來提薪了，變成四分，即拿強勞力的四成，分得了近四元。離開工地前，每個工友都笑容滿面地到附近的集市上給家人買禮物。我把淤泥中撿來的兩只空瓶子洗得干干凈凈，花了一塊多錢給父親買了兩斤散裝白酒，花三毛錢給小我六歲的弟弟買了輛小風車。

　　我把剩下的兩元多錢留作了小學最后一個學期的學費。

　　再后來，我開啟了長期縈繞在心的河流研究。

　　不論是巨川還是小溪，河流總是人們含情脈脈頌揚的對象。

　　我從不歌頌河流，不僅僅是因為我的歌聲常被聽者視為殺器，疑我不軌，而是每當看到河流，我則有別樣的感覺，沉淀的痛楚常常像渦漩一樣往上騰涌，陳年的辛酸像河水一樣滔滔不絕。

　　我景仰、感謝所有的運河研究者，受益于每一個學理性的見解，振奮于對運河的每一句贊語。我對運河的研究，只是想用挖河者的口來說上兩句內心想說的話，罪我、唾我，我皆理解。

　　(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