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是當代人的人口學命運嗎？

撰文｜陳文琪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系博士生

責編｜李婷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教授

一、假期落幕，誰在沉默？

2026年的春節假期在本周畫上了句號。朋友圈里，返程的高鐵照、機場的夕陽、高速的車流、萬家燈火重新點亮，人們帶著年貨的香氣和親人的叮囑回到各自的城市，然后關上房門，繼續一個人的生活。家里那對獨居的父母，送走孩子之后，客廳的電視一整晚沒有關過。外地工作的年輕人，回到房間，刷了兩小時短視頻，忽然想不起來今天和誰說過話。假期期間，七大姑八大姨問起婚戀、生育，氣氛尷尬得像被人按住了快進鍵——而如今，這些追問和飯桌上的喧囂，一下子都消失了。有一種孤獨，叫做熱鬧散盡之后。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第六次與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自2010年以來，中國一人戶數量從2010年的5800萬戶驟增至2020年的1.25億戶，十年間增長1.15倍，到2020年一人戶占全國家庭戶總數的25.4%。李婷等（2025）研究發現，中國單人戶的時空格局具有三大特征：分布上，東部沿海經濟帶和青藏地區，以及各省省會或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城市的單人戶占比較高；變化趨勢上，單人戶占比的快速提升先發于東部和東北地區，隨后蔓延至全國；年齡結構上，單人戶占比的提升由原先的青年驅動逐漸向老年驅動演進。

圖1 單人戶占比提升的因素分解

孤獨，早已不是某些人的私事，而是一個結構性的社會現象、一個人口學問題。

二、3個“獨”字，一個時代的畫像

中文里藏著一個有趣的巧合：當我們談論今天中國人的處境，三種“獨”幾乎無法分開。

1. 獨生子女的“獨”：家庭結構的歷史遺產

中國的一代人，是在政策的刀刃上長大的獨生子女。一對夫妻、一個孩子，這個從計劃生育年代開始塑造的家庭結構，至今仍在影響著幾億人的孤獨感受。沒有兄弟姐妹，意味著從小的玩伴只有父母；父母老去，意味著壓在一個人肩上的責任無人分擔。當這些獨生子女離開家鄉去外地工作，父母身后的那扇門一合上，兩代人便同時開始了各自的孤獨。

人口學上有一個衡量晚年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叫“空巢預期壽命”。研究表明，中國老年人在60歲時的空巢預期壽命約達13.8年，占其余壽的60%以上(陳衛、段媛媛，2017)。這意味著當代中國老人晚年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只有老兩口或獨自一人的“空巢”中度過的，而女性、農村地區、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老年人的空巢預期壽命更長。

圖2 分年齡性別老年人空巢預期壽命及其占余壽比重: 2011~2013

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主觀的孤獨感，人口學家Raymo和Wang（2022）引入了“孤獨預期壽命”（lonely life expectancy）的概念 。他們用沙利文（Sullivan）方法估算發現，美國老年人平均約有 20%到25%的余壽處于明顯的孤獨狀態，且這一數字在低教育程度和特定少數族裔群體中顯著更高。雖然中美社會背景不同，但孤獨預期壽命的視角提醒我們：即便生活在標榜個體主義的美國，晚年的孤獨依然占據了人們余壽的大約四分之一，而在家庭傳統更深厚、卻又經歷了劇烈結構轉型的中國，這筆正在到期的、由幾代人共擔的“孤獨賬單”的份額只會更加沉重。

2. 獨立個體的“獨”：第二次人口轉變的中國版本

如果說獨生子女的“獨”來自政策，那么另一種“獨”則來自時代價值觀的變遷。結婚率連年下滑，初婚年齡屢創新高，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主動選擇單身或不婚——他們不是沒有能力建立關系，而是在追求一種更自主、更個體化的生活方式。這正是人口學理論所說的“第二次人口轉變”（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核心特征：推遲結婚、同居增加、不婚和不育比例上升，個人價值凌駕于家庭義務之上。荷蘭人口學家Ron Lesthaeghe和Dirk van de Kaa在1986年首次提出這一理論時，描述的是歐洲社會發生的一場婚育觀念革命，而今天，這套劇本正在東亞社會加速上演。與歐洲不同，東亞的第二次人口轉變往往伴隨著極高的競爭壓力和生活成本，使得這種“個體化”帶有一種被迫與主動交織的色彩。

但“選擇獨立”與“感到孤獨”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根據Perlman和Peplau（1981）的經典表述，孤獨感的核心定義是“期望的社會關系”與“實際擁有的社會關系”之間的落差所產生的痛苦。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生活在人群之中，卻依然深感孤獨；也可以獨居一室，卻毫無孤獨感。選擇單身的年輕人，在假期結束后面對同事們關于“今年找到對象了嗎”的追問，那種如鯁在喉的感受，或許不是孤獨，而是不被理解，但它同樣值得被認真對待。這種錯位在東亞社會尤為明顯，因為集體主義的傳統期待會放大那些選擇個體化生活的人的“感知缺憾”。

3. 獨來獨往的“獨”：數字時代的在場幻覺

還有一種孤獨，最隱蔽，也最普遍，那就是數字孤獨。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連接”得如此緊密：手機隨時在線，短視頻算法精準投喂，微信群的消息24小時不間斷。然而，大量社會學研究發現，過度依賴線上社交，反而加劇了現實中的孤立感。屏幕那頭的點贊和評論，無法真正替代一次面對面的、有溫度的交談。

春節期間，許多家庭聚會的飯桌上出現了一幅畫面：長輩們互相干杯，年輕人各自低頭刷手機，同坐一桌，卻如同身處平行宇宙。這不是個體道德的問題，而是一種深刻的社會性斷聯：技術給了我們一個隨時“在場”的幻覺，卻悄悄蠶食了真實連接的能力。

日本社會學者三浦展在《孤獨社會》一書中指出，現代社會的孤獨已經不再是老年人的專屬問題，而是滲透進了所有年齡層的日常。年輕人的孤獨尤其值得警惕，因為他們往往將孤獨內化為個人失敗，卻忽略了這其實是社會結構擠壓后的必然結果。三浦展將這種結構性的孤獨拆解為一環扣一環的三重形態：首先是物質基礎的坍塌，即“下流社會”的出現。隨著中產階級消亡，階層向下流動，這種經濟上的不安全感直接削弱了人們建立長久社會關系的物質能力。緊接著是居住形態的改變，即“單身社會”成為主流。當婚姻不再是必選項，或者成為一種奢侈品，單身家庭便從邊緣走向中心，個體在物理空間上被徹底孤立。最后是精神世界的代償，即“虛擬社會”的擴張。當現實中的社交變得沉重且昂貴，年輕人更容易遁入算法精準投喂的虛擬生活中。這三者互為因果：不穩定的經濟（向下流動）催生了孤獨的居住狀態（單身），而現實的匱乏最終讓人們沉溺于廉價的連接（虛擬）。 這種“孤獨”，其實是數字時代對個體的一場溫柔卻徹底的圍獵。

而今天，這種在場幻覺正被 AI 進一步重塑。伴隨著 AI 聊天機器人與虛擬伴侶的爆發，我們進入了一個極致懂你卻空無一人的時代。AI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陪伴，它永遠在線、從不疲憊、精準捕捉你的每一個情緒錨點。但這究竟是孤獨的解藥，還是更深層的致幻劑？當我們習慣了與完美契合的算法交談，現實中那些充滿摩擦、尷尬卻帶有真實溫度的真人社交，反而變得沉重且難以忍受。這種低成本的親密可能會讓我們陷入更徹底的社交退縮。正如雪莉·特克爾在《群體性孤獨》中所警示的那樣：“我們對技術的期待越來越多，對彼此的期待卻越來越少。”我們正在習慣一種群體性孤獨，身處算法編織的溫柔鄉里，卻與真實的鄰座漸行漸遠。

三、東亞“超前服”孤獨社會的預演

如果說中國當下面對的是孤獨問題的“青春期”，那么鄰國日本和韓國，已經活進了東亞服務器未來的某一個版本。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將孤獨問題上升為國家議題的國家之一。根據日本警察廳發布數據，2024年日本有7.6萬名獨居者在家中去世，其中超過2.1萬人死后8天以上才被發現，被認定為“孤獨死”。為此，日本還衍生出遺物整理師這一新興職業：專門為孤獨死者清理遺物、打掃房間。更令人警覺的是，孤獨死正在年輕化。根據日本小額短期保險協會的統計，2015年4月至2025年3月累計的孤獨死案例中，65歲以下人口的占比接近46.1%，其中45歲以下的人口占比超過10%。

圖源：日本小額短期保險統計協會 《 第10次孤獨死亡現狀報告》 https://www.shougakutanki.jp/general/info/kodokushi/news/kodokusiReport_10th.pdf

圖3 孤獨死者的男女比例及年齡分布

韓國的情況同樣觸目驚心。今年1月，韓國社會保障情報院發布報告顯示，世界衛生組織基于對153個國家的研究指出全球約15.8%的人口正經歷孤獨困擾，每年約有87萬人死于孤獨相關因素，而韓國的孤獨人口占比約為五分之一，明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2023年面向全國1000名19周歲以上成年人進行的《關于國民對孤獨死的認識》的調查顯示：三成韓國人擔心自己或許會“孤獨死”，其中30多歲的人認為自己“孤獨死”的可能性最高（39.53%），在他們眼中，孤獨死不是一個遙遠的晚年預言，而是一個近在咫尺的生存風險。

圖4 韓國首爾孤獨者援助熱線反響超預期

日韓的經驗告訴我們：孤獨問題不會隨著經濟發展而自然消解，反而可能伴隨城鎮化、少子化、老齡化而持續加深。作為東亞文化圈內發展路徑最相近的國家，日韓的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國若干年后將要面對的社會圖景。今年1月，“死了么”APP（現已改名Demumu）曾登頂中國版蘋果應用商店付費榜，這款只有“每日簽到+逾期郵件通知”兩個簡單功能的APP引發社會熱議。雖然名稱太過扎心，但背后的市場需求卻不容忽視——獨居人群對安全保障有迫切需求，他們也很有意愿為類似“死了么”APP這類新生事物買單。在風暴來臨之前，敏銳的水手已經嗅到大海躁動的氣息。

圖5 “死了么”APP宣布改名Demumu

四、人口學家終于開始“數”孤獨了

長期以來，人口學這門學科有自己清晰的算數指南：出生、死亡、遷移，一筆一劃，可觀測、可計量、可預測。孤獨？那似乎是心理學關心的事，不在人口學的議程內。然而，這一局面正在發生改變。

今年1月，人口學頂級期刊《Demographic Research》發表了一篇題為《The demography of loneliness: Rethinking social connections in population research》的論文。巴西人口學家Hisrael Passarelli-Araujo系統性地提出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孤獨”的人口學（demography of loneliness）。這篇論文的核心主張只有一個，卻分量不輕：孤獨，不只是人口變遷的產物，它本身就是一種人口過程，影響著生育、死亡和遷移這三個人口學最核心的領域。

圖6 “孤獨”的人口學：一個分析框架

1. 孤獨如何影響死亡？

這是目前研究最充分的領域。Holt-Lunstad等人（2015）對超過300萬名參與者的元分析顯示，持續性孤獨對死亡率的影響，與肥胖、吸煙、缺乏運動相當。在生物機制上，慢性孤獨會激活應激反應系統，破壞免疫功能，加速炎癥過程，最終提高心血管疾病、認知退化和代謝紊亂的風險。加之孤獨者往往睡眠更差、運動更少、就醫更遲，孤獨會帶著一群“小弟”一起攻擊人的健康。

更值得關注的是，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的持續深化，配偶先行離世（喪偶）是觸發老年孤獨的最強預測因素之一。一旦失去伴侶，日常的生活結構崩塌，情感錨點消失，許多老年人便進入健康快速惡化的通道。而退休同樣是一道坎，工作場所提供的不只是收入，還有生活規律感、認同感和社交結構，這些在退休后往往同時消失。

2. 孤獨如何影響生育？

這是更微妙、也更被忽視的路徑。Hisrael Passarelli-Araujo（2026）指出，孤獨通過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式影響生育意愿。一方面，孤獨可能強化生育意愿，在某些人那里，生一個孩子是試圖建立情感連接、獲得陪伴的方式，越孤獨、越渴望擁有孩子。另一方面，慢性孤獨往往與抑郁、低自我效能感和經濟不安全感交織，反而壓低了生育意愿，因為孤獨的人更難想象自己（或和伴侶）有能力承擔養育責任。芬蘭的研究已經發現，26~30歲中未感到孤獨的年輕人，表現出更高的生育意愿(Artamonova et al., 2024)；換言之，良好的社會關系網絡是人們愿意生育的重要前提。挪威和瑞典的研究則表明，孤獨與抑郁共同作用，會顯著降低實現生育意愿的可能性(Carlsson & Kim, 2026)。

反過來，論文也揭示了一個“孤獨”的死循環：低生育率→家庭規模縮小→子女減少→老年后缺乏非正式照料支持→晚年孤獨風險上升。孤獨不只是低生育的結果，也可能是低生育的原因之一。這對于理解中國生育率持續低迷，提供了一個尚未被充分重視的社會心理視角。

3. 孤獨如何影響遷移？

人口流動與孤獨的關系，是雙向且復雜的。孤獨，有時候是促使人們流出的推力：那些在家鄉感到格格不入、缺乏歸屬感的年輕人，更容易遷移到新的地方重建關系。但遷移之后，新的孤獨也隨之而來：語言壁壘、文化差距、陌生的制度環境等等，都讓異鄉人難以快速建立有深度的社交網絡。

論文特別指出了“跨國孤獨”（transnational loneliness）這一概念，當子女移居海外，留在故鄉的父母和留在故鄉牽掛遠方孩子的情感張力，構成了一種跨越國境的孤獨。匯款可以維持生計，視頻通話可以看見面孔，但它們都無法替代共同在場的溫度。這在中國大量的農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的現實中，同樣清晰可見。

五、人口學，能為“孤獨”做什么？

Passarelli-Araujo在論文結尾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能否將孤獨納入人口學的常規指標體系？就像我們統計平均預期壽命、健康預期壽命那樣，也構建出“孤獨預期壽命”？用生命表方法，計算一個人一生中將有多少年處于孤獨狀態，并按性別、教育、婚姻狀況分解差異。

這并非天方夜譚。美國人口學家Raymo和Wang（2022年）已經用Sullivan方法做到了這一點。他們的研究表明，美國老年群體中，低教育程度、種族邊緣化的人的孤獨預期壽命顯著更長，孤獨像健康不平等一樣，沿著階級和種族的邊界分布。也有學者將“人口代謝”（demographic metabolism）框架引入孤獨研究，發現僅僅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即便每個年齡段的孤獨率不變，全社會的孤獨總負擔也會自動上升；也就是說，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帶著不同的孤獨特征進入老年，從而改變了社會的整體面貌，這是人口結構本身驅動的孤獨增量，與個體行為無關（Newmyer et al., 2022）。

這些研究提示我們，孤獨不是可以靠“多出去走走”、“多參加活動”就能解決的個體問題。它的根源來自人口結構：生育率下降、獨居增加、老齡化加速、流動人口規模龐大，這些宏觀趨勢共同編織了一張孤獨的結構性網絡，每一個體都身在其中，或輕或重地被捕獲。

作者最終呼吁建立一門“歸屬感人口學”（demography of belonging），不只問人口怎么增減，還要問人們是否被看見、被聯結、被支持。這不是人口學的越界，而是一次必要的擴張，正如人口學曾經擴展到教育、殘障、性別平等等領域那樣。現在，是時候認真面對人們的關系生活了。

人口學告訴我們：孤獨不是宿命，但它的分布規律，像死亡率、生育率一樣清晰可循。理解它的人口學邏輯，是制定應對政策的前提；而真正讓人們不再孤獨，需要的遠不止單一的政策，而是制度、社區、技術，以及每一個愿意把頭抬起來、看一眼身邊人的普通時刻。

畢竟，孤獨最怕的不是人數的熱鬧，而是在人群中被看見。

參考文獻：

• Carlsson, E., & Kim, W. (2024).Do depression and loneliness affect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their realisation? Evidence from Norway and Sweden (Stockholm Research Reports in Demography 1). Stockholm University, SUDA.

• Holt-Lunstad, J., Smith, T. B., Baker, M., Harris, T., & Stephenson, D. (2015).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mortality: A meta-analytic review.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2), 227–237.

• Lesthaeghe, R., & van de Kaa, D. J. (1986). Twee demografische transities? [Two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InBevolking: Groei en krimp (pp. 9–24). Van Loghum Slaterus.

• Newmyer, L., Verdery, A. M., Wang, H., & Margolis, R. (2022). Population aging, demographic metabolism, and the rising tide of late middle age to older adult loneliness around the world.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8(3), 829–862.

• Passarelli-Araujo, H. (2026). The demography of loneliness: Rethinking social connections in population research.Demographic Research,54(5), 133–158.

• Perlman, D., & Peplau, L. A. (1981).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loneliness. In S. Duck & R. Gilmour (Eds.),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3.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disorder (pp. 31–56). Academic Press.

• Raymo, J. M., & Wang, J. (2022). Loneliness at older 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ely life expectancy and the role of loneliness in health disparities.Demography, 59(3), 921–947.

• 陳衛, & 段媛媛. (2017). 中國老年人的空巢時間有多長？. 人口研究, 41(5), 3-15.

• 李婷, 華杰, & 段成榮. (2025). 中國單人戶分布格局時空演變的三大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人口研究, 49(1), 20-36.

• 三浦展. (2023). 孤獨社會：即將到來的第五消費時代 (謝文博, 譯). 人民郵電出版社.

• 雪莉·特克爾.(2014).

  群體性孤獨：

  為什么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

  (周逵,劉菁荊,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