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恒山：人工智能時代管理創新的有益探索

我的詩友曾肇河先生，與趙永輝、夏小敔合著的新書《人工智能時代管理模式與方法變革》，在丙午年前順利出版了。元宵節前夕，他將書親自送到我手上，囑我“斧正”。說實話，我對AI時代的管理變革知之甚少，實在不敢妄加評議。然而，翻開書頁，第一篇序言便牢牢吸引了我。

這篇序出自范恒山先生之手，讀來如明珠入懷，光彩頓生；又如駿馬騰躍，筆下生風。他以經世之才論AI之道，以詩人之眼觀技術變革，以智囊手筆繪管理未來，既有廟堂之高的宏大格局，又不失文人酬和的真摯情誼。其文辭之精煉、識見之深邃，令人嘆服。這樣的序，非摯友不能言其精要，非大家不能舉重若輕。

特編成此美篇，與讀者共賞。

甘海斌

丙午正月十六于京華馨心齋

人工智能時代管理創新的有益探索

——《人工智能時代管理模式與方法變革》

范恒山

（2026年1月7日）

人類正在經歷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世界將因此煥然一新。而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成為這一革命和變革的主要標識與核心動力。人工智能不僅會催生出一系列新業態、新場景，前所未有的解放與發展生產力，也將深刻改變經濟社會運行的軌道和生產、生活、學習方式，包括推動管理模式與方法的重大創新。

人工智能概念在上世紀50年代已被提出，有關技術在當今仍處于發展的起點。隨著算力規模和數據積累呈現爆發式增長，多模態能力得以快速提升，信息時代正加快進入智能計算發展階段。我國高度重視智能經濟發展，積極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滲透到研發、生產和管理全鏈條，成為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的重要驅動力量，進而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日益增長的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持續滿足的關鍵支撐。

人類管理思想的長河中，每一次技術革命都伴隨著管理理論與實踐的深刻變革：18世紀工業革命催生了科學管理理論，20世紀電氣化革命推動了行為科學管理實踐，信息化浪潮中誕生了知識管理。同樣，人工智能迅速發展也將推動著管理范式深度轉型，產生一系列根本性變革。主要表現為：

管理基礎由經驗依托邁向智能支撐。傳統管理強調歷史經驗，存在一定片面性和滯后性。人工智能技術以數據為基礎，基于算法模型推理預測，為科學決策提供了強大支撐，特別是“信息—模型—行動”這一動態循環，讓企業運營能夠及時感知變化，主動推進優化，極大提升了管理的精準性與前瞻性。

決策邏輯由主觀直覺提升為算法理性。非智數支撐環境下的管理決策，往往脫不開決策者的個人偏好，一些在有限信息中做出的正確判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領導者的出眾能力與超凡智慧。在人工智能時代，數據規模、信息復雜度及其變化速度都遠超人類認知，算法成為擴展認知邊界的重要工具。通過人機協同模擬復雜情景，充分評估風險、優化方案，推動決策更為高效、靈動，也更加科學、理性。算法最終成為人類理性的延伸和組織認知的“第二大腦”。

組織形態由層級體系演變為柔性自適應網絡。韋伯定義的科層制架構延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這類組織架構封閉僵化，管理鏈條冗長，通過人盯人、人盯事而達成管理目標。人工智能技術支持構建平臺化組織，組織邊界趨于模糊，內部呈現網絡化、節點化特征，強調跨部門、跨組織的協同共生。借助數字孿生、智能調度等技術，企業可實現資源動態配置，任務自主協調，形成韌性強、敏捷度高、創新活力足的有機生命體。

管理職能由指揮控制轉型為系統設計。傳統企業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工作推進主要通過行政指令控制來實現，強調流程標準化和執行一致性。人工智能時代的管理職能不只是下達指令與監督執行，還要在管理職能設計中確立系統的運行規則、輸入清晰的算法倫理，借此增強主觀能動和協同聯動。管理系統自主運行，持續學習，對每一個體與業務單元進行賦能，充分釋放創造力，最大限度融合激發組織潛能。

激勵機制由外部物質驅動轉向內在價值共創。工業時代的激勵體系以薪酬、獎金、股權等外部物質回報為核心，是付出即有回報的線性對價關系。隨著人工智能和知識型工作不斷普及，在被人工智能部分或全部取代人類重復性工作的創新型組織中，外部物質激勵作用漸趨弱化，企業更加關注員工的創造力，而員工更在意企業提供的支持、成長機會，以及參與創造和決策的程度和成就感。內生價值帶來的轉變激活了個體動力，推動組織目標與員工自我實現深度耦合，形成共生共榮的新型治理生態。

企業文化由封閉保守轉向開放創新。傳統管理模式下，企業各部門和各層級存在諸多信息孤島，信息傳遞失真導致管理層無法及時準確了解實際情況，影響了決策的科學性和時效性。人工智能技術打破了內部信息壁壘，跨界合作與數據要素流通更加順暢，實質性地降低了信息獲取、處理與協作的交易費用。開放性的組織也更容易接入外部資源、技術與知識網絡，通過分散化試錯來提高創新成功概率。長期來看，鼓勵開創試錯的企業文化會將蔚然成風，不確定性環境下的動態管理能力不斷增強，最終企業核心競爭力得以全面提升。

作為人工智能技術的領先者之一，我國在人工智能與管理融合方面展現出獨特的實踐智慧。從“數字中國”戰略的提出，到“互聯網+”行動計劃的深入實施，再到推動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我們正探索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智能化轉型路徑。然而，管理理念滯后、數據基礎薄弱、頂尖人才儲備不足、協同機制運轉梗阻等對這一轉型進程形成了明顯的阻滯。從企業層面看，也存在著不少與人工智能發展環境不相適應的思想和行為，例如技術投入與戰略目標脫節，片面追求智能化而弱化人文價值，簡單照搬國外模式出現水土不服等等。對此，應當站在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建立起與人工智能相匹配的管理體系。基于辯證唯物主義立場，似應特別重視辨析和處理如下一些關系：

其一，保護與開源。人工智能的可持續與創造性發展，既依賴對核心算法、訓練數據和模型架構的知識產權保護，以及保障創新者的合理回報和持續投入，也離不開在適當范圍內的開源共享，降低技術使用門檻，激發社會廣泛參與和協同進化。以 DeepSeek 為代表的大模型實踐表明，核心技術必須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確保算法安全、數據主權和商業可持續性。同時，DeepSeek 也通過開放部分模型權重，提供開發者接口和社區支持，推動技術普惠，使廣大企業、科研機構和個體開發者能夠低成本接入先進智能能力。因此，不能把保護與開源簡單對立起來。在維護了創新主體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應以開放的思維和積極的舉措打破技術壟斷和生態封閉，使各個方面都能從技術創新中受益，并有效推動產業層形成覆蓋“數據——算力——模型——應用”全鏈條循環。

其二，一般與特色。人工智能技術持續推動管理的標準化、流程化和智能化進程，形成適用于多行業、多場景的一般性管理范式。但機械套用模型與算法，往往會忽視企業所處發展階段、行業屬性、文化基因及戰略定位等特殊要素，導致轉型受阻。從經營角度看，特色既是市場競爭力，也是對消費者美好需求的深層次呼應。因此，卓越的智能管理總是能依托技術底座深度嵌入各類組織獨有的商業邏輯，重視客戶價值和優良的管理傳統，把共性能力與特殊展現有機統一起來。

其三，創新與規范。創新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手段與根本動力，組織形態、決策方式、管理手段乃至商業模式等都需要適應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要求進行變革調整。此外，各地區情況千差萬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也需要因地制宜、各顯其能。但同時，要推動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發展。為此，應當形成必要的規范約束。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建立起適宜的標準化體系，實現基礎層、技術層、應用層全鏈條有規可依，引導確立合乎人類基本價值共識的發展目標，倒逼產業實現安全、可及、可信、可靠的高質量發展，并在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

其四，邏輯與實證。依托嚴密的算法邏輯與數據推演，人工智能為管理決策提供高度理性的支撐。現實中，組織運行經常面臨各種不確定性，僅靠模型邏輯很難識別復雜全貌，因此技術再發達也無法完全替代管理者深入一線的扎實調研。必須堅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根本方法，既要積極運用大數據、智能分析等新工具、新手段，更要堅持眼睛向下、投身現場的好傳統。只有將技術工具提供的海量數據與調查研究獲得的鮮活實情相結合，才能穿透數據迷霧，把握真實情況，最終做出科學決策。

其五，技術與人文。人工智能是模擬、延伸和拓展人類智能的技術創新，其發展過程始終貫穿著對人類思維與行為的深層學習。聯合國近前通過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構架》決議，首次確立了“人類中心、公平透明、責任可溯”三大原則，這與我國的“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深度契合。推進人工智能發展既要緊盯技術本身，更要注重體現人文情懷，或者說要使智能技術深度融合和展現人的本質。除了借鑒國際經驗，我國人工智能的技術創新應充分汲取五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淀，也應展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獨特的制度優勢，切實讓算法蘊含文明理念，讓創新促進社會公平，使智能時代的中國方案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智慧與溫度。

其六，發展與安全。迅速發展的人工智能在釋放出巨大紅利的同時也伴生著隱私泄露、數據濫用、算法偏見、深度偽造以及就業沖擊、責任模糊等多重風險，直接影響著人民的生活質量，也威脅著國家安全。因此，應當統籌發展與安全，推動構建技術向善、風險可控、公平施惠的智能基礎設施與治理體系。為此，需要運用總體規劃與政策法規，基于安全對價值取向、技術研發、系統部署、制度設計等進行多維度、全鏈條一體把握，以確保人工智能能在創新發展和安全可靠的協調平衡中持續走深攀高。

《人工智能時代管理模式與方法變革》一書率先對人工智能技術快速躍升和廣泛應用形勢下的管理問題進行了探索。這本由曾肇河、趙永輝、夏小敔聯袂撰寫的著作，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現代系統科學和人工智能技術深度融合，結合“老三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和“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等科學認知，在深入剖析人工智能時代管理轉型緊迫性的基礎上，揭示了人工智能時代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總體方法，頗具創造性地提出了包括數據采集分析、知識建模與決策支持、執行優化與反饋學習在內的三環驅動管理模型。指出應通過戰略目標的模型化分解，將各組織的特殊愿景轉化為可執行的變量體系，依托模型、任務和責任，清晰界定人工智能與人類決策權的邊界；應創新人機協同決策范式，讓人工智能提供決策選項、人類注入倫理判斷和價值。這些論述，不僅深刻把握了人工智能技術的內在要求，也深度融會了作者長期從事行業企業管理實踐的豐富經驗。覽讀書稿，感覺表達嚴謹、分析透徹、觀點獨特、思想深刻，既在理論層面展示了人工智能對管理范式的重構邏輯，也緊扣實踐需求，申述了智能時代組織轉型的實施路徑和落地策略，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匠心之作，相信對政府管理者、企業經營者、數智化從業人員和廣大的人工智能愛好者都會帶來積極的幫助。

在人工智能與管理融合的道路上，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時代機遇和技術潛能。錢學森先生曾言：“系統工程是組織管理的工程，也是管理科學的工程。”在人工智能時代，這一理念必將得到更加充分的體現。我國人工智能正處于加快從并跑邁向領跑的關鍵時期，期待本書的出版能夠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有力的支持，特別是為推動各組織實現管理模式創新提供有益的導引。

是為序。

（作者系著名經濟學家，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