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一場緊急錄制的德國電視二臺談話節目《硬碰硬》中，主持人路易斯·克拉姆羅特提出了那個令所有人揪心的問題：“這場新戰爭將走向何方？”在戰爭引發的迷霧中，整場討論更像是在盲人摸象。
德國基社盟外事委員會成員斯特凡·邁爾顯然站在了希望的一邊。面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此前的呼吁，邁爾認為現在確實到了讓伊朗人民掌握自己命運的時候。
德國社會民主黨外交政策專家拉爾夫·斯特格納則對此深表憂慮。他并不確定有關方面是否認真考慮過打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后果。盡管盟軍統帥們的言辭慷慨激昂，但承擔后果的終究是普通人。斯特格納認為，那種“只要再來一波轟炸，民眾就會走上街頭推翻政權”的想法純屬幻想。他主張在目前情況下，國際社會應竭盡所能為伊朗反對派提供實質性幫助。
斯特格納并未說明他口中的“反對派”究竟指代誰。德國電視一臺《世界縱覽》欄目記者、德籍伊朗裔媒體人伊莎貝爾·沙亞尼觀察到，流亡海外的伊朗人中確實有人將希望寄托在伊朗前國王之子身上。而這位繼任者是否是純粹的民主派仍存疑問。這恰恰反映出流亡群體在絕望中尋找寄托的窘境。
歷史學家邁克爾·沃爾夫索恩則試圖安撫觀眾的情緒。他聲稱，在伊朗境內，沒有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不知道的秘密。通過分析各方信息可以看出，庫爾德人、俾路支人等少數族裔可能會在未來的聯邦制國家架構中獲得更強的地位，當然前提是這個國家在戰火熄滅后依然存在。
德國電視一臺駐特拉維夫記者索菲·馮·德·坦恩從以色列發回了現場報道。她觀察到，盡管面臨危險，以色列民眾仍支持這場攻擊，因為人們認為這能消除更大的威脅——即伊朗的核炸彈。特拉維夫的居民有完善的掩體和充足的避險時間。但談到如何具體實現伊朗的“政權更迭”，馮·德·坦恩同樣無法給出確切答案。
針對走上街頭的時機，沃爾夫索恩反駁稱，現在并非伊朗人示威的最佳時刻。主持人克拉姆羅特隨即引用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原話：“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不要坐以待斃，時機即將到來。”沃爾夫索恩堅稱，所謂的“即將”并非指“當下”。
人們不禁產生疑問：在擁有1500萬人口的大都市德黑蘭，那些被號召起來革命的普通人，在炸彈落下時是否有足夠的掩體和時間去躲避？遺憾的是，除了那位持懷疑態度的社民黨專家，現場似乎沒人真正關心這些平民的生計。
拉爾夫·斯特格納最擔心的是死亡，而伊莎貝爾·沙亞尼則以一種略帶戲劇性的口吻指出，美以兩國的轟炸在某種程度上“定下了某種敘事節奏”，至少為潛在的起義拉開了序幕。
德籍伊朗裔學生達妮埃拉·塞佩里提醒人們關注伊朗國內最脆弱的群體：政治犯們既要面對獄卒的專橫，又要承受炸彈的威脅。她指出，相關政權正利用戰爭的陰影，變本加厲地鎮壓反對者。在這種極端環境下如何發起革命，恐怕只有情報機構才清楚。
此外，塞佩里還批評了德國國內近期提高政治庇護門檻的做法。這種系統性的隔絕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將受害者直接推向了施暴者手中。
德國基社盟議員斯特凡·邁爾對此辯護稱，德國政府絕不會坐視那些正試圖逃往德國的人被恐怖政權吞噬。但他也明確表示，新移民政策不允許對所有人都敞開大門。考慮到伊朗有9000萬人口，邁爾認為明智之舉是支持伊朗的海外流亡群體和國內反對派，以尋求局勢的穩定。
在這場復雜的地緣政治博弈中，歐洲似乎并未掌握核心籌碼。拉爾夫·斯特格納堅持必須遵守國際法，而邁克爾·沃爾夫索恩則搖頭表示，國際法在當前局勢下只能作為一種假設存在。伊莎貝爾·沙亞尼打斷了兩人的爭論，她感嘆在歐洲遙控指揮或發表評論是極其容易的。
目前不僅是國際法的問題，更在于當它在現實政治中失效時，人們該如何應對。達妮埃拉·塞佩里最后指出，多年來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各國一直在尋找各種理由，拒絕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如果早采取行動，局勢是否會有所不同？沒有人能給出確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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