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秩序已經崩塌：談談對“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最新長文的看法

正當前不久中國人正喜迎馬年春節的時候，在德國慕尼黑——這個昔日德國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的中心、巴伐利亞王國的王都、“啤酒館政變”的發生地、《慕尼黑協定》的簽署地、1972年夏季奧運會的舉辦地，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在這里盛裝開啟了。

在有關國際安全的領域里，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和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是分量最重、級別最高的兩個國際性多邊論壇。其中，慕尼黑安全會議由于其輻射全球的影響力而首屈一指，旨在協調亞太地區安全的香格里拉對話會就是以慕尼黑安全會議為藍本建立的。

在2026年初的這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相比起各國政要們滔滔不絕的發言，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在會上的一篇萬字發言——《舊秩序已經崩塌》則更是引起了全球有識之士的矚目。在這篇發言中，達利歐直言道：

“幾十年來維持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我們正處于“大國政治”時代，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的”；

“國家間沖突的五種主要形式——貿易/經濟戰、技術戰、地緣政治戰、資本戰和軍事戰中，前四種將成為常態”，“資本戰的具體手段包括資產凍結/扣押、切斷資本市場準入以及禁運與封鎖”；

在“戰時經濟狀態”下，“許多國家股市關閉是常態”，“由于擔心貨幣價值，戰爭期間非盟國之間普遍不接受貨幣和信貸”，只有“黃金——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是白銀或以物易物——是戰爭時期的流通貨幣”。

盡管這只是達利歐一人的發言，但它卻與同樣在本次會議上出現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茨、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現場所表達的觀點不謀而合，再加上近期愈演愈烈的中東戰局形勢，黃金價格在歷史高位不停大幅震蕩的表現，似乎達利歐對“舊秩序已經崩塌”、“新輪回即將到來”的判斷正在成為這個新世界、乃至于今后世界的最佳注腳。

那么，達利歐的這一“盛世危言”究竟是未雨綢繆的警示忠告，還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危言聳聽呢？

創立于1975年的橋水基金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對沖基金公司，其創始人達利歐曾在2008年準確預測了美國金融危機、在2010年準確預測了歐債危機，也是2025年風靡全球的暢銷書——《國家為什么會破產》的作者。達利歐與中國的交往很深，多年來他一直是中國政商界官員名流的座上賓，他的兒子麥修還曾于90年代在北京著名的史家胡同小學讀過書。

應一位讀者朋友的要求，野望谷將談一談對達利歐的這篇新著——《舊秩序已經崩塌》的些許粗淺見解。同時，由于《舊秩序已經崩塌》同達利歐的另外兩篇長文——《金錢、內戰與秩序崩塌的前夜》、《大周期下的投資生存指南》在內容和邏輯上有很強關聯性，所以野望谷就將對這三篇文章的解讀放在一起來講。

（由于內容較多，本次解讀將分上下兩篇；本文為上篇，至于內容更加精彩、話風更加犀利的下篇將通過私域渠道呈現，閱讀路徑參見文末）

【一】

達利歐一直堅持“大周期論”，他將帝國興衰交替的周期劃分為6個階段：

第一階段“新秩序開始”，第二階段“資源分配體系建立”，第三階段“和平與繁榮”，第四階段“過度擴張與泡沫”，第五階段“秩序崩潰與沖突”，第六階段“內戰/革命/戰爭帶來的舊秩序瓦解”。

幾年前，達利歐尚且認為我們處在第五階段與第六階段之間，也就是1945年二戰后建立的現行國際秩序正在瓦解，我們對舊秩序徹底崩潰的臨界點已經依稀可見；

但進入2026年后，達利歐則提出我們當前已經踏進了第六階段，也就是舊秩序已經崩潰，缺乏規則、強權即公理的時代已經到來，戰爭與沖突不可避免，混亂將成為世界的常態，這將是本輪大周期的真正底部。

其實周期論的邏輯框架并不鮮見，然而達利歐的獨特之處在于他著眼的乃是“大周期”。之所以謂之“大”，乃是由于達利歐所指的“大周期”通常以80年為一個輪回，也就是恰好一代人的時間。

在這個問題上，野望谷的看法其實與達利歐頗有相似之處。不要覺得80年這個時間周期很長，相比起過去我們常言的以10年為一個經濟循環周期來說，時間跨度長達80年的大周期往往才更有意義，原因在于：

如果觀察周期輪動的時間范圍太短，那么我們選取的案例樣本就會發生極大的“幸存者偏差”，這將導致我們無法從過去的歷史經驗正確推導出未來的時局走勢。

就像達利歐所舉的例子，假如把自己“空投”到1900年的話，按照1900年時世人的觀點遴選出“全球十大強國”，立足當時的視角來看，這十大強國個個都有稱雄稱霸的希望，沒有人能預見到它們中有誰在財政、體制、社會上的些許危機將有可能導致國家陷入長期動蕩、甚至完全覆滅。

站在1900年的時點來看，這十大強國中的每一個都非常適合被納入多元化投資組合的目的國，因為19世紀下半葉的繁榮給予了當時人們足夠的樂觀理由，締造了日不落帝國的維多利亞女王黃金盛世還在被人們津津樂道，琳瑯滿目的法國巴黎萬國博覽會驚艷了來自全球各地摩肩接踵的人。

在19世紀下半葉的五十年里，人類物質文明達到了新高，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創造了人類前所未見的財富增長，各種金融工具創新到令人眼花繚亂，世界主要大國之間幾乎沒有戰爭，除了些許財富差距擴大、怨恨滋生、債務高企之外，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即便1900年前后有些危機已經在醞釀之中了，但那些雜音在彼時看來似乎都無傷大雅。

然而事實卻是，在隨后的幾十年里，世界將爆發兩次席卷全球的大戰，這十大強國中將有7個都慘遭浩劫，有的甚至已經蕩然無存，如果真的把資產配置到這7個強國中的話，那么必將至少經歷一次財富完全歸零的時刻。即便是把資產配置到美國、英國這些極少數幸存下來的強國，那也必然經歷過極其嚴重的財富破壞和資產價格暴跌的時期。

顯而易見，如果只選取1945年二戰結束以后的歷史作為觀察樣本的話，你會很容易將那7個已經陷入長期動蕩、甚至完全覆滅的昔日強國自然排除在外，似乎這樣的財富歸零時刻你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這就叫“幸存者偏差”。

但這樣的假設顯然是一種奢望：眼下距離二戰結束已經過去整整80年了，你如何能夠肯定歷史不會重演？你如何能夠想象得到世界前十大強國中，竟能有多達7個最終走向了不歸路？你如何能夠看準當今世界十大強國中，誰才是可以幸存下來的那3個？你如何能夠確保自己不會重蹈80年前你的祖輩遭遇財富歸零時的悲劇呢？

退一步說，即便是只觀察1945年之后的最近80年歷史，也不是所有國家的貨幣、債券和資本市場都是一路保持上漲的，不少經濟體的金融資產價格較之80年前可能還是下跌的、或者是基本持平僅有小幅微增的。

假如你只觀察美、英兩個國家的金融市場回報，然后就得出從長期來看金融市場必將在波動中抬升的結論，那么實際上就是只依據了過去80年中最和平、最繁榮、最幸運的兩個國家的案例，這種認知顯然是扭曲和片面的。

當然了，那些金融資產價格長期萎靡的國家中有相當部分都不屬于發達國家，若繼續延循“幸存者偏差”的謬誤，你會很容易地將這些國家剔除出資產投資配置范圍之外。

但問題在于：你如何能夠確保歷史上那種財富浩劫的現象不會再現呢？你又如何能夠確保自己所投資的標的國家，在未來依然能夠維持發達國家的水準、維持大國強國的地位呢？即便我們不把周期拉長到80年那么久，你又如何能保證自己在上世紀60年代不忽視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不下注蘇聯、在上世紀90年代不抄底日本呢？

不要覺得動輒80年的大周期距離自己很遙遠，它一旦發生，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面臨的就不只是資產貶不貶值的問題，而是財富可能直接歸零的巨大沖擊。如果在80年大周期中選擇錯誤了的話，那么即便是在每一個10年小周期中都踩點正確，最終的結果也極可能是徒勞的。

相信很多人都對投資失敗、資產減損有過心理預期，其中不少人也都為此做了各種應對準備；但能夠為投資徹底一敗涂地、金融資產一夜蒸發有過心理預期，并為此提前做些準備的人恐怕就寥寥無幾了。

人們在購買基金理財時通常會關注回撤率，那是因為人們多半都見識過基金凈值下跌帶來的痛楚；然而人們卻不會因此對金融市場關上大門，那是因為人們多半都沒見識過金融市場徹底崩潰是一種怎樣的局面。

也不要覺得這種以80年為周期的興衰輪替就一定會有跡可循。就好比在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前，沒有人會想到一場刺殺就能誘發一次世界大戰；在英法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之后，也沒有人會想到它們將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度劫掠一輪。

這些可能導致大周期劇本改寫的跡象，在當時要么是難以預料，要么是雖已發生但卻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畢竟先前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穩定和繁榮一直在告訴著當時的人們，和平與致富才是這個時代的主題，所有人想的都是如何不在上漲階段里踏空，沒有人會去想下跌階段是不是已經漂浮在天邊、正在朝人們招手。

大周期與小周期是兩套邏輯、兩門學問，但它們并行不悖。大周期屬于政治學和社會學范疇，小周期屬于政策學和經濟學范疇，掌握小周期是為了讓我們能夠抓住可帶來財富增長的投資主線、不至于跑輸通脹，掌握大周期是為了讓我們盡可能規避極端情況下的財富歸零風險、不至于一夜回到解放前。

當然了這只是一般情況下的，在特殊情況下，大周期可能比小周期更有現實意義。假如一輪大周期的輪回期限就是達利歐所演算的80年的話，那也就意味著每個人在他的一生中總會有某個時刻需要經歷大周期興衰輪替的那個最低點——即第六階段“內戰/革命/戰爭帶來的舊秩序瓦解”。

之所以小周期通常以10年為一個輪回，乃是由生產與消費的供需矛盾、政府的逆向調控政策影響、貨幣發行的相對通脹與相對緊縮所共同決定的。按照人類的普遍工作效率、生產作業流程、政策反應時滯、政策影響鏈條，這一場周期起伏輪動下來通常就是10年。

——這是一種由人類物種本性特質所決定的、被人類群體性共生性特質所推波助瀾的、不以個體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同理，之所以大周期通常以80年為一個輪回，乃是因為人類的平均壽命大約就是80年。80年過去后，經歷過動蕩和戰爭的老一代人已經徹底離開，新生的一代人已經徹底沒有了災難浩劫的錐心之痛、沒有了身家財富一夜蒸發的肉體記憶。

這一代人會把他們在和平繁榮年代所接受的教育和看到的現實視為法理正統，也會將他們憑借個人努力或家族傳承所得來的財富視為理所當然，從而使他們在面對挑戰時往往不懂得妥協退讓、調和平衡，而是更傾向于以一種或堅決捍衛反擊、或恣意揮霍凌辱的姿態去面對，最終就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劍拔弩張、越來越缺少轉圜余地，沖突一旦顯現便不可避免，亂局一旦發生便不可收拾。

——這同樣是一種由人類物種本性特質所決定的、被人類群體性共生性特質所推波助瀾的、不以個體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站在全球視角來看，這種總體上處于和平、穩定、繁榮、增長的年代確實已經持續了80年之久了，誰又敢保證眼下是不是已經有一股驚濤駭浪處于暗流涌動之中了呢？

作為個體，我們應該想的不是能否僥幸圖存，我們應該想的是如何防患于未然。

【二】

達利歐認為：“所有投資本質上都是用今天的整筆支付，換取未來的現金流。這些未來現金流的規模由經濟增長和通脹決定”。

把達利歐的話換成我們更容易理解的表述就是：任何一種投資在未來能夠取得多大回報，從根本上講都是由“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這兩個長周期里的宏觀經濟指標所決定的。

究其原因也很簡單：所有投資從本質上說都是拿今天的錢對未來進行下注，賭的是今天這筆錢在全社會財富總量中的占比對等折算到未來某一天時，能夠換取到比今天數量更多的一筆錢。

假如這個賭注能夠成功的話，那么原因不外乎就是兩種：一種原因是未來社會財富的總量增加了，另一種原因是社會上流通的貨幣總量更多了、因而用于衡量一定社會財富所需要的貨幣數量就增加了。

在以主權貨幣作為衡量社會財富主要載體的當今世界，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就是我們不得不依賴、也勢必要關注的兩個最重要的長周期里的α（阿爾法）。然而預測這兩種阿爾法所依據的卻是兩套不同的邏輯：

經濟增長率更多還是一個經濟問題，人口、市場、資源、科技、體制、社會、文化都會對其產生影響。

政治同樣能夠對其產生影響，但政治的影響多半是基礎性的，它會通過體制、社會、文化等渠道潛移默化地施加影響，且一旦確立下來后短期內就不會輕易改變。政策亦能夠對其產生影響，但政策的影響往往是對沖型的，拉長周期來看后，你會發現政策只能平滑小周期、卻難以左右大周期。

而通貨膨脹率就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了，因某種經濟危機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往往只是一個導火索，更關鍵的在于當局面對這種經濟危機時傾向于采取何種應對手段，以及有沒有能力采取明智合理的應對手段，這與該國的政治體制、文化信仰、治理能力高度相關。

一般來說，當我們對一個國家的體制和文化足夠了解時，就能夠相對準確地預測出主管經濟、貿易、貨幣、財政部門的下一步動作，進而計算出通貨膨脹率的可能走勢，這通常并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

不論是經濟增長率、還是通貨膨脹率，它們都是在市場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中，人口、文化、資源這些天然經濟稟賦起制約性作用，政治、社會、體制這些國家架構基石起基礎性作用，市場、科技、教育這些動態經濟稟賦起決定性作用，政策、法律、金融這些政府治理工具起調節性作用。

單就當今世界的主要大國來說，在一般情況下，預測經濟增長率的意義往往比判斷通貨膨脹率的意義更高。原因在于：

越是大國強國，就越說明其制度和社會結構的抗風險承壓能力比較強，政策和法律朝令夕改的概率比較低，因而其政府就越傾向于、也越有能力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在一個相對不那么夸張的范圍內，或者起碼是一個可預測的范圍內。就好比，你很難想象像津巴布韋、委內瑞拉那些貨幣一夜之間變成廢紙的現象會在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國家身上出現。

但還是前面所分析的，這只是“在一般情況下”，當極端風險來臨時，即便是大國強國也難以抵御。假如一個大周期真是以達利歐所預言的“80年”為循環的話，那么人類社會眼下的確走到了即將瓦解的時刻。

此時，不論大國強國還是小國弱國都無法逃脫周期論的詛咒，滑向低估將是一種普遍性的大概率事件。就像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一戰到二戰期間，對于俄國、日本、德國、奧匈、法國、德國、印度、西班牙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強國來說，居民財富縮水90%都算是好的了，有的國家國民財富幾乎直接歸零，因為就連它們的股市都是被直接關閉的，至于本國貨幣則更是淪為了一文不值。

達利歐還從現代金融的角度，分析了這種大周期興衰輪替為什么具有必然性：

同黃金、白銀這些貴金屬不同，主權貨幣本質上是主權國家政府人為創設的一種“支付承諾”，它就好比是主權國家央行發行的債務借貸憑證，政府通過其握有的公權力強制人們把這種“支付承諾”當作日常使用的貨幣；

但這種“支付承諾”天然有兩個難以規避的缺陷，一是政府自己有超發貨幣的沖動，這種沖動可能是來源于財政危機下的入不敷出，也可能是來源于經濟低迷時期的政策對沖，也可能是為了活躍經濟、促動增長而提前以超發貨幣作為前瞻性藥引；

二是能夠掌握、參與、影響貨幣發行的政客、金融家、資本家亦有貨幣超發的沖動，這些人很容易出于擴大個人、機構、階層財富的動機，從而以或公開、或隱蔽的方式對貨幣乘數放任自流。比如商業銀行為了賺取更多利潤而將金融杠桿加到央行政策允許下的極致，并通過各種表外業務和影子銀行變相突破政策監管限制、游走在法律和規則的邊緣，就是一種很典型的表現。

假以時日后，這種以主權貨幣為表現形式的“支付承諾”其增長速度就會顯著快過社會財富的真實增長速度（或者說社會財富總值的名義增長率大幅快過了實際增長率），此時這種“支付承諾”的兌現基礎就會越來越脆弱，泡沫越積越大，直到有一天突然發生“擠兌”時，泡沫就會瞬間被刺破，那些憑借紙面金融數字來體現的財富一夜之間就會被戳破原形，從而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

在以主權貨幣作為財富計量單位的現代社會，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永遠都有兩類人：一類人是種糧食、做工程、造產品、搞研發、以及為他們提供信息物流商業后勤等外部服務的，這群人往往被稱作“實業家”或者“實體經濟”；另一類人是經營金融、投資、信貸、理財、匯兌、保險、證券、智力咨詢生意的，這群人往往被稱作“金融家”或者“虛擬經濟”。

“實業家”或者說“實體經濟”創造的是肉眼可見的真實社會財富（盡管從單位無差別勞動時間的角度來看，他們所創造的真實社會財富以貨幣來衡量時，其“價格”與“價值”經常發生偏離、甚至是大相徑庭），“金融家”或者說“虛擬經濟”創造的是以主權貨幣為載體的“支付承諾”（盡管從GDP的計算方法來說，金融業同樣能夠創造GDP）。

從理論上講，金融家是要圍繞實業家轉的，虛擬經濟是要以實體經濟為依托的，社會真實財富總量與金融資產賬面價值總額應該是完全一致的，否則虛擬經濟就成了無源之水、金融也失去了它本來只是身為“支付承諾”的意義；

可在現實中，由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在技術層面上很難做到絕對同步，政府也需要有意通過二者的不同步來影響、干預、調節實體經濟的節奏和方向，再加上金融家自身又有獲益謀利的沖動，而金融家若要謀利則只能通過做大自己能夠影響的貨幣（“支付承諾”）這一生產要素，從而就會導致社會真實財富總量與金融資產賬面價值總額的偏離總是不可避免、甚至不可收拾。

因此，金融危機在現代主權貨幣時代就是無法根除的痼疾，這同樣是一種不以個體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貨幣超發——通貨膨脹——財富增值——危機顯現——泡沫刺破——財富蒸發——政策干預——銀根收緊——通貨緊縮——經濟低迷——政策干預——貨幣超發”的周期性起伏輪替就不可避免，周期論的觀點也就在經濟學界歷久而彌新。

另外，如果細化到以月為單位時，我們就會發現金融周期與實體經濟周期并不完全重疊，金融周期的波動通常會領先于實體經濟周期的波動數月。

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在主權貨幣時代，衡量實體經濟所創造的社會真實財富的標尺是貨幣，而貨幣的發行又控制在金融部門手中，因此只有當金融部門先發生了變化之后，實體經濟部門才能感受到這種變化。

當實體經濟部門開始感受到通貨膨脹時，往往距離金融部門啟動貨幣超發已經過去數月了，此時實體經濟部門會抓住商品售價上漲的契機，開足馬力擴大生產；

在成功賺取到大量利潤之后，實體經濟部門往往都會把這一盈利業績歸功于領導的敏銳、員工的勤奮、技術的進步、產品的暢銷、甚至是國家的興旺，而鮮有人會歸功于金融部門用貨幣這個“錨”所做的牽引。

同理，當實體經濟部門開始感受到通貨緊縮時，往往距離金融部門開始收緊銀根已經過去數月了，此時實體經濟部門盡管已經看到了商品售價下降，但一時還節制不了那些已上馬的產能、關停不了那些已處于轟鳴之中的機器；

倉促之中，大量產品滯銷、資金鏈條斷裂、財務轉盈為虧、股價掉頭向下的境遇就紛至沓來了，此時實體經濟部門就會對自己的勤奮卻換不來結果上的成功而感到困惑不解、失望憤懣，同樣鮮有人會去從金融部門的貨幣變化身上尋找原因。

在金融擴張階段（貨幣超發時期），社會真實財富在增加，用于衡量社會真實財富的金融貨幣也在增加、甚至增加得更快，此時兩者的趨勢是同向的，只是時滯有先后、節奏有快慢；

但在金融收縮階段（銀根緊縮時期），社會真實財富并未停止增加，可用于衡量社會真實財富的金融貨幣卻在減少，人們在用貨幣來對自己的財富進行計價時就會出現負值，這就與人們的體感發生了不符，此時兩者的趨勢就是相悖的。

而這也正是為什么人們——在金融收縮階段（銀根緊縮時期）感受到的悲觀情緒，總是會大過在金融擴張階段（貨幣超發時期）感受到的樂觀情緒——的原因。

【三】

上面的第【一】部分論述的是“大周期”（以平均80年為單位），第【二】部分論述的是“小周期”（以平均10年為單位）。不論是大周期還是小周期，它們都跟黃金脫不開關系。

在小周期的底部，黃金具有可抵御以主權貨幣計價的金融財富在賬面上縮水的“抗金融危機”功能。此時，以主權貨幣計價的股票、債券等都在下跌，甚至貨幣本身的幣值也在下跌，人們紙面上的金融財富都在縮水，但社會真實財富其實是沒有減少的，此時不依賴于政府“支付承諾”的黃金就體現出了它的優勢。

在大周期的底部，黃金具有可抵御財富一夜之間蒸發歸零的“戰時貨幣”功能。此時，股票、債券這些依托于特定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可能都難以正常運行，貨幣這種依賴于主權信用的“支付承諾”變得搖搖欲墜、岌岌可危，而黃金作為衡量社會真實財富的“通貨”屬性則并未改變，此時人們就更加傾向于賣出貨幣、換取黃金。

這個道理即使是放在各國央行身上也是適用的。比如，當其他國家央行感受到了美元貶值的風險時，為了對抗小周期危機，各國央行就勢必要增持黃金；當其他國家央行感受到了美元所依賴的美國主權信用兌現有發生意外的風險時，為了對抗大周期危機，各國央行同樣要增持黃金。

而當小周期底部和大周期底部疊加時，人們對黃金的趨之若鶩就將達到頂點，其中各國央行正是最為踴躍、最具本錢的買家。此時即便是把對歷史的觀察周期拉長到過去80年，恐怕也很難找到可供參考的案例。

按照達利歐的說法，人們眼下就已經走到了這么一個十字路口：前面是紅燈還是綠燈，是繼續直行還是換個思路朝左、或者朝右轉——這是一個宏大而深刻的命題，但即便是能夠意識到這個命題存在的人恐怕都還是極少數。

那么，當今世界的舊秩序是否已經崩塌了？它眼下有沒有體現出哪些跡象？這些跡象之間有何關聯？這些跡象彼此作用之后會發生怎樣的連鎖反應？這些連鎖反應在不同國家、不同社會會帶來怎樣的結果？我們應如何規避這種風險？如何才能不被外部的暴風雪所裹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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