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堯：深度揭秘美軍“史詩怒火”背后的技術神話與真實漏洞｜戰略與安全

編者按· 2026.03.10

在美軍對伊朗針對其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斬首”行動中，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深度介入與無人機的實戰應用讓“AI主導現代戰爭”的科技神話甚囂塵上。然而，撥開美國軍方與硅谷合力制造的“技術迷霧”，真實的戰場全貌卻呈現出強烈的反差。

本文指出，在這場被極力渲染為“AI主導”的行動中，傳統海空軍事力量依然是主力打擊手段。無論是在重火力投射、復雜戰場應變，還是在防空壓制方面，空軍編隊與航母艦群依舊是美軍的絕對依仗。與此同時，美方在過度炒作算法賦能的背后，刻意淡化了中央情報局等傳統深層情報網的不可替代性。針對最高價值目標的戰略決策與鎖定，依然需要極其嚴苛的人工情報驗證，絕非單一算法可以越俎代庖。

在“軟件定義戰爭”的新紀元，我們該如何理性界定算法賦能與人類決策的實戰邊界？面對西方虛實交織的技術威懾與戰略忽悠，大國又當如何在尖端無人科技與傳統硬核武備之間，尋求最穩固的安全平衡？這不僅是對未來戰爭形態的技術之問，更是當下大國博弈的一劑清醒劑。

2026年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動聯合軍事打擊。當日清晨，以色列政府宣布對伊朗實施名為“咆哮雄獅”的軍事行動，美國方面同步以“史詩怒火”為代號發動聯合打擊。本次行動中，包含軟硬件在內的多重人AI技術與美軍實戰部隊數據庫的結合運用大大提高了作戰效率，“AI軍事化”的現階段成果略有展示。這場行動可被視為現代戰爭中“軟件定義戰爭形態”（Software-Defined Warfare）的重大分水嶺，AI在情報監視與偵察、指揮與控制、自主打擊平臺以及認知決策網絡中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主導作用。這標志著在軍用裝備領域，AI已經跨越了“輔助工具”的邊界，實質性地轉化為戰術執行者與戰略輔助決策者。此役證明，AI雖能在戰術制定與執行層面發揮巨大價值，但尚無法替代人類在戰略決策層面的授權決定；同時，美國軍方與硅谷在“算法倫理”上的博弈也正重塑美國的新型軍工復合體。

美國中央司令部發布的照片顯示，美軍于3月1日發射一枚戰斧陸攻導彈，支援“史詩怒火”行動（圖源：法新社）

AI在“史詩怒火”行動

中的戰術賦能

（一）備戰階段：大語言模型

出色的情報合成與動態推演能力

本次行動中最關鍵的技術之一是大語言模型Claude在前期行動籌備階段的杰出情報收集、分析和戰斗方案優化貢獻。Claude早在2024年便被嵌入了美國中央司令部的底層架構中。在本次行動中，其作為美國中央司令部的“超級數字參謀”，主要承擔“情報合成”與“動態沙盤推演”功能，以及在假定動態博弈條件下生成了數十種打擊方案的模擬推演。Claude還被用于攝取和分析數千小時被截獲的波斯語通信、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后勤物資流向記錄以及開源社交媒體動態，從而識別出伊朗革命衛隊指揮鏈條中的薄弱環節。

除此之外，“全球信息主導實驗”（GIDE）首次被投入實戰。通過統籌美軍共11個作戰司令部的底層數據池，GIDE的核心算法結合CJADC2（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架構使得人工智能在行動中得以打破不同軍種之間的數據壁壘。該系統不僅能夠實時分析全球供應鏈的異常波動、伊朗雷達頻段的細微變化以及波斯灣的氣象條件，更加能將這些異常數據瞬間轉化為具體的行動路線圖。例如，當預警衛星探測到某處疑似彈道導彈發射車的移動軌跡時，CJADC2內的AI引擎能夠自動計算出攔截概率最高的武器平臺，并將火控數據直接通過數據鏈傳遞至決策終端。上述“機器對機器”的數據傳輸，使士兵能專注于機器無法完成的戰場抉擇。

（二）實戰階段：Palantir與

星盾共同架構的高效和高穿透力

的指揮通訊體系

Palantir的技術平臺（主要是TITAN、Ontology、和MetaConstellation）與SpaceX的“星盾”（Starshield）系統共同構成了此次行動的戰場指揮大腦與戰地通信骨干。首先，“戰術情報目標接入節點”（TITAN）作為美國陸軍的新一代地面系統，能夠在移動中實時收集和處理多域數據，從而極大地縮短目標鎖定時間，并與陸軍及聯合火力系統無縫集成。2025年3月，Palantir已向美國陸軍交付了首批兩套TITAN系統，并預計在2026年完成初始合同中全部10套的交付。其次，“本體論”（Ontology）技術將來自不同傳感器、雷達和開源情報的海量數據轉化成為指揮官可直觀理解的“共同作戰圖像”，該技術的使用大大加速了決策時間。最后，MetaConstellation在極短時間內自主處理圖像、檢測和定位目標，并自動觸發更聚焦的成像任務，從而實現“算法主動推送高價值異?！薄?/p>

除此之外，SpaceX的“星盾”系統是本次美軍在對抗伊朗部署的俄制電子干擾系統中維持指揮信息鏈完整的關鍵基礎設施。“星盾”利用光學星際鏈路形成數據傳播網絡，集成了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最高保證互聯網協議加密標準的機密數據傳輸能力。在本次行動中，該技術使前線部隊（包括在科威特及周邊海域的單位）能夠繞過伊朗的通信切斷，將海量戰地數據在幾秒鐘內注入Palantir的分析引擎，這充分證明了空間分布式的商業轉化技術已成為現代多域戰場的絕對優勢。

星鏈的衛星間激光通信終端是目前唯一在軌道上大規模運行的通信激光系統，它可以被集成到合作伙伴的衛星上，從而被納入“星盾”網絡（圖源：SpaceX）

（三）Hivemind與A-GRA

定義的新形態戰場制空權

由美國首次在實戰中大規模部署的“低成本無人戰斗攻擊系統”（LUCAS）和Anduril公司生產的YFQ-44A無人機是本次行動中最具顛覆性的戰術亮點。前者實現了對伊朗霍爾木茲海峽及伊朗內陸防空網的超飽和、多維度壓制。后者搭載Shield AI研發的Hivemind技術是復合無人機戰術運行的核心基礎之一。Hivemind被設計為“世界上最好的人工智能飛行員”，一個自主感知、決策和行動的AI架構，并且能夠在動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環境中自主規避禁飛區、應對突發障礙，并執行從情報偵察到空中格斗的復雜戰術動作。這確保了無人機蜂群在面對德黑蘭密集的防空火力網時，能夠瞬間進行編隊重組、干擾分配和戰術規避。

除此之外，基于“自主政府參考架構”（A-GRA）的“空中換腦”技術可讓YFQ-44A無人機在完全不降落的情況下實現Hivemind和Lattice自主軟件棧的無縫切換。A-GRA將“飛行自主性”與執行戰術動作的“任務自主性”（即AI大腦）徹底結合。這一架構在針對伊朗等具備較強防空能力國家的實戰中，即使面對敵方可能開發出的針對某種特定AI邏輯的電子干擾或誘騙手段，美軍也可以在實戰中通過數據鏈瞬間為蜂群推送并激活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算法。多方情報證實，美軍正是通過這種廉價的飽和攻擊癱瘓了伊朗的防空網絡，是AI為B-2隱形轟炸機執行轟炸掃清了障礙。

美國AI軍事化應用的現實邊界

盡管美方的諸多報告將本次行動中多重AI技術的精妙配合進行了詳盡的闡述，從而讓外界以為美軍完全馴化了前沿科技并讓它們“各司其職”地高效服務于戰斗目的，但經過仔細推敲后可以發現：這些技術的實際運作機制和戰術實施細節存在相當的夸大成分。而且，人工智能巨頭和美國軍方之間目前在現實中也并非配合無間。

（一）警惕美方對現階段

AI軍事化成果的夸大宣傳

第一，人工智能推動的“新型軍工復合體”尚未完全成形。據多方信息可以肯定，AI技術雖然在輔助備戰和作戰過程中做出了史無前例的貢獻，但硅谷尚未完全成為軍方的工具，現階段存在有關“AI倫理”的關鍵分歧。這不僅是硅谷與美國軍方之間尚未完全調和的矛盾，也是AI軍事化路徑上的一大堵點。

第二，美方過度宣傳AI技術的使用而有意淡化了傳統情報部門的貢獻。針對最高價值目標群體的行動規劃和執行邏輯與大規模戰場行動完全不同，AI技術目前更適用于大規模戰場和針對敵方底層目標群體。在針對伊朗最高領導人的斬首行動中，Claude等AI模型扮演的是數據處理與態勢推演的“數字參謀”角色，決定性情報始終依賴于美國中央情報局和以色列摩薩德構建的深層人工情報網與高可信度的內部泄密。傳統深層情報網絡的不可替代性被美方有意淡化。

第三，美國政府、軍方和硅谷科技公司們充分具備過度夸大現階段AI軍事化成果的動機和既得利益。一方面是因為情報部門的隱秘工作不適合被高調宣傳，另一方面也服務于美國當下“AI狂熱”的商業需求，更加符合美國希望在國際社會上展示出“軍事霸權統治力”的外交價值。

綜上所述，中方務必客觀分析本次行動中人工智能技術的軍事化成果，理性看待美方大肆宣揚其所謂的“絕對科技優勢”，避免被美方戰略欺騙而引發過度擔憂。

（二）最高價值目標斬首行動中

傳統深層情報網的不可替代性

首先需要明確，戰術級反叛亂作戰的概率模型與針對戰略級高價值目標的確定性打擊是兩套完全不同的指揮邏輯。目前，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地帶共使用三套AI系統（薰衣草、哈布索拉、爸爸在哪兒），本質上是針對低價值層級的目標群體。在一些分析中，這一套系統被認為上升作用于針對伊朗最高級別領導層的打擊，從而強調以方在本次行動中的貢獻和展現以方AI軍用化的戰地成果。但事實上，針對主權國家最高領導層所需要的情報驗證層級、決策流程和打擊手段，都與消滅加沙地帶的低層武裝分子有著云泥之別。

2025年5月，在加沙地帶北部杰巴利耶難民營，人們查看以軍襲擊后的建筑廢墟（圖源：新華社）

復盤近年來美以在中東的行動模式（2020年清除伊朗指揮官蘇萊曼尼、2024年清除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和真主黨領袖納斯魯拉）可以推演得出：針對國家元首的行動必定是依賴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以色列摩薩德對哈梅內伊等目標長達數月的持續性高強度物理與電子跟蹤，從而讓美軍逐步掌握了其移動規律、安保網絡細節以及地下掩體的運作機制。在程序上，相關情報必須經過多方面交叉審查以確保絕對的確定性，僅基于算法的“可能關聯”就實施斬首行動完全脫離現代軍事基本常識。其次，此次襲擊由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直接協調和授權執行，這其中涉及復雜的政治風險評估和戰時局勢沙盤推演。針對最高價值目標群體所牽涉的指揮鏈條遠超任何AI模型的權限范圍，算法絕不可能指導軍事力量對最高價值目標的直接打擊。

本文作者

伍子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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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李 征

排版 | 詹蘊第

初審 | 覃筱靖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