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特之首張楚雄，為何能三番五次地從我軍手上“逃”走？后來呢

1949年冬天，湘西山里的人夜里睡覺，習慣把門閂再多插一塊木板。有人說：“解放軍都進城了，怕什么？”也有人搖頭：“怕的不是兵，是山里的那幫匪。”這句牢騷，正好點中了當時社會的一個痛點：大勢已定，政權已變，可在山高林密、舊勢力盤根錯節的地方，土匪、特務、地痞還在茍延殘喘，而張楚雄，便是這一群體中最典型、也最頑固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出身不算顯赫，卻一路從連長、打手、特務、保安團長做到湘西匪首；他惡名昭著，卻又接連從我軍的手中脫身，次數之多，讓人不禁納悶：這樣一個“匪特之首”，到底憑什么能一次又一次活下來？而1951年那場審判與槍聲，又是如何把這根攪動湘西多年的毒刺拔掉的？

要搞清楚這些，得從湘西的山，從長沙的街，從1920年代那場風雨說起。

一、亂世土壤里的“匪特種子”

湘西之亂，并不是解放戰爭才有的事情。地形崎嶇，山嶺重疊，交通閉塞，加上地方勢力林立、軍閥混戰多年，匪患幾乎成了“常態”。舊社會有句話：“有山的地方有廟，有廟的地方有匪。”說得粗糙，卻不離譜。

戰爭越多，正經日子越難過。破落地主失去土地、舊兵失了飯碗、地方惡紳失了靠山，這些人要么一頭扎進軍隊，要么干脆上山為匪。土匪窩子，往往既是武裝力量，又是灰色經濟的中心：販鹽、走私、掮客、打手，全都摻在一起。張楚雄，正是從這樣的亂局中長出來。

他是湖南長沙人，家里原是地主，可到他這一輩，家道已經衰落。家里還有點舊人脈，以前和軍閥許克祥的勢力有點關系。借著這一層關系，年輕的張楚雄進了軍隊，在許部當兵，后來混到連長。那時候，他已經顯出一股子狠勁，敢打，心黑，嘴也油，長官喜歡這種人。

1927年前后，風聲驟變。隨著國共合作破裂，各地針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屠殺接連發生。長沙的“馬日事變”期間，大批共產黨人、學生、工會骨干被捕、被殺。后來審訊材料中記載，張楚雄在那一段時間，曾帶隊抓人、押人，甚至親自動手。他并不是政治上多么堅定的“反共分子”，更多的是“長官讓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打手思路，只要有油水，只要能往上爬，用什么手段都不算過分。

這段血腥經歷，一方面讓他習慣了暴力，另一方面，也讓他和共產黨徹底站到了對立面。對他來說，這是謀生；對被害者家屬來說，則是血海深仇。

二、從槍口下的“寬大處理”，到暗巷里的特務爪牙

時間推到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時期。國民黨調集重兵合圍，雙方拉鋸激烈。在一次戰斗中，張楚雄所在部隊被紅軍擊潰，他本人也成了俘虜。

在那個階段，紅軍已經形成比較明確的俘虜政策：區分層級、區別對待，對下級軍官士兵，主要以爭取、感化為主。宣傳隊講政策，政工干部做思想工作，告訴他們“打仗是你們上級逼你們來的，只要放下武器，愿意改過，照樣可以活路”。不少俘虜確實因此留下轉變了道路。

張楚雄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歸到“可以爭取”的一類。他在隊伍里偽裝老實，口頭上說“愿意悔過”，態度看起來也挺誠懇，配合交代。他抓到了一點：紅軍講政策，也講信義，只要表面上“過得去”，就有機會脫身。

最后，紅軍按政策，對一批俘虜寬大釋放，他在其中。有人確實從此翻了篇章，而張楚雄的所謂“改過”，不過是偽裝。

回到長沙，他一頭扎回舊社會那套門道里。先是在錢莊、商號當保鏢、打手，慢慢和特務機關搭上關系。對于特務頭子來說，這種人最好用：打過仗，會用槍，有狠勁，又沒什么思想負擔。在他們眼里，“懂事”的，就是肯為錢賣命，肯為上面臟活出手。

不久，他就成了特務系統的一枚棋子。監視民主人士、盯梢學生運動、替老板恐嚇工人，甚至參與走私、販毒，這些行當都做。長沙的黑市、碼頭、茶館里，常能見到他那一伙人晃來晃去。對女人，他也從不手軟，有強占民女的記錄。當時地方上不少人，提到“張楚雄”三個字，面色就變。

有一次，他押著貨路過懷化，從山邊小道走，突然被土匪攔路。原本該是一場火拼，他卻認出匪首是自己的堂侄張得功——當年在他連隊里做過副排長，后來散伙上山，成了土匪頭子。兩人一見面，罵了句粗話就笑開。你是匪，我是特務，表面對立，實際上卻好辦得很。

從那以后，張楚雄慢慢成了土匪一邊的“線人”和后臺。他給匪徒通消息，告訴哪條路有錢、哪家商人有貨；匪徒劫完，又按比例給他分一份贓款。城里的特務、山里的匪窩，就這么用錢和血糾在一起。

土匪不是孤立存在的，有人給他們提供情報，有人給他們“洗錢”，有人幫他們打點官場路子。張楚雄的角色，很典型，既是地痞，也是紐帶。

三、東北戰場，鄉音成了“救命符”

一、東北之行：從特務頭子到“反共英雄”的包裝

抗日戰爭結束后，形勢又起變化。蔣介石急著往東北伸手，想搶在時間前頭，控制那塊關乎國運的地方。人手不夠，就到處收編舊部、保安團、地方武裝，只要掛牌“反共”，多亂多雜，都要先湊過去再說。

張楚雄看得很清楚：留在長沙，遲早會被新生的革命力量盯上；往東北跑，反倒有機會再往上擠一擠。他通過特務關系搭上線，被派往東北擔任一個保安團長，說白了，就是一支半正規性質的地方武裝頭子。

在東北，他干的還是老一套：整訓部隊靠狠，管人靠打，向上拍馬，向下勒索。可軍事實力再怎么包裝，在真正的解放戰爭面前，終究撐不住。隨著東北戰局逆轉，他那點兵，和國民黨大勢一樣，根本擋不住解放軍。

很快，他所在部隊被解放軍擊破，他再一次成為俘虜。和第一次不同，這回他身上的“特務”“保安團長”標簽更重了，嚴格說屬于重點看管對象。組織上決定，將這批軍官押往哈爾濱軍官俘虜訓練團，做集中管理和教育改造。

押解途中，他冷眼打量押送隊伍。走路時，他刻意放慢兩步，聽前后戰士之間聊天。忽然發現其中有幾個人操的是湖南口音。“老鄉？”他心里立刻有了主意。

一路上，他刻意找機會搭話：“你們哪的？”“湘潭？”“長沙？我也是那邊的。”幾句鄉音一搭，說起米粉、說起湘江的水，距離就拉近了。那時候，有些戰士政治覺悟不高，對“看押對象”的警惕也不夠，只覺得“這也是個湖南人”，“又說自己早就后悔當兵了”，不由防心漸松。

夜里扎營，氣溫低，大家圍著火堆取暖。他壓低聲音，說了句：“兄弟，我真不想再打仗了，你們要是愿意，我可以帶你們南下，找條活路……”有人心里一動。張楚雄看見這一丁點搖擺，知道機會來了。

一夜之間，他用故鄉情、用“都不容易”的酸話，一點一點去試探、去蠱惑。那四個湖南籍戰士，終究栽了跟頭。等到風雪更緊、營地警戒稍亂之時，幾個人悄悄拖走了機槍、步槍，趁黑從隊伍側翼溜走。

押解隊伍發現異常時，人已經跑遠，追也追不上，只能上報。對于解放軍內部來說，這是一次教訓：押送戰犯，光靠好政策不行，紀律和警惕性也必須跟上。

而對張楚雄來說，這次夜逃，卻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個“轉折點”。

二、被吹起來的“反共奇人”與短暫春風得意

逃回國民黨控制區之后，他厚著臉皮，把這段經歷包裝成“奇跡突圍”。原本只是利用同鄉情感，蠱惑幾名押送士兵逃跑的行為，硬生生說成了“機智斗爭”“浴血脫險”。有意思的是，當時國民黨宣傳機器正愁找不到典型人物，于是，這種聽上去“很提氣”的故事，就變成了現成的素材。

電臺上開始出現“某保安團長從共軍魔掌中奮勇突圍”的報道，內部刊物也大肆渲染他的“膽識與忠誠”。一些軍政要員，對這種“反共能手”頗感興趣。史料記載，他曾在東北方面軍的一次座談中被高層接見，雖然未必真成了什么重量級人物，但在一定范圍內，很是風光了一陣。

這種風光有多牢靠？不難判斷。他沒有真本事，只有一點打殺經驗和會說話的嘴；國民黨也不是看中他的“德行”，只是把他當作臨時有用的人。對方需要的是一個“能拿來講故事”的樣本，而他正好合適。

這個階段，有一點值得注意：張楚雄的心理也越發飄起來。他以為自己能被“上面看見”，覺得自己是“有本事的人”，甚至開始仗著這種“英雄”名頭，在地方上更橫行。這種自我膨脹，為他后來的再次失敗埋下伏筆。

四、遼沈戰役中的“隱身術”，和湘西山里的最后暴行

三、第三次脫身：大俘虜潮里的“消失術”

1948年的遼沈戰役，把東北戰場徹底推到了決定性時刻。國民黨在東北的主力，成建制地被殲滅、被俘。戰役結束時，成千上萬的戰俘集中在一起，我軍既要甄別，又要安置，任務非常繁重。

在如此龐大的俘虜群體里，要把每個人的來歷、底細都一一弄清，難度不小。盡管政治工作人員不斷登記審查，但疏漏在所難免。這給了某些人“渾水摸魚”的機會。

張楚雄第三次落入我軍手中，就是在遼沈戰役中。他比以前更謹慎，明白自己一旦被認出真實身份，下場必然很慘。所以他選擇主動“降低存在感”。

在俘虜集中地，他刻意把自己打扮得邋遢，甚至搶先上前干些粗活，幫人端飯、挑水，嘴上還說：“我就是個炊事兵，以前在后方燒火的，被抓過來當兵，又被拉上前線，一路糊里糊涂。”這種說法，在混亂局面里，并不罕見。

在篩選時，優先處理的是基層士兵與真正的勤雜，允許一部分無重大罪行者釋放、遣返或就地安置。張楚雄就把自己塞進了這一隊伍，用一句句“我是當雜役的”，躲過了細查。他沒有軍官派頭，也沒有當初那股“保安團長”的架子，一副縮著身子的可憐樣。這種偽裝，讓他在解放軍的嚴格審查中，硬是擠出了一條縫。

被釋放后，他沒有在東北停留，而是一路折返湖南。對他而言，家鄉一帶的山水、人脈、匪路，才是真正的“生存土壤”。

回到湘西一帶，他換了名字，叫“張新雄”。改名只是表面文章，干的還是老路。他重新聯系上堂侄張得功，后者已經成了當地有名的匪首，在白馬山一帶盤踞，有幾十上百號人，槍也不少，靠搶、靠綁票、靠投靠殘余舊勢力，活得不算差。

二人一拍即合。張新雄負責出主意、撐腰面，張得功負責拉人、上山，兩股勢力就這么交織起來。他們打劫商隊，襲擾鄉鎮，強占民女，連解放后的基層干部也成了重點報復對象。一些剛剛成立不久的鄉政府、農會，時常被他們威脅甚至洗劫。

不得不說，這一段土匪活動，對于剛剛建立不久的地方人民政權，是個不小的掣肘。部隊打下了城市、縣城，山里的秩序卻遲遲穩定不下來。很多群眾夜里不敢出門，農忙季節也不敢放心下地。人們嘴上說“天亮了”，心里卻還留著陰影：山里的槍聲沒停。

五、白馬山被圍與1951年的終結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對剿匪問題越來越重視。湘西、鄂西、川東等地，都是重點區域。1950年前后，軍隊抽調兵力，配合地方武裝，展開系統的清剿。與此同時，發動群眾、登記成分、嚴密治安，一環扣一環。

1951年時，湘西剿匪已進入收尾階段，大股土匪基本被打散，只剩下幾股負隅頑抗。張新雄、張得功這一伙，算是其中比較頑固的一支。他們躲在白馬山一帶，自以為山高路險，解放軍一時奈何不得。

然而，形勢已經徹底不同。人民政權在山下扎穩了根，群眾開始主動舉報匪情。以往土匪可以靠“怕”來壓人，現在越來越多鄉民在暗中給駐軍送情報、帶路。有些曾被搶、被辱的家庭，更是咬牙指路，說一句：“不除掉他們，沒法活。”

在詳細掌握了匪窩位置和出沒路線之后，部隊展開合圍，采用多路推進、斷糧截路的方法，慢慢把匪徒逼上絕境。白馬山周圍道路被封鎖，山上的人子彈有限，糧食更是見底。開始時，土匪還想趁夜突圍，幾次試探，都被趕回去，傷亡不小。

隨著包圍圈越收越緊，匪徒內部也開始出現動搖。有的人想下山投誠，被頭目以“通敵”罪名打死；也有人灰心喪氣，只會躲在山洞里罵娘。到了最緊要關頭，張新雄也知道，大勢已去。

在一次突圍失敗后，部隊發起總攻。山上的據點一個個被攻破，土匪被殲滅大半。張得功在混戰中中彈斃命，張新雄被活捉。他身上的槍被踢開時，還下意識地吼了一句粗話，隨即被按倒在地。

這已經是他第四次落到人民軍隊手中。可這回，形勢天差地別。

押送途中，他又本能地去尋找“機會”。有一次，他試探著對看押他的戰士說：“小兄弟，我以前也當過兵，人啊，誰沒走錯路……”話還沒說完，戰士冷冷地回了一句：“少來這一套，我們知道你是誰。”

這句“知道你是誰”，意味很重。一方面說明，這次抓捕前，部隊已經對白馬山匪首的情況有比較全面的掌握；另一方面，也表明過去那種靠鄉音、靠嘴皮子蒙混的路子，已經不那么好使了。基層戰士的政治覺悟、紀律意識，和他當年在東北遇到的那幾個人，不是一個水平。

六、審訊、判決與湘西的“松口氣”

被押送到湘西軍政機關后，有專門人員對他進行審訊。起初，他還企圖藏起自己的真實身份，只承認自己叫“張新雄”，是土匪頭目，對過去在東北、長沙的經歷都含糊其辭。

但問題不在他怎么說，而在手頭的材料有多少。此前在多處地方，對土匪的清理、對特務線索的追查，已經積累了一批關于“張楚雄”的材料。再加上早年他被俘時留下的一些記錄，線索逐漸對上號。

審訊人員一條一條擺事實：1927年長沙的血案，他參與抓捕；在許克祥部隊任連長的履歷；在第五次反“圍剿”時被俘、獲釋；后來在長沙做特務、參與走私、奸淫犯案；抗戰后跑去東北做保安團長，在押解途中夜逃；遼沈戰役中偽裝炊事兵，混入獲釋俘虜隊伍；回湘西后改名張新雄，與張得功合匪為患。每一環，都有證人證言和材料支撐。

面對這條條證據，他原先嘴硬的態度逐漸崩潰。有一次，當審訊者冷靜地問：“你以為改個名字，就不是張楚雄了嗎？”他沉默了很久，終于低聲承認：“是我。”

1951年，湘西行政公署人民法院根據審訊材料和地方調查，擬定了布告，向社會公布他的罪行。這份布告不是簡單幾句羅列，而是系統梳理了他的生平軌跡：從軍閥走狗，到屠殺群眾，從城市特務，到山區匪首，一步步把他的罪責連在一起。

在布告中，他的罪名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參與反革命屠殺，殘害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長期充當反動政權打手、特務；組織、指揮土匪，多次搶掠、殺害群眾與基層干部；嚴重破壞地方治安，阻撓新生人民政權的工作。

法院最后宣判：罪行重大，民憤極大，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執行地點選在當地群眾比較容易到達的場所。那天圍觀的人不少，有被他傷害過的家庭，有以前被搶過的商販，也有一般趕來看熱鬧的村民。有人在布告念完后，小聲嘀咕：“總算輪到他了。”也有人只是緊緊攥著拳頭，沒有多說。

槍聲響起時，周圍沒有喊口號的場面，也沒有刻意煽情的演說，更多的是一種壓抑很久的情緒慢慢散開。對很多受過匪害的百姓來說，這不是戲劇性的“報仇雪恨”，更像是一塊壓在心里多年的石頭，終于有了落地的聲音。

張楚雄的伏法，帶有象征意義。它意味著一個長期盤踞在湘西山林里的“匪特紐帶”被強行切斷，也意味著軍隊剿匪、政權建制、群眾動員這幾股力量開始形成閉環。匪患雖然不可能一夜之間完全消失，但從那之后，湘西的夜路，確實慢慢敢走的人多了起來。

七、他為什么總能“逃”？又為什么終究逃不掉？

回過頭看張楚雄的一生，有幾個特點相當突出。

其一，他對人性弱點的把握，確實老辣。無論是利用紅軍的寬大政策以假裝悔改，還是在東北押解途中抓住“同鄉”這一紐帶，抑或在遼沈戰役的大俘虜潮中裝成不起眼的炊事兵，他每一次脫身，都不是純粹“運氣好”，而是敏銳地看見制度的縫隙和人的疏漏，然后毫不猶豫地鉆進去。這一點，讓他比普通匪徒多活了幾次。

其二，他所在的時代，確實處在制度轉換的“空檔期”。舊政權垮而未盡，新政權立而未穩，地方上人情關系、武裝殘余、山林地理都在為這類人物提供庇護。他能在軍隊、特務、土匪之間反復轉換角色，說明暴力在那個年代，很容易游走于“合法”與“非法”之間。只要愿意出手，有人愿意收留。正因如此，他不止一次被舊勢力當成“可用之人”收編利用。

其三，早期我軍在對俘虜、對地方勢力的處理上，出于政策和現實考量，對寬大為懷有著高度重視。這種政策在總體上是正確而必要的，也確實爭取了大量人心，但在具體執行中，如果政治教育、紀律約束不到位，就可能被極少數別有用心者利用。張楚雄的幾次“漏網”，在某種意義上，也暴露了早期工作中的薄弱環節。

不過，故事并沒有停在“他又逃了”這一幕上。隨著政權鞏固、剿匪深入、群眾組織起來，那些原本可鉆的空子，一個個被填上：押解隊伍的政治教育加強了；對土匪、特務的摸排更加細致；群眾敢于報匪、敢于作證。張楚雄再狡猾，也無法再制造一次“英雄突圍”的戲碼。

他的一生，從某個角度看，是亂世之徒借制度空檔求存的一串記錄；從另一個角度看，又恰好勾勒出從軍閥混戰到人民政權建立這一長段歷史中的陰暗一角。匪特之首，終究在1951年的槍聲中畫上句號，而湘西山里的那一片陰影，也從那以后慢慢淡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