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新周報》,據《鄭州大學學報》、《世界知識》、《中共黨史資料》等
導讀:伴隨著新中國成立而誕生的中蘇友好協會,對于促進中蘇友好、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隨著中蘇關系的逐步惡化,中蘇友好協會也陷于沉寂。中蘇友好協會見證了中蘇關系的變遷,成為新中國與蘇聯關系的特殊載體。
曾是全國最大的群眾團體
二戰結束后,世界格局發生急劇變化,形成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相對抗的局面。新中國誕生前夕,毛主席于1949年6月30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一邊倒”的方針,向全世界莊嚴宣告,新中國堅定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一邊倒”的方針的具體實施,還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做,這個任務,在很大程度上就落到了中蘇友好協會的肩上。
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發表僅16天后,也就是1949年7月16日,中蘇友好協會發起人大會即中蘇友好協會成立的籌備會,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會議選出宋慶齡、劉少奇、周恩來、郭沫若、吳玉章、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等81人組成主席團,正式啟動成立中蘇友協的籌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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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5日,中蘇友好協會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除毛澤東主席以外,朱德、劉少奇等中共的主要領導以及新選出的國家副主席宋慶齡等人都參加了成立大會。宋慶齡致開幕詞,劉少奇做了題為《中蘇兩國人民永遠不朽的友誼與合作萬歲》的長篇報告。會議選舉劉少奇為會長,宋慶齡、吳玉章、沈鈞儒、李濟深、郭沫若、張瀾、黃炎培七人被推舉為副會長。同時選出理事197人,其中既有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也吸納了民主黨派的領袖與骨干。
劉少奇在講話中明確指出,成立中蘇友協“就是要增進與鞏固中蘇兩國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誼和合作,促進中蘇兩大民族的一切智慧和經驗的交流”。專程前來的蘇聯文化藝術代表團團長法捷耶夫和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代表馬爾科夫也相繼致辭表示祝賀。
自成立大會以后,中蘇友好協會分別于1951年、1954年和1959年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另外,中蘇友好協會總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下設秘書處、組織部、聯絡部、研究出版部、服務部、圖書資料室。這些部門就是負責領導全國各地基層分會展開活動的機構。可以說,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就是全國開展“對蘇友好、學習蘇聯”活動的一個總指揮部。
中蘇友好協會成立后,各大行政區、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均建立了分會,東北、華北、中南還成立了總分會。例如,北京市最初的中蘇友協會長是彭真,上海市最初的中蘇友協會長是陳毅。
隨著中蘇友好協會各級組織的建立,中蘇友好協會的會員人數迅速增加。到1951年底,中蘇友好協會會員已超過1700萬人,到1952年10月,人數翻了一番,達到3890萬,超過青年團、工會、婦聯,成為全國最大的群眾團體。到1953年,會員人數更是猛增至6800萬人。1953年7月之后,由于中蘇友好協會改“個人入會”為“集體入會”,原則上,中蘇友好協會的會員已經擴大為全體人民,成為一個全民組織。
十年繁榮讓中蘇友好深入人心
如果以兩國分歧公開為界,中蘇的友好關系大致維持了十年。在這期間,中蘇友好協會的發展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
在成立初期,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就出版了《中蘇友好》雜志(后改為《中蘇友好報》)。在中蘇友好協會成立后的兩年內,出版的報紙、期刊達74種。
上世紀50年代,每逢十月革命節、蘇聯建軍節、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日,以及列寧誕辰等重大節日或紀念日,中蘇友協總會都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慶祝活動,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民主黨派主要負責人都會應邀出席并講話。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壽辰,懷仁堂舉行盛大慶祝晚會,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李濟深、吳玉章等領導及首都各界知名人士1000多人,頂寒風、冒雪雨早早來到會場。懷仁堂紅燈高掛,喜氣洋洋。劉少奇會長宣布祝壽大會開始,會議通過了給斯大林的致敬電。周總理帶領大家高呼“斯大林萬歲”,全場一派歡騰,掌聲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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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中南區中蘇友協還派出巡回宣傳車,隨帶一些影片和圖片資料,到南方數省廣大農村進行宣傳,進行悼念。
新中國成立初,美國影片禁映,國產片一時又滿足不了廣大群眾的需求,故大量進口蘇聯影片,截至“WG”前,約計四五百部。在1952年舉辦中蘇友好月期間,全國各地都廣泛舉辦了蘇聯電影展,放映了《列寧在1918》、《帶槍的人》、《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戰》等優秀影片;全國67個大中城市共放映電影4.6萬余場,觀眾達4000多萬人次。從1949年到1959年,中國放映的蘇聯電影多達750部左右,觀眾每年平均有兩億多人次。
1954年10月,在北京“蘇聯展覽館”(即今日的“北京展覽館”)舉辦了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全部展品1.15萬余件。在北京展出后,還相繼在上海、武漢、廣州等大城市巡回展覽,直到1956年7月才落下帷幕,觀眾達1125萬人次。
1959年,即中蘇友好協會成立十周年之際,各級中蘇友好協會在各大中城市的街頭、公園都舉辦了介紹蘇聯和宣傳中蘇友好的圖片櫥窗展覽。另外,北京、上海、天津、沈陽、哈爾濱、廣州、武漢、重慶、包頭等二十多個大中城市,還建立了中蘇友好館或中蘇友好文化館,專門用于介紹蘇聯和宣傳中蘇友好。
各級協會還舉辦了很多有關蘇聯的演講會、座談會、報告會、學習會。到1959年,中蘇友好協會舉辦的講演會和報告會共20多萬次,聽眾達1.64億人次。其中最突出的是各級中蘇友好協會訪蘇代表團回國以后舉行的報告會。團員們以親眼目睹的事實,生動地介紹了蘇聯的建設成就。中蘇友好協會的各級組織會同政府教育部門大力開展俄文教育,采用俄語夜校、專業性俄語學習班、進修班、電臺廣播、函授等方式進行俄語教學。總會和部分大城市的分會還編寫了很多適用于業余俄語教學的教材。
最令人難忘的是,自1952年11月7日到12月6日,為慶祝十月革命節35周年,全國各大城市舉辦了盛況空前的“中蘇友好月”活動。11月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辦了“中蘇友好月”開幕式,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李濟深、吳玉章等出席,在京蘇聯專家及各國駐華使節都應邀出席,專程來華訪問的蘇聯紅旗歌舞團也參加了開幕式。“中蘇友好月”活動聲勢浩大,形式多樣,覆蓋面廣,是一次展示中蘇友好的大規模宣傳教育活動。
經過中蘇友好協會的大力宣傳,中蘇兩國間的友好關系不斷得到鞏固,蘇聯方面也對其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中蘇友好協會在擴大和鞏固我們偉大的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文化交流的崇高事業中起著巨大的作用”。
中蘇分歧后的二十年沉寂
1956年以后,隨著中蘇分歧的逐漸公開化,中蘇友好協會的活動逐漸減少。1960年,蘇聯政府單方面撤走了全部在華專家,兩國關系急劇惡化。中蘇友好協會的活動大量萎縮,街頭畫廊大幅削減,俄語夜校和許多刊物停辦,就連蘇聯電影也要經過嚴格審查才能放映。此時,中蘇友好協會的名稱雖然被保留下來,但實際功能已開始逐漸被宣傳部門或外事部門取代。
1966年是中蘇友好協會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1966年4月,中央建議各省市中蘇友好協會統一劃歸外事系統領導,并與各地的對外友協分會合署辦公。1966年9月17日,中蘇友好協會更名為中蘇人民友好協會,簡稱“中蘇友協”。
從1966年到1980年,中蘇友協的活動頻率降到了最低點,僅僅是在蘇聯建軍節、列寧誕辰日和十月革命紀念日,象征性地舉辦向蘇軍烈士陵墓獻花圈和蘇聯電影放映會等活動。中蘇友協就像一條紐帶,在一定程度上維系著中蘇兩國時好時壞的關系。
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蘇關系開始緩和,中蘇友協才再次“浮出水面”。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紀念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中蘇友協聯名致電莫斯科表示悼念。接著,借蘇中友協成立25周年之際,中蘇友協又向蘇中友好協會發去了賀電。
1983年7月,對外友協和中蘇友協代表團訪問了莫斯科;當年10月,蘇中友協領導與積極分子代表團回訪了中國。在中斷多年聯系之后,中蘇雙方的友協實現了第一次互訪。
1984年,中蘇友好協會結束了長期沒有會長的局面,推選屈武為第三任會長。當年,對外友協和中蘇友協代表團在訪問莫斯科時,與蘇聯對外友好和文化聯合會及蘇中友協簽署了正式合作協議。自此,兩國的人員互訪和交流恢復正常,并逐步活躍起來。
1991年12月,擁有70多年歷史的蘇聯一夜之間分崩離析,俄羅斯成為蘇聯的繼承人。與此相適應,1992年中蘇友協改稱中俄友協。不過,此時的中俄友協只是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下屬的幾十個“國別友協”中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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