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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道理上來說,財政靠借債增加支出是財富的代際轉移支付,會帶來債務積累等后果,如歐洲發生過的主權債務危機。
所以,公共支出不能靠借債。
公共支出與生產投資不同,它不產生效益,主要用于維持政府運轉、提供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維穩;如果一國的公共支出要靠借債務,那就有兩個方向的解釋,或者公共開支太大了,要用米萊的電鋸去鋸;又或者企業利潤到了邊際,稅基的擴張追不上公共支出;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是在積累潛在的風險。
所謂借債是向社會借,通過發行國債,10年期、20年期、30年期、50年期,特朗普甚至想發100年期的,這本質是代際轉移,通俗地說,借債花的是 “未來的收入”,這一代人還不了,就要轉移給下一代人來還,所以,財政靠借債增加支出在時間維度是一種潛在的風險:最終是以危機的形式由全民買單。
姚洋說代際轉移很公平,我們這代人辛辛苦苦修了高鐵,憑什么讓孫子、重孫子們去享受,應該為這一代人承擔債務;但姚院長說的公平有一個不公平的前提,就是沒和讓孫子、重孫子商量,他們要高鐵,還是要債務,少了一個兩廂情愿的市場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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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全球的新的理念似乎顛覆了這類傳統經濟學的常理。
現實中很多國家都在靠借債增加公共支出:以美國為例,2025 年底政府債務總額升至 38.5 萬億美元,占 GDP 比例已達 125%。日本 1990 年以來財政支出的平均增速是 1.9%,名義 GDP 基本零增長,財政支出在增加,也是靠發債支撐,2025 年日本政府總債務高達 8.7萬億美元,占 GDP 比例 230%。但美國和日本經濟并沒有崩潰。
這說明了什么?
說明經濟學原理性的東西,只是個分析工具,在方法論上是孤證不立,財政借債可以是惡循環,也可以是良性債務驅動模式,關鍵是效率,財政收入高,就是良性的債務驅動模式,如果出現了效率遞減,就是惡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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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效率上不去,財政收入的增加追不上債務利息的增加,怎么收場?
如果不想做個敗家的祖宗,把債務代際轉移給孫子、重孫子,就要用凱恩斯拯救經濟的最后一招:貨幣貶值。加印鈔票,提高通脹率,稀釋債務,這等于財富的大洗牌,讓全社會買單。
由于是主權貨幣,欠的是內債,那么,它也可以理解為“鑄幣稅”。
它是隱形的,老百姓是在不知不覺中為債務買了單,但這不是陰謀,是陽謀。政客們會告訴你,這一切都是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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