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易幟，蔣介石問換旗有什么條件，張學良一句：東北內政你別管

1928年12月29日，沈陽天寒地凍。奉天省府禮堂外，工人們踩著梯子，將原本懸掛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取下，換上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那一刻，張學良心里翻騰著兩個念頭：父親張作霖走了正好半年，這事總算辦成了；可緊接著，他又清楚意識到，日本人該急眼了。
在外人眼里，張學良不過是個公子哥，27歲便接了父親的班，手握數十萬東北軍，跺一腳東三省都得顫三顫。但說實話，自1928年6月19日他化裝成伙夫，坐著悶罐車偷偷摸摸回到沈陽那天起，他就沒睡過一個踏實覺。那份心情，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壓力山大”。

張作霖是在皇姑屯被炸死的。6月4日清晨，火車經過三洞橋時一聲轟響，張作霖被抬回帥府，沒撐到中午便去世了。消息由臧式毅派人送到邯鄲，那時張學良正指揮部隊往關外撤。聽到消息的那一刻，他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穩(wěn)住，必須穩(wěn)住。日本人在皇姑屯埋炸藥，就是要讓東北群龍無首、亂作一團，好渾水摸魚。
于是他秘不發(fā)喪，對外只說“老帥受輕傷，無大礙”，一邊安排部隊有序撤退，一邊連夜化裝，混在士兵中乘運兵車趕回沈陽。
回到沈陽見到張作相、湯玉麟等父輩舊部時，他差點沒繃住。張作相拍著他的肩膀說：“小六子，這個時候你得挺住。”張學良知道，東北這副擔子，從那天起便壓在了自己肩上。

擺在面前的局面，說好聽些是“復雜”，說難聽些就是“誰都想咬一口”。蔣介石的北伐軍已打到北京，高喊統一全國，心里的小九九誰不清楚——就是要張學良低頭，把東北收歸南京政府。日本人則更加陰險，他們炸死張作霖，以為張學良會嚇得乖乖就范，充當傀儡。
田中義一派人對他說什么“日本會全力支持你在東北建立一番大事業(yè)”，翻譯過來無非是：老老實實當走狗，我們保你在東北當土皇帝。張學良雖年輕，卻不糊涂。父親在世時與日本人斗了一輩子，最終死在他們手里，他再認賊作父，還算什么人？

“易幟”的念頭，其實從7月便開始萌生。蔣介石派孔繁蔚來找他，后來又派方本仁、張群、吳鐵城等人一趟趟跑沈陽。平心而論，蔣介石的條件不算苛刻——東北易幟、服從南京政府，其余都好商量。最打動張學良的一句話是：
“東北內政我們不加干涉，只行使外交主權。”
意思是旗換了，你張學良依然是東北王，我不派人，不拆軍隊編制，地盤還是你的，只要在外交上與南京保持一致。這筆賬，劃得來。張學良心里清楚，東北這塊地盤，單靠自己扛日本人，遲早扛不住。父親在時尚且力不從心，何況自己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與蔣介石合作，把東北納入全國一盤棋，日后與日本人較量，至少有個靠山。
張學良與蔣介石的代表談得火熱，日本人那邊便坐不住了。
7月17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登門，開口便道：
“張將軍，聽說你要跟南方政府搞統一？這事我勸你慎重。”
張學良心中冷笑，嘴上仍客氣：
“林先生，這是中國內政，我們自己的家務事，就不勞您操心了。”
林久治郎臉色一沉，話語便不客氣起來：
“東三省要是升起青天白日旗，就等于讓南方勢力入侵滿洲，日本的特殊權益會受影響，帝國斷不能容忍。”
張學良壓著火氣與他講道理：
“就算將來奉行三民主義，我們也絕不會單方面廢除條約，這一點請放心。”
林久治郎走后，他攥著拳頭半天沒松開——這幫人，真把東北當成自家的了。

日本人不止嘴上威脅。7月18日，日本內閣便出臺《滿蒙時局措施方案大綱》，明文要用武力阻止南京政府“武統”東北，要解決所謂“滿蒙懸案”——鐵路、商租權等，逼張學良承認當年張作霖簽下的那些不平等條約。他憑什么承認？父親尸骨未寒，日本人便將炸藥埋在了鐵路上，這筆賬他記著。
到了8月，日本人派來前駐華公使林權助，名義上是吊唁張作霖，實則是逼宮。8月9日那天，張學良與他吵了起來。這位老先生倚老賣老，軟硬兼施，一邊說“日本會支持你”，一邊說“你要是歸服國民黨，日本絕不會坐視”。張學良當場拍案：
“余為中國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中國為本位！”
這話幾乎是咬著后槽牙說出來的。林權助走時臉色鐵青，他知道，這梁子是結下了。
那段時間，東北內部的壓力也不小。手底下那幫老人，像楊宇霆、常蔭槐，嘴上不說，心里對這位少帥并不服氣。楊宇霆時任總參議，與張作霖同輩，資格老、手腕硬，覺得張學良太嫩，處處掣肘。張學良提出易幟，他表面上不反對，背地里卻對常蔭槐嘀咕：
“換了旗，就得聽蔣介石的，咱們就失去自主了。不換旗，咱們舉足輕重，戰(zhàn)守自如，主動權在咱們手里。”
這話聽來有理，實則想讓他做第二個張作霖，繼續(xù)割據一方。張學良明白他們的心思，但他更明白，時代變了。北伐軍勢如破竹，全國上下盼統一，東北再想關起門來當土皇帝，那是逆潮流而動。何況日本人對東北虎視眈眈，內部再不抱團，遲早會被一口口吃掉。他對自己說：小六子，這個局，必須破。

第一次定下7月22日易幟，因日本人壓力太大，蔣介石那邊也擔心他扛不住，雙方一商量，往后推了。第二次想推到10月10日“雙十節(jié)”，結果仍不行，日本人盯得太緊，稍有風吹草動便跳腳。那幾個月，張學良表面上在沈陽照常理事，接見外賓、視察部隊、到東北大學講話，心里卻始終繃著一根弦。他對東大學生說：
“余決非賣國之人，有損主權之事，決不退讓。”
這話是說給學生聽的，也是說給日本人聽的，更是說給那些勸他當縮頭烏龜的人聽的。
真正讓他下定決心的，并非沈陽帥府，而是河北灤縣一座破廟。
6月6日，他帶部隊撤到灤縣，司令部設在城里，自己卻悄悄住進城北五里外橫山上的大覺寺。那座廟破舊不堪，卻清靜無人打擾。山下便是火車站，有事隨時可走。那幾天夜里，他獨自坐在大覺寺禪房里，關緊門，反復思量。

一天晚上，機要秘書劉鳴九拿著幾份電報來批辦，他簽完字，把劉鳴九拉到墻角，壓低聲音說了一句“老將不在了”，隨即流下淚來。那是他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落淚。劉鳴九嚇了一跳，他擺擺手不讓出聲，低聲說：
“東北一隅，不足以抵抗日本一國，只有國家統一，才有希望轉弱為強，否則豆剖瓜分的局面終難幸免。”
這話說出口，他心里的結便解開了。臨走那天早上，他看見大覺寺案上的文房四寶，順手寫下一首詩：
“世事仁者覺，幸有大覺名。天意何憒憒，人心自明明。”
到了12月中旬，事情終于有了突破。蔣介石的特使張群、吳鐵城、方本仁等人抵達沈陽，這回不是來談條件的，而是來送東西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以及東北主要官員的委任狀。張群對他說：“漢卿，蔣委員長說了，只要你通電易幟，東北政務委員會你說了算，熱河也劃給你。”這話算是把最后一塊石頭搬開了。
12月24日，張學良給手下人通氣：29日，換旗。那幾天他幾乎沒合眼，反復交代下面：軍隊要穩(wěn)住，地方要穩(wěn)住，日本人如果搗亂，不準先開槍，但也不準慫。沈陽城里的警察全部上街維持秩序，電報局的人24小時待命，29日早上7時，他要通電全國。

12月29日，天還沒亮張學良便起了床。7時整，奉天省府禮堂，易幟典禮正式開始。方本仁代表南京政府監(jiān)誓，他帶頭宣誓“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
一聲令下，全東北所有的機關、學校、軍營同時換旗。五色旗降下，青天白日旗升起。那一刻，禮堂里靜得能聽見呼吸聲。他給蔣介石發(fā)的電報只有一句話：
“現已飭令東北所屬于廿九日早七點起改易國旗，特請備案，并請定該日為國民黨統一中國紀念日為盼。”
后來有人告訴他，蔣介石接到電報時正在開會，當場念給大家聽，全場鼓掌。電報發(fā)完，張學良靠在椅子上，長長出了一口氣。
31日，南京政府的任命下達：他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作相和萬福麟任副司令，翟文選、張作相、常蔭槐、湯玉麟分任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主席。蔣介石說話算話，東北內政基本不插手，他的地盤還是他的地盤。
但事情遠未結束。易幟之后，日本人對他的態(tài)度更加惡劣。1929年夏天，蔣介石攛掇他收回中東路，說“趁蘇聯自顧不暇，把路權拿回來”。他腦子一熱，便干了。結果蘇聯遠東軍打過來，東北軍海軍在同江全軍覆沒，陸地上也連吃敗仗，最后不得不簽了《伯力議定書》，將中東路又還了回去。那仗打得，窩囊。

接著是1930年的中原大戰(zhàn)。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反蔣，兩邊都派人來拉他。他盤算許久，最終決定幫蔣介石。9月18日，他通電“擁護中央”，派十余萬東北軍入關。蔣介石贏了，投桃報李，把華北的地盤劃給他，平津、青島、河北、察哈爾都歸他管。那陣子，是他這輩子最風光的時刻，也是埋下最大禍根的時刻——東北軍主力入關，關外空虛，日本人看在眼里，記在心里。
1931年9月18日晚上，沈陽柳條湖的爆炸聲傳來時，他正在北平的戲院里聽戲。消息傳來，他第一反應是“日本人這是要往大了鬧”。他給南京發(fā)電報，蔣介石回電說“不予抵抗，免得事態(tài)擴大”。他猶豫了一夜，最終下令：東北軍不得抵抗，撤入關內。這個命令，是他這輩子最后悔的決定。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張學良總在想一個問題：如果1928年那會兒沒有易幟，后面的事情會怎樣？東北會不會更早被日本人吞掉？還是說，他能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在關外當一個土皇帝，獨善其身？想來想去，答案還是一樣的。東北易幟，他沒做錯。那面青天白日旗升起來的時候，全國人民都看著，都知道東北是中國的一部分，都知道他不是日本人的走狗。至于后來丟了東北，那是另一筆賬了。
他這輩子，干過不少糊涂事，但有兩件事他從來不后悔：一件是1928年改旗易幟，一件是1936年西安事變。兩件事，一個目的——不當亡國奴，不當漢奸。
大覺寺那首詩的最后一句是“人心自明明”。什么意思？就是說，人心自己知道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