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縣木塔加固還是大修，為何爭論不休？（內含今日塔內現場照片）

編者按

近日，山西應縣木塔“大修與否”的話題再度沖上熱搜，一段段短視頻引發全網熱議，有人擔憂這座千年古塔已岌岌可危、亟待大修，也有人質疑盲目施工會對文物造成不可逆傷害。這座矗立在雁門關外的遼代木塔，為何始終牽動著公眾的心？爭議背后，是文物保護的專業考量與公眾認知的偏差，更是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的時代命題。

帶著這些疑問，中國科協之聲專訪了長期從事遼代建筑與應縣木塔研究的建筑學家丁垚。

4月15日上午，丁垚在木塔平坐層工作。丁垚供圖

專家簡介

丁垚，中國建筑學會工程建筑學分會副理事長，天津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所所長。

熱議背后：公眾關切與專業認知的差異

“最近被問過好多次，網上關于應縣木塔的熱議，我聽起來覺得每句話都有問題，但背后反映出的緊迫感，也并非空穴來風。”采訪一開始，丁垚就直入主題，他坦言，熱議來自于公眾對千年文物的珍視，作為中國古代建筑的研究者，每次面對這種情況時，就會特別真切感受到專業認知與大眾認知的巨大差異。“公眾眼里的‘修’，往往是肉眼可見的拆解、圍擋、施工、建設，而我們今天對文物的保護，早已不是這樣的傳統模式。文物建筑保護背后的大量工作在專業外是不容易了解到的。”

4月14日晚，丁垚老師趕赴應縣木塔現場，與團隊開準備會，討論1:20詳圖的剖切位置。丁垚供圖

應縣木塔，全稱佛宮寺釋迦塔，建于遼清寧二年（公元1056年），是世界上現存最高、最古老的純木結構樓閣式塔，是中國文化奉獻給全人類的“天下奇觀”。這座高近67米的古塔，歷經近千年風雨侵蝕、地震沖擊，甚至戰爭洗禮，依然屹立不倒，其建筑工藝與結構智慧，堪稱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的巔峰之作。

應縣木塔外觀。丁垚拍攝

“很多人不知道，應縣木塔的結構非常特殊，它不像我們現代建筑那樣‘生根’，而是一種‘木積木’式的結構。”丁垚用通俗的比喻解釋道，木塔外觀為六層檐，實則由五個明層和四個暗層組成，共九個結構層，就像小時候玩的積木，每一根柱子都能獨立“站住”，再承托大小木構件，相互咬合拼接，層層壘疊，形成穩固的整體。這種結構賦予了木塔極強的抗震能力，“它豎向分成一節一節，剛柔相濟，地震力來時，是很好的耗能系統。結構體系冗余、構造措施冗余，都是古代工匠長期經驗積累的結晶，也是中國古代建筑智慧的極致體現。”

除了巧奪天工的結構，應縣木塔更是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與文化價值的偉大“文物”。丁垚介紹，木塔與云岡石窟形成一條瞭望軸線，暗藏著雁門關以北區域的軍事密碼。“木塔頂端西南方向有一個僅容一人蜷身而出的小門，正對著五十公里外的雁門關，在澶淵之盟后，宋遼雙方不能在邊界隨意修建軍事設施，于是，高大的佛塔就成了瞭望臺。尤其是應縣木塔，更是指揮整個城防的樞紐，直到20世紀的戰爭時期，還做過城內守軍指揮部，當時戰事久攻不下，也從側面印證了木塔結構的堅固。”

然而，這座千年古塔的保護現狀，確實相當嚴峻，但卻比貌似“危樓”的問題更復雜。丁垚說，木塔局部的結構傾斜已數十年，尤其是二層西南角最為嚴重，有的柱子劈裂、木枋壓碎，“20多年前第一次上塔看到柱子這么斜，確實嚇一跳。多年來很多前輩、老師對木塔的整體結構一直很有信心，而且上世紀70年代充分討論后已采取了局部加固措施。”他強調，所謂“大修之爭”，如果在文物保護的語境下，其實也是反映出業界對木塔的極端重視。不同的維修思路都有其前提和效果，但肯定不應是簡單的“落架大修”。木塔這么重要的文物，一定是修舊如舊、最小干預，而不是大拆大建、煥然一新。“這一點大家都沒有異議，如果落架大修，木塔就不是它了。”

2025年，天津大學團隊在塔內測繪。丁垚供圖

保護歷程：持續近一個世紀的探索

追溯應縣木塔的保護歷程，丁垚提及，從1933年營造學社梁思成、莫宗江一行測繪木塔開始，近百年來，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次階段性成果，即使在戰爭時期也在繼續。

1933年，莫宗江在應縣木塔二層檐下測繪，梁思成攝。丁垚供圖

1934年，莫宗江繪制的1:50詳圖-局部。丁垚供圖

1934年由莫宗江先生繪成五十分之一的實測圖，在此圖基礎上1943年由陳明達先生繪成做模型的足尺詳圖，1954年文整會做成了模型（現在國博展覽），陳明達補測、調查后1964年完成《應縣木塔》專著。

1943年，陳明達繪木塔模型圖之一。丁垚供圖

1962年，陳明達在木塔補測。丁垚供圖

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周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參觀雁北文物，國家文物局組織了原營造學社的一批資深專家，對木塔進行實地勘察，并由山西省組織實施，進行了木塔二層的結構加固。“但這次的維修措施存在時代局限性，而且木塔規模巨大，限于當時的條件，并未開展更大規模的拆解落架大修。”

1973年，國家文物局考察團赴應縣木塔實地考察后，全體在云岡合影。

1991年，北京專家第一次系統繪制了木塔傾斜后的現狀圖，近年持續監測更是可以推測木塔變化的動態，應縣木塔的保護工作又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期。與此同時，文物保護的專業共識也在發生不小的變化，同為千年歷史的遼代巨構，奉國寺大殿、獨樂寺觀音閣上世紀80、90年代相繼維修，都相當程度地保留了原本的結構并未全部“落架”，后者還特意保留了明代以后的屋頂做法，而不是簡單“恢復”遼代“原狀”，是理念的進步。對比50年代中曾嚴肅討論南禪寺大殿木柱換為鋼柱的情形，確實可以看到專業共識跨越時代的巨變。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木塔2002年論證會的激烈討論和持續至今的爭論。當時山西組織團隊在北京測圖基礎上繼續勘察，同時征集修繕方案，在2002年夏召開了40余名業內專家的論證會。在抬升、落架、加固等方案方向中，投票多半數選擇“抬升修繕”，引發現場激烈探討和后來持續的爭論。

近20年來，隨著國力增強，圍繞木塔保護工作的技術手段也是日新月異，測繪、勘察、掃描、監測、保養維修其實一直在進行。2007至2012年，丁垚和天津大學師生一直持續參與對木塔的測繪和勘察，尤其是2012年對殘損最甚的結構層，繪制了124幅測繪圖。據此，當時也提出了局部加固的新措施。但是，與此同時，更讓人擔憂的是木塔周邊環境和應州古城風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大家都很關注木塔，都很認真，都有所堅持，開木塔討論會總是很激烈。一方面，工作一直在做，但大量的基礎工作還是欠缺，我們得抓緊。”丁垚語氣沉重地表示，作為中國最珍貴的文物之一，應縣木塔至今沒有一套完整的1∶20大比例尺的現狀測繪圖，他總覺得是很大的缺憾。“我們也已經開始著手。這對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建筑遺產來說應該算是基本配置。春節時，我的老師王其亨教授看到正在畫的圖，他非常興奮，十分贊同。王先生覺得我們天津大學是國家文物局的‘文物建筑測繪’重點科研基地，就應該集中力量做這件事。”他解釋，這樣的圖能把海量數據轉化為有效判斷。大比例尺測繪圖更精準呈現木塔每一根構件的尺寸、位置、構造關系和主要殘損情況，是進一步認識包括修繕保護木塔的前提，“現在的掃描點云或者模型簡圖，或者過于繁冗，或者過于簡化，我們現在開始畫的1∶20圖紙，包含大量綜合現場信息的專業判斷，就像X光片，或者體檢的組合影像，每一張都能看到柱子的傾斜，構造的錯動，清晰確定，一目了然。而這樣的圖紙，我們需要畫上幾百張，才能全面掌握木塔的現狀。未來一定能靠算力識別出圖，但現在還是得人來畫，不只是為了畫圖本身，因為這樣才能培養人。”

困局核心：基礎缺位、人才匱乏與理念偏差

“這樣畫圖的好處，是能踏踏實實地落到人身上。掃描能獲取基本的數據，但無法直接判斷數據背后的問題，建筑的問題也好，文物的問題也好，都必須靠專業人士來到現場的觀察、判斷，這是機器無法替代的。”基礎工作的缺位，背后是學術浮躁與評價體系的偏差。丁垚坦言，越是深入研究應縣木塔的結構模型，就越是突顯出基礎調查、詳細測繪的重要性；比如木塔本身的很多構造特點，除了木構，還有大量鐵制構件參與對各類節點的加固，以往重視不夠。“木塔其實很少有一個絕對穩定不動的時刻，這些年對它宏觀的信息，各種測量包括動態的監測，都比之前多很多了。但樓梯、門窗、墻體、地板、梁枋、屋頂、天花、藻井……各種建筑細節調查得還遠遠不夠，更不要說木塔作為一個巨大的文物，還有牌匾、壁畫、佛壇、塑像、塔剎等等。大家可能過于擔心木塔成為‘危樓’，相比之下好像都不提它海量的文物信息。”

在丁垚看來，應縣木塔保護的最大困境，不僅是技術層面的難題，更是“人”的問題——技術手段發達、人工智能興起，可能掩蓋了專業人才的匱乏與培養的滯后。“國際上有些文物保護的實踐很值得我們學習，比如在建筑遺產勘察和修繕現場，依然堅持以傳統直接測量為主的人工測繪，還有就是手工繪圖，因為這既是深入工作的需要，更是專業人才培養的必要，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真正懂文物、懂建筑的專業人才。”他說，自己這些年一直在堅持帶學生畫木塔所在時代的這批千年國寶的測繪圖，“一筆一筆地畫，不僅是記錄數據，更是培養學生對文物的敬畏之心和專業素養，這是久久為功的事情，也是文物建筑保護的根本。在需要動手學習階段，依賴數字化工具的程度越高，人就離文物越遠。”

針對公眾關心的“是否應該大修”，丁垚明確表示，現狀加固是最適宜的努力方向，這既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專家們現場綜合判斷的共識，也最符合文物當下的和長遠的社會價值。“木塔的核心價值在于它的那種原有的‘真實性’，一旦落架大修，就會失去文物本身的大量內容，而且不可挽回。建筑是大型的綜合藝術，一旦重建，損失巨大。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了日本古建筑‘徹底’修理的實踐，跟我國北方土木為主的古建筑情況十分不同，策略上切不可簡單仿效。前些年，我陪同修了一輩子日本古建筑的前輩，參觀千年遺構獨樂寺山門，他就感慨，說主體結構都沒動過，實在太好了，還是不修的好。我想，除了文化背景不同，這樣的感慨其實也是對日本古建筑保護理念的真切反思。”

丁垚進一步解釋，文物保護的“修”，是“最小干預”的修，是“對癥下藥”的修。“比如木塔的二層傾斜，正在延續上世紀70年代的措施，采取精準的支護、加固，阻止傾斜的不利變化，而不是貿然拆建；比如部分構件的殘損，也可以通過局部修補，保留原有構件的歷史痕跡，而不是全部更換。”丁垚強調，梁思成先生早就說，文物保護的應有之義，不是“煥然一新”“返老還童”，而是“修舊如舊”“延年益壽”。

采訪中，丁垚多次提到梁思成先生的理念。“梁先生在六十年代就曾委婉批評趙州橋的維修過于‘煥然一新’，強調文物保護工作在面對藝術造型時要格外慎重。”他說，應縣木塔的保護，離不開梁思成先生等老一輩建筑學家的學術遺產，“營造學社在1933年開始對木塔進行的首次科學測繪，為我們今天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九十年來的所有工作，總是要回到當初的寶貴原點，尤其是經過戰火之后，梁思成、莫宗江先生們的測繪成果就顯得無比珍貴。同樣珍貴的還有他們無畏的科學精神，我們今天還要這樣做，在前輩工作基礎上完成更詳細、更精準的測繪。”

破局之路：久久為功，守護千年古塔的原真與未來

值得欣慰的是，應縣木塔的保護工作正在逐步走向規范。丁垚介紹，朔州市近期成立了應縣木塔保護研究院，雖然目前仍面臨專業力量不足等問題，但已邁出了重要一步。

“我們現在正配合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繪制應縣木塔的1:20大比例尺測繪圖，先從傾斜最嚴重的部位入手，逐步完成整個木塔的測繪工作。”他表示，近些年各方都在制作木塔的大比例模型，未來還計劃制作1:1模型，放在天津大學大型振動臺上進行模擬測試，“這樣既能研究木塔的結構穩定性，又能避免對木塔本身的不確定影響，最大限度保護文物。”

2025年，天津大學測繪木塔局部1:20橫剖面圖。丁垚供圖

對于遼代建筑的價值，丁垚有著深刻的認知。他用“西瓜”作比喻：“唐代的佛光寺就像‘糖心西瓜’，甜美多汁；遼代的應縣木塔就像‘沙瓤西瓜’，達到了巔峰；而金代的西瓜，就已明顯變質，雖然還能解渴，但已遠不及遼代的水平。”他說，應縣木塔不僅是遼代建筑的巔峰，更是中國古代佛教藝術、工程技術的集大成者，“它承載的，是從北朝以來數百年的文化積淀，是中國文化連續性的重要見證。”

丁垚表示，公眾的關注是好事，但更需要專業的引導，“我們作為專業研究者，一邊認識，一邊還要把我們的認識講出來，和更多的人交流。讓大家知道梁思成先生他們那一代怎么想，已經做了什么，我們現在正在做什么。”他反復在說，文物保護是社會事業，得落到人身上，落到年輕人身上。這個工作無法一蹴而就，更不能盲目跟風，“它需要耐心、需要堅守、需要專業，需要我們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能讓千年遺產真正‘活’下去。”

采訪手記

丁垚接受中國科協之聲編輯訪談

應縣木塔見證了遼宋時期的風云變幻，經歷了近千年的風雨滄桑，如今依然堅守在雁門關前。

它的保護，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捷徑可走。包括1:20測繪圖的完善等基礎工作，都是繞不開的重要一環，正如丁垚所說，這是一場“久久為功”的修行。

許多人以為“大修”與否，只是一個技術決策。聽完丁垚教授的講解，才明白背后另有文章。文物保護的理念、基礎研究的缺失、人才培養的困境……一層層，都纏在一起。

公眾的熱議，是善意的關切。但文物保護，從來不是“快刀斬亂麻”的事。他的解答，讓我既豁然開朗，又倍感沉重。這條路，比想象中難得多。沒有轟轟烈烈，只有一代代人耐得住寂寞。

這，或許就是文化遺產保護最真實的樣子。

中國科協之聲訪談編輯 劉炎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