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國行｜最早的遼構與千年鐵鐘，時隔17年終于開放

目前中國存有八座遼代木構建筑，被民間稱為“八大遼構”，而地處河北淶源的遼代閣院寺主體建筑文殊殿建于遼應歷十六年（公元966年），距離唐朝滅亡僅59年，亦有“八大遼構之首”的美譽。在古建愛好者心中，閣院寺文殊殿有多個獨步建筑史的奇絕之處：包括最早遼構、門扉梵音、減柱造極、遼金疊畫、千年鐵鐘等。

閣院寺今年5月實行常態化開放，這是自2009年啟動大修以來，這座千年古剎時隔17年恢復常態化開放，至此，“八大遼構”已全部常態化開放。據淶源縣文廣旅游局對澎湃新聞介紹，五一期間，全國各地的文物愛好者慕名前來，閣院寺累計接待游客5600余人次。

五一期間的閣院寺

在“八大遼構”中，其余七座——天津薊州獨樂寺觀音閣和山門、遼寧義縣奉國寺大殿、河北高碑店新城開善寺大殿、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寶殿、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以及山西應縣木塔，此前均已實現常態化開放，唯有閣院寺文殊殿因大修遲遲未能開放。如今，打卡“八大遼構”的最后一塊拼圖終于拼上。

斗拱結構從容不迫、游刃有余

閣院寺坐落在河北淶源縣城內，緊鄰古城西墻，從南至北依次建有天王殿、文殊殿、藏經閣。其中天王殿、藏經閣為明代建筑，居中的文殊殿古樸莊重，殿前兩株千年古松見證著這里的變遷。寺院周圍民居環繞，踏入院內，便有一陣清涼襲來，常年比院外低上幾度。

“五一”期間，當地文旅部門每天安排6場免費講解，其中淶源縣文物保管所原所長安志敏的講解受到游客追捧。安志敏今年62歲，1997年退伍轉業到淶源文管所工作直到退休。。“從寺內保存的石碑和清光緒《廣昌縣志》（淶源舊稱廣昌）來看，閣院寺在漢代初建，唐代重修。”安志敏對游客們講道。

步入文殊殿前，游人的目光首先會被大殿雄渾的外觀所吸引。文殊殿有著唐遼古建標志性的大屋頂，出檐深遠，斗拱雄壯，如《詩經》所云“如鳥斯革，如翚斯飛”。著名建筑歷史學家、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莫宗江曾評價，遼代工匠運用斗拱結構已達到從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境界。而這里的文殊殿便是絕佳范例。

文殊殿

這座歇山頂建筑面闊進深都在16米左右，總高約12米。對于閣院寺，建筑史學家莫宗江曾評價，文殊殿雖是三間佛殿，實際卻是大型閣殿的尺度，其用材與大同善化寺七開間大殿和應縣木塔相同，相當于《營造法式》中的二等材。超規格的用料使得文殊殿異常堅固，歷經多次地震而不倒，且建成至今從未落架大修。

在古建愛好者心中，閣院寺文殊殿有多個獨步建筑史的奇絕之處：包括最早遼構、門扉梵音、減柱造極、遼金疊畫、千年鐵鐘。閣院寺的開放，令古建筑愛好者們興奮不已。社交媒體上，不少游客分享參觀體驗，感嘆終于圓夢了。

窗欞與壁畫：“敦煌也很少見”

文殊殿最令人驚嘆的并非其雄渾的結構，而是正面門窗上那些精微的細節。不少游客進入殿內之前，就站在窗前仔細端詳許久。文殊殿的正面保留著遼、元、明、清多個朝代的窗欞，如同一個古代窗欞博物館。

門窗是古代木構建筑最易損壞更換的部位，文殊殿卻能保留相當一部分遼代原物，在國內極為罕見。天津大學建筑學院教授丁垚與其博士研究生劉翔宇對文殊殿門窗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們發現，這些門窗上的圖案構成具有明確的宗教意義，其中鏤空刻寫的悉曇梵字更是東亞木建筑門窗中的孤例。

文殊殿上的遼代窗欞，鏤空紋樣為密宗法器和梵文真言，為海內孤本

據丁垚團隊介紹，文殊殿大門窗上，豎條上鏤空刻有悉曇梵字及密教法器圖案，梵字間有金剛獨鉆鈴、寶瓶及青蓮花等法器圖案。這些圖案與遼代流行的石刻、墨書之悉曇字體頗為吻合，其制作年代約在遼末，距今幾乎整整900年，比山西朔州崇福寺彌陀殿著名的鏤花門窗還要早幾十年，應是國內現存此類精美裝修中最早的一例。

文殊殿正面的歷代窗欞，正中為遼代窗欞

走進殿內，一種寬敞通透之感撲面而來。巨大的建筑，內部只有四根立柱支撐。據安志敏解釋，文殊殿采用遼代建筑典型的“減柱造”方式，原本僅有兩根立柱，有效改造了殿內空間，另外兩根是后人為保護建筑所加。經天津大學、北京大學研究團隊碳-14測年測定，兩根圓柱為唐代木料，至今沿用千年。

三面墻壁上覆蓋著黃泥的壁畫同樣令人浮想聯翩。文殊殿東、西、北三面墻壁原有一幅貫通三面的大構圖，大部分被明代抹灰覆蓋。目前僅北墻東側有一處裸露面積較大，暴露出的壁畫線條流暢生動，采用了“瀝粉貼金”手法，服飾上的金色紋飾在昏暗的大殿深處閃著金光，盡顯唐代“吳帶當風”的遺韻。

文殊殿墻皮剝落后現出壁畫

莫宗江在《淶源閣院寺文殊殿》一文中寫道：“以這樣大尺度的兩幅壁畫配合原來當中主像雕塑群組，作為這座殿內的主體，和四壁上強大的斗拱所構成的氣勢，是在敦煌也很少見的。”安志敏感慨地說，幸虧有明代的抹灰，對保護壁畫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層墻皮也無意間起到了“藏畫”的效果，使其避免了被盜賣的劫難。

飛狐大鐘：唯一有明確紀年的遼代鐵鐘

文殊殿東南側的飛狐大鐘，則是另一件見證歷史的珍貴文物。宋遼時期，淶源地處宋遼邊界，曾稱飛狐縣，鐵鐘遂得此名。據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教授梁松濤考證，飛狐大鐘鑄造于遼代天慶四年（公元1114年），鐘高1.6米，口徑1.5米，重約兩噸，是國內唯一有明確紀年的遼代鐵鐘，也是國內最古老的鐵鐘之一。

飛狐大鐘

鐘身所鑄1200多個漢字和55個梵文，銘文中出現了遼代高僧正惠大師的名字——他正是兩位遼代皇帝的國師。閣院寺里能出大遼的國師，可以說明這座寺院的重要性。

梁松濤介紹說，銘文反映了遼代晚期宗教信仰、官職制度等情況。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遼代在不同層面受到漢民族的影響，這種影響貫穿遼代始末。遼代寺廟大多坐西朝東，因為契丹人崇拜太陽。而文殊殿在唐代寺廟基址上重建，保留了坐北朝南的唐代風范，這體現了某種文化認同。

遼代木構建筑在繼承唐風的同時，也融入了自身的創新探索。閣院寺文殊殿的斗拱結構與薊縣獨樂寺山門轉角鋪作如出一轍，同樣使用抹角栱加強翼角承托，呈現出典型的遼代中期風格特征。在內部結構上，文殊殿采用“減柱造”和移柱法，將前內柱后移以擴大瞻仰空間，形成了殿堂與廳堂相結合的折中樣式。學者鄭好指出，這種創新做法是遼代建筑為解決殿閣構架自身適用性不足而采用的實用方案，既堅持了唐代“以勢壯為美”的正統審美，又為佛堂留出了較為開闊的空間。

文殊殿華麗的金代梁架彩繪，已有八百年歷史

從學界驚鴻到全民共享

閣院寺文殊殿是“八大遼構”中最晚被發現的一座。1959年，天津大學教授盧繩和河北文物工作者在淶源調查時發現了這座遼代建筑。次年，馮秉其、申天在《文物》雜志上發表了《新發現的遼代建筑——淶源閣院寺文殊殿》，首次向學界公布了這一發現。文章描述了文殊殿的基本結構，指出其斗拱形式與大同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相似，由此判斷其為遼代原建。

1960年代，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莫宗江帶領建筑歷史教研組前往閣院寺進行詳細地測繪調查。莫宗江首次注意到文殊殿正面門窗的特殊之處。他在1979年發表的《淶源閣院寺文殊殿》一文中指出，文殊殿正面三間全部是鏤花格子的門窗，其中仍存有遼代的裝修。莫宗江敏銳地觀察到，這套門窗已不是初建時的裝修，而是后來填裝的，很可能制作于遼末。這一發現，奠定了此后半個多世紀對文殊殿門窗研究的基礎。

關于文殊殿的具體建造年代，學界曾有不同的討論。莫宗江根據殿內遼代經幢的考證，認為殿建于遼應歷十六年（966年），是為遼代最早的木構建筑。此后，北京大學教授徐怡濤提出不同觀點，認為殿與寺內遼代鐵鐘的鑄造時間相仿，應為遼末天慶年間所建。根據近年天津大學團隊的碳-14測年研究和殿內題記分析，目前學界傾向于認為文殊殿建于遼中期，約1040年前后是其最重要的建造時期，而門窗則為遼末之物。這座大殿自建成之后，先后經歷了元初、元中期泰定年間、明中期正德嘉靖時期以及清乾隆后期的幾次修繕，但其主體木結構始終保持著遼代原貌。

2009年，閣院寺啟動大修工程，此后一直處于封閉修繕狀態。在這17年間，天津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的研究團隊持續對文殊殿進行系統性研究。正是這些持續不斷的學術研究，讓閣院寺的價值逐漸被更多人認識。從發現之初只有少數古建筑專家知曉，到如今成為古建筑愛好者爭相探訪的目的地，閣院寺走過了一段漫長的被發現之路。

今年“五一”閣院寺正式開放后，淶源縣文旅部門、文物保護單位歷經長期籌備，在全方位做好文物保護的前提下，完善了游客服務、安全保障、客流管控等配套設施，目前嚴格執行每日1600人、每小時200人的限流措施，在保障游客游覽體驗的同時，守護文物安全。

修繕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