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八路軍首位專業攝影記者，因槍殺日本醫生被處決，37年后平反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在上海逝世。

就在11天前，一位名叫司徒傳的年輕攝影愛好者，剛剛在上海第二次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上，為病重的魯迅拍下了他生前最后一張與青年木刻家們談話的照片。魯迅去世后，這個年輕人又舉起相機，記錄下了魯迅葬禮的全過程。

沙飛

當這兩組照片出現在上海、廣東各大報刊上時，一個陌生的署名第一次闖入了公眾視野：“沙飛”。這個年輕人給自己取這個筆名時說：

“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國的天空中自由飛舞。”

他沒想到，這粒“沙子”日后會成為中國革命新聞攝影史上最耀眼的一顆星辰，更沒想到，他的人生會像他的筆名一樣，自由飛舞卻又如沙粒般渺小脆弱，最終化作一個令人扼腕的悲劇。

一

沙飛，原名司徒傳，1912年出生在廣東開平。這個從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走出來的年輕人，對攝影有著近乎偏執的熱愛。在民國那個動蕩的年代，攝影還只是少數人的奢侈愛好，但沙飛卻把它當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他原本可以過上安穩的生活。他在北伐軍中搞過電臺，后來在汕頭電臺當報務員，月薪一百五十塊大洋，這在當時絕對是令人羨慕的高薪。但沙飛骨子里流淌著不安分的血液，五四運動后左翼文化思潮的涌動，讓這個敏感而熱血的青年無法安于現狀。他丟下了電臺的工作，不顧妻子的反對，只身跑到上海，只為了能見到心中的精神導師魯迅。

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舉辦的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上，沙飛終于等到了這個機會。通過青年木刻家黃新波的引薦，他見到了病中的魯迅，并拍下了那張著名的《魯迅與青年木刻家》。

照片中，魯迅坐在椅子上，與林夫、曹白、白危、陳煙橋等青年木刻家圍坐交談，神情嚴肅而專注。沙飛當時可能還不知道，這竟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為魯迅拍照。

11天后，魯迅先生與世長辭。

沙飛聞訊后悲痛不已，立刻趕往魯迅寓所，拍下了魯迅遺容。這張照片后來成為人們看到的唯一一張魯迅遺容照。一夜之間，“沙飛”這個名字隨著這些照片傳遍大江南北。

魯迅遺容照

輿論評價說：

“魯迅先生走了，攝影家沙飛誕生了。”

但沙飛并沒有沉浸在成名的喜悅中。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他做出了一個令許多人難以理解的決定：北上抗日。他背著自己那臺花五塊大洋買的白朗寧相機，從桂林出發，奔赴華北抗日前線。

在那個年代，一個南方知識分子，放棄相對安穩的生活，跑到戰火紛飛的北方前線去當攝影記者，這需要怎樣的勇氣和理想主義？

沙飛在《攝影與救亡》一文中這樣解釋自己的選擇：

“誰都知道，在國家如此危難的今日，要挽救民族的淪亡，絕不是少數人所能做得到的事。因此‘喚醒民眾’是當前救亡運動的急務。但是，直到現在，文盲依然占全國人口總數的80%以上。因此單用方塊字去宣傳國難是絕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攝影……就是今日宣傳國難的一種最有力的武器。”

沙飛把照相機當成了武器。

1937年10月，平型關大捷硝煙未散，沙飛作為太原全民通訊社的新聞攝影記者，來到八路軍115師前線采訪。在那里，他受到了師長林總和副師長聶榮臻的熱情接待。聶榮臻早就從報刊上看到過沙飛的攝影作品，對他印象深刻。而沙飛也在戰場上被八路軍官兵浴血奮戰的精神深深打動。

采訪結束后，沙飛向聶榮臻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請求：他要參加八路軍，當一個專職攝影記者。這個請求在當時是非同尋常的：一個來自國統區的知識分子，主動要求加入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這在當時還很少見。

聶榮臻

聶榮臻當即批準，特批他為八路軍隨軍攝影記者。從此，沙飛成了人民軍隊歷史上第一位專業攝影戰士。

三

聶榮臻對沙飛的器重，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沙飛一參加革命，聶榮臻就破格讓他擔任正團級的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編輯科科長兼《抗敵報》社副主任，盡管當時他還不是黨員。聶榮臻還把在戰斗中繳獲的一部法國產韋爾脫相機配給沙飛使用，這部相機在上海的市價是四百塊大洋，而沙飛自己那臺白朗寧相機才花了五塊錢。

更讓人驚訝的是，聶榮臻給沙飛定的每月津貼是八元，而作為晉察冀軍區最高首長的聶榮臻自己每月只有五元，軍區各部部長和軍分區主要首長如楊成武等每月四元，就連黨內有名的大才子、《晉察冀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每月也只有三元。

考慮到文化人的生活習慣，聶榮臻還特批沙飛可以不出早操。這些特殊待遇，在物資極度匱乏的抗戰根據地，簡直不可思議。

聶榮臻不僅給了沙飛優厚的待遇，更重要的是給了他充分的信任和施展才華的空間。

他對沙飛說：

“好的攝影作品是在前線產生的。你應該把照相機當作自己的武器，到抗戰前線去！”

沙飛沒有辜負聶榮臻的期望，他背著照相機上了前線，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冒著生命危險拍下了一大批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塞上風云》《沙原鐵騎》《不到長城非好漢》《收復紫荊關》《攻占長城要隘白石口》……這些照片記錄下了八路軍將士英勇抗敵的真實場景。

沙飛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八路軍戰斗在古長城上》，巧妙地利用長城這一中華民族的象征符號，將八路軍戰士的身影融入其中。

八路軍戰士

此前，日本隨軍記者拍攝了大量日軍在中國長城上囂張猖狂的照片，到處散發。而沙飛這幅作品在眾多媒體上發表后，傳遍大江南北，成為中國軍民抗戰精神的標志性影像。

這幅照片后來被收入《人民戰爭》叢書，1950年在北京故宮舉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績展覽會”上被放大成巨幅照片展出，成為中國解放區經典攝影作品之一。

1939年元旦，沙飛在晉察冀軍區駐地平山縣蛟潭莊舉辦了抗日戰爭史上根據地第一次攝影展覽：“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晉察冀攝影展覽”。十里八鄉的群眾像趕廟會一樣前來參觀，從一幅幅照片上直觀地看到了八路軍戰斗和勝利的情景。

聶榮臻雖然已經審看過全部照片，但還是饒有興致地同大家一起從頭到尾又欣賞了一遍。他高興地對沙飛說：

“照片形象鮮明，真實生動，戰士和老鄉們容易看懂，不識字的人也能看懂，是一種很好的宣傳教育工具。”

這次影展的成功，讓聶榮臻更加堅定了支持沙飛工作的決心。

1939年2月，根據聶榮臻的指示，晉察冀軍區政治部成立了沙飛任科長的新聞攝影科，這是中共領導的第一個新聞攝影機構。

四

沙飛與白求恩的友誼，是抗戰史上最動人的篇章之一。

1938年6月，白求恩從延安抵達五臺縣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駐地，沙飛奉命去拍攝歡迎會，拍下了白求恩到晉察冀后的第一張照片。

聶榮臻囑咐沙飛：

“白求恩大夫將在邊區工作很長時間，你要經常采訪、拍攝白大夫工作、生活的情況，為歷史留下寶貴的形象資料。”

沙飛有一定英語基礎，很快和白求恩成了無話不談的“忘年交”。白求恩也是個攝影“發燒友”，他來中國前就買了一部萊丁娜照相機，但苦于沒有洗印設備。結識沙飛后，這個問題解決了。

兩人在一起時，少不了切磋攝影技巧。白求恩在拿手術刀的同時，也把照相機作為幫助中國抗戰的另一種武器。

沙飛為白求恩拍下了許多珍貴照片：《白求恩為傷病員治病》《聶榮臻司令員會見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和小八路》《白求恩和民兵一起站崗》等等，還有一張《白求恩在日光浴中》，拍下了白求恩自由不羈的一面。

白求恩為傷病員治病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搶救傷員時手指被劃破感染敗血癥，不幸逝世。沙飛連夜騎馬趕到唐縣黃石口，流著熱淚為白求恩拍下了遺照。白求恩在遺囑中寫道：

“照相機請給沙飛。”

這份遺贈，成為沙飛最珍貴的寶物。

五

1940年8月，百團大戰打響。

沙飛從前線攝影回來，在司令部發現了兩個日本小女孩：四歲的美穗子和她五個月大的妹妹美子。她們的父母在八路軍攻打井陘煤礦的戰斗中雙雙身亡，八路軍戰士救出了她們。

聶榮臻安排一名戰士給美穗子做“保姆”，又給美子找了奶娘。

沙飛敏銳地感到這是一個難得的新聞題材，便用相機追蹤這一事件的全過程。他拍下了聶榮臻照顧美穗子、最后派人用籮筐挑著兩個小姑娘送還日軍的照片。

美穗子

41年后的1980年，《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刊登了《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和沙飛拍攝的這組照片，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響。

當年那個4歲的小女孩美穗子已經成了3個孩子的母親，她看到報道后激動不已，當年7月帶著一家人來到北京，年過八旬的聶榮臻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了她。這段佳話，成為中日友好史上最動人的篇章之一。

六

沙飛最大的貢獻，是創辦了《晉察冀畫報》。

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在物資極度匱乏的根據地，辦一本畫報談何容易？但沙飛有這個夢想，聶榮臻全力支持。聶榮臻表示，籌辦畫報的一切經費都由軍區承擔，要多少給多少，需要什么人調什么人。

為了支持制作照相制版的鏡頭，聶榮臻甚至貢獻出了自己的望遠鏡。

1942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五周年紀念日，抗日根據地第一本大型攝影畫刊《晉察冀畫報》在平山縣碾盤溝村正式出版。聶榮臻為畫報題詞：

“五年的抗戰，晉察冀的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實都顯露在這個小小的畫刊里。”

《晉察冀畫報》采用中英文雙語發行，不但面向根據地軍民，也面向全國、全世界。6年間共出版了13期，發行32000份，傳播到延安、重慶甚至國外。同時，沙飛和戰友還出版了各種畫刊共發行67萬余冊。

《晉察冀畫報》

在聶榮臻的支持下，沙飛還成立了攝影訓練隊，共培訓了八期學員，為整個解放區的攝影事業輸送了大批人才。

七

然而，這位為中國革命攝影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人，卻以一場悲劇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長期的戰爭環境和血腥經歷，對沙飛的精神造成了嚴重的刺激。他是一個極度敏感的人，從年輕時起就對魯迅懷著熱烈的崇敬，這種敏感讓他在藝術上取得了卓越成就，也讓他在戰爭的血腥面前承受了比常人更大的心理壓力。

1945年日本投降后，沙飛開始變得古怪起來。他的妻子王輝回憶：

“我發現有幾次他一個人在房里自言自語，比手劃腳，有時大喝一聲，有時低聲細語。”

1948年，沙飛因肺結核住進石家莊白求恩和平醫院。醫院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醫護人員。沙飛親眼目睹過太多日寇的暴行，他的精神受到強烈刺激，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癥”。

1949年12月，他槍殺了為他治病的日籍醫生津澤勝。

案發后，如何處理沙飛的請示送到了聶榮臻的面前。聶榮臻與沙飛有著特殊的感情，他當即提出質疑：“沙飛精神是否正常？”但以當時的精神病鑒定條件，難以做出準確診斷，給出的調查結論是“沙飛在醫院檢查神經健全”。

聶榮臻按這個結論，無奈地做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

1950年2月24日，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處沙飛極刑。在沙飛最后的日子里，聶榮臻特別關照：

“他是南方人，愛吃魚，想法子給他搞點魚吃。”

沙飛被處決時三十八歲。他死死護住的，是那些多年前拍攝魯迅先生的底片。他說：

“這是我自己的東西，這是我參加革命前自己的東西。”

沙飛死后，組織給他的夫人王輝發了一份《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說沙飛“病故”，家屬按正師職干部病故予以撫恤。但真相終究不能被永遠掩蓋。

八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沙飛的老戰友們不斷呼吁重新審查此案。

聶榮臻在與楊成武談及沙飛問題時，講了“四個事實”：沙飛殺了日本人是事實，我們殺了他是事實，他有精神病是事實，事隔三十多年是事實。其中最關鍵的是“他有精神病是事實”。

1986年5月，北京軍區軍事法院經再審查明，沙飛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況下作案，行為不能自控，不應負刑事責任，撤銷原判，恢復沙飛軍籍。

同年6月，北京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恢復沙飛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