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父親到死我都沒喊他一聲“爸”，母親的仇恨教育刻骨銘心

倪萍這個名字，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講，就是春晚、就是溫暖、就是過年的記憶。可誰能想到，一個在億萬觀眾面前談笑風生的女人，在自己親生父親面前，連一聲＂爸＂都叫不出口。從六歲到父親離世，整整四十多年，這兩個字硬是卡在嗓子眼里，上不去也下不來。這件事聽起來匪夷所思，但細想想，又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沉重。

1959年出生的倪萍，原名劉萍，她的父親劉世杰是山東人，母親倪道香個頭不高但性子極硬。兩人在青島讀夜校時認識，五十年代中期結了婚。婚后日子并不太平，倪道香管得緊，劉世杰人緣好又長得帥，夫妻之間摩擦不斷。1965年，兩人離了婚，那年倪萍才六歲，哥哥劉青七歲，兄妹倆跟了母親。

劉世杰離婚后很快再婚，后來又有了一兒一女。而倪道香獨自拉扯兩個孩子，日子過得艱難，心里的怨氣也就越攢越深。她在孩子面前反復說前夫如何不好、如何不負責任，甚至不準倪萍和哥哥去鄉下看爺爺奶奶。姑姑劉世美來接孩子，她也攔著不讓出門。這種日復一日的灌輸，把＂父親＂這個詞從倪萍的情感世界里一點點抹掉了。

這里面有一個人特別值得說，就是倪萍的姥姥。老人家心地通透，從來沒在外孫女面前講過前女婿的壞話。她經常勸倪萍：那是你爸爸，是疼你的，一個女孩子不喊爸爸像什么話？可倪萍被母親的話浸泡得太久了，她打心底覺得父親不是個好人，這兩個字就是開不了口。姥姥的善良和母親的怨恨，在一個小女孩身上拉扯了幾十年。

父親每個月會來看兄妹倆，但不進家門。他把孩子叫到青島中山公園，推著自行車在前面走，倪萍和哥哥默默跟在后面。父女之間的對話極其有限，每次都是那么幾句，像例行公事。一個不敢靠近的父親，兩個不知如何面對的孩子，在公園的小路上各走各的，看起來是一家人，其實已經是陌生人了。

倪萍缺失的父愛，是她的舅舅們補上的。她有三個舅舅，小舅舅在部隊當連長后因公犧牲，大舅和二舅把她當親閨女對待，過年給紅包，舅媽給做新衣服，看戲時把她扛在肩膀上。后來倪萍出了名、有了錢，每年花錢讓兩個舅舅和舅媽去國內外旅游，那份孝心是實打實的。而她的親生父親，始終被排斥在這個情感圈子之外。

1991年倪萍第一次站上央視春晚的舞臺，劉世杰專門買了一臺新電視，就為了看女兒主持節目。鄰居們知道了他和倪萍的關系，反而給他壓力——你女兒這么出息，你當初為什么要離婚？還有人拿他后來的孩子跟倪萍比，話說得挺難聽。一個父親看著女兒光芒萬丈，自己卻只能遠遠站在電視機前，這滋味恐怕比什么都苦。

1999年倪萍的兒子出生后，她開始每年春節回青島看望父親，給他送錢，一次買了十二件出口歐洲的羊絨衫。但父女之間的交流依然少得可憐，她不在父親家吃飯，不叫那聲＂爸＂，一切像是在履行某種義務。錢和禮物能給，唯獨那兩個字給不了。這中間隔著的不是距離，是母親幾十年灌輸下來的一堵墻。

1998年姥姥被倪萍接到北京后，老人家經常背著倪萍給劉世杰打電話，開頭永遠是＂劉世杰同志，我和倪萍都很好，青兒也好＂。劉世杰在電話那頭照樣喊她＂媽媽＂，老人眼淚就下來了。姥姥想讓倪萍接電話說幾句，倪萍每次都找借口去了洗手間。一個九十多歲的老太太在中間牽線，一邊是放不下外孫女婿的善意，一邊是外孫女打不開的心結。

2007年劉世杰突發腦溢血住進重癥監護室，倪萍接到哥哥電話趕到青島。醫生說他腦干的血已經凝固了一半，建議兒女不斷喊他，說親人的呼喚有時候比藥物管用。哥哥拼命喊＂爸爸＂，說你睜開眼看看，我和妹妹都在。倪萍也試圖喊，嘴唇在動，卻始終發不出聲音。那兩個字被壓了四十多年，到了生死關頭還是卡在了那里。

劉世杰從發病到去世只有一個月，走的時候七十四歲。一輩子沒有聽到女兒親口叫一聲＂爸爸＂，這大概是他帶走的最大遺憾。葬禮在山東老家舉行，倪萍頭一回踏上父親的故土，不認識這里任何一個人。八十歲的姑姑劉世美拉著她的手哭著說，你爸一直想你，有次去北京出差走到央視門口又折回去了，他知道你心里有結，不敢見你。

聽到這些話的倪萍淚流滿面。離開那個村莊的時候，她對著父親的墓碑在心里默默喊了一聲＂爸爸＂。這聲呼喚來得太遲了，天上的人聽不聽得見，誰也不知道。姥姥當時還在世，倪萍沒敢告訴她這個消息。老人家還叮囑她＂有空多去看看老劉＂——連姥姥都知道倪萍不會叫爸爸，所以沒說＂多去看看你爸爸＂。這個細節，讀來讓人心頭發酸。

年初，民政部門公布的數據顯示，國內離婚登記數量雖然在＂冷靜期＂制度實施后有所回落，但每年仍然有數百萬家庭解體。這些破碎家庭里的孩子怎么辦？2022年開始施行的《家庭教育促進法》強調了家長的教育責任，但對于離異家庭中如何防止一方對孩子進行情感操控，法律層面的規定仍然是粗線條的。

近兩年社會上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注度明顯提升，學校心理咨詢室的覆蓋率在擴大，各地也在試點家庭教育指導站。但我個人判斷，這些措施的重心還是放在了學業壓力和網絡沉迷上，離異家庭孩子的情感創傷至今沒有被當作一個專門議題來對待。倪萍的故事之所以觸動人心，就是因為它撕開了一個很多人不愿意面對的真相：孩子在父母的戰爭中從來不是旁觀者，他們是最大的傷亡。

有人可能覺得倪萍的母親太過分了，但我不這么看。一個獨自帶兩個孩子的女人，在那個年代承受的壓力是今天的人很難想象的。經濟上的困難、旁人的議論、對未來的恐懼，這些東西壓在一個人身上，怨恨就是她唯一的出口。她不是壞人，她只是一個沒有人幫助的受傷的人，而她處理傷痛的方式傷害了自己的孩子。

倪萍在《姥姥語錄》里提到，做了媽媽以后，母親慢慢不再在她面前說前夫的壞話了，歲月磨掉了身上的棱角。知道姥姥偷偷給劉世杰打電話，也不再說什么了。這說明人是會變的，仇恨不是永恒的，但造成的傷害可能是永恒的。倪萍到了能理解母親的年紀，卻已經錯過了和解父親的窗口。

為什么要以一個時政評論員的身份來談這件事？因為家庭是社會的最小單元，家庭里的仇恨教育和國與國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仇恨教育，底層邏輯是一樣的。當你把對方定義為＂敵人＂，然后把這個定義灌輸給下一代，結果就是隔閡越來越深、對話越來越難。小到一個家庭里女兒喊不出＂爸爸＂，大到族群之間幾十年解不開的死結，根子都在這里。

倪萍今年六十七歲了，近幾年她在社交媒體上偶爾分享生活日常，畫畫、旅行、和老友聊天，看起來平靜了許多。但我相信那道傷疤一直都在。她用一本書記錄了姥姥的智慧和溫暖，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回望自己成長中那些缺失的東西。書里寫的不只是姥姥，也是她對父親無法言說的愧疚和遺憾。

這個故事沒有贏家。母親贏了孩子的立場，卻讓女兒背負了一生的情感債務。父親保持了沉默和克制，卻連女兒的一聲呼喚都沒能等到。倪萍看似做出了選擇，其實她從來沒有選擇權——六歲的孩子哪有什么選擇權？

唯一站在中間試圖彌合裂痕的姥姥，也沒能看到和解的那一天。我唯一能說的是，如果你正在經歷婚姻的破裂，不管對方有多少不是，請在孩子面前留一扇門。那扇門關上了，也許一輩子都打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