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認罪，不是簡單的“是非題”，而是精密計算的“利弊選擇題”。

司法實踐中，當事人經常會問：“如果我全部供認，會怎么樣？”“如果我堅決不認，會怎么樣？”

這些問題，實際上體現了當事人面臨囚徒困境作出抉擇時的困惑。

總體而言，當事人在囚徒困境中選擇配合調查，其自己的案件裁判結果可能有三種：可能免除罪責、可能減輕罪責，還可能加重罪責。同理，當事人面臨囚徒困境中不論是否選擇配合調查，也不論是否選擇作出對同案人不利的指證，案件裁判結果都是上述三種，僅從理論上分析可能的結果并沒有個案的指導意義。

至于具體個案中，當事人該如何抉擇才能實現利益最大化，獲得最優的案件處理結果，既取決于當事人自己的聰明才智，也取決于是否得到律師的有效輔導。

因此，在具體到個案的刑事危機處理過程中，律師需要為他們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分析他們選擇配合調查對案件調查的影響、對他們個人定罪量刑的影響，供他們作出抉擇時參考，幫助他們作出具體案件事實、具體案件形勢下的最優抉擇。

一、免除罪責

在囚徒困境下，當事人選擇配合辦案機關的調查，如實供述相關犯罪事實，愿意認罪認罰，請求寬大處理，在不少案件中確實可以獲得寬大處理的結果。

尤其是在賄賂案件中，在當前司法環境下，辦案機關不僅考慮法律因素，也會考慮其他法律之外的因素，有時確實可以對配合調查的行賄人寬大處理，不移送檢察機關處理。

? 典型案例：侯某涉嫌行賄罪、非法占用農用地罪一案 侯某因涉嫌非法占用農用地罪被抓獲歸案刑事拘留。在調查過程中，侯某的手機微信聊天記錄被提取，辦案機關發現了賄賂事實。后辦案機關抓獲了相關部門公職人員，公職人員承認收受侯某給予的好處。 辦案人員對侯某進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普法教育，明確告知：辦案機關的主要目的是辦理公職人員的賄賂犯罪問題，對于行賄人員可以考慮寬大處理。如果侯某配合表現好，甚至可以爭取作違紀處理，不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不追究其行賄罪的刑事責任。但如果侯某拒不交代，現有微信聊天記錄以及受賄人的供述也足夠對他進行定罪量刑。

經過思想斗爭，侯某作出妥協，如實供述了賄送現金40萬元及禮物若干的犯罪事實。幾個月后，辦案機關兌現承諾，讓侯某在《悔過具結書》上簽字，明確告知其行賄行為已得到從寬處理，作為違紀事實，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

該案中，侯某在利弊權衡下作出配合調查的抉擇，辦案機關也確實對其寬大處理，最后行賄案件沒有移送檢察機關，侯某真的獲得無罪的從寬處理結果。

二、減輕罪責

當事人選擇配合調查，就可能具有坦白、自首、認罪認罰、立功等從寬處理情節，其罪責有機會減輕。

在部分案件中，當事人作出對其他同案人不利的證詞，可以讓更多同案人來承擔刑事責任，從而在共同犯罪中區分主從犯。配合調查的當事人可能被認定為從犯，或者在罪責承擔中不會成為“第一被告人”，讓其自己罪責更輕。

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供述出來罪責比他大的同案人越多，他自己的罪責也就相對越小，在刑事訴訟文書中當事人的排序也就越靠后，更可能獲得從輕、減輕處罰的結果。

? 典型案例：張某、歐陽某等人涉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一案 歐陽某等人被抓獲歸案后，在案發現場就如實供述了張某是公司股東、老板，負責公司的全面經營活動，他們和張某是親戚關系，從老家過來投靠張某，幫張某打工、管理公司。 辦案人員讓歐陽某打電話告訴張某“消防來檢查”，張某趕回到公司時就被現場等待的辦案人員抓獲。 最終，張某被認定為主犯，歐陽某等幾名員工被認定為從犯，得到從寬處理。

此外，在部分案件中，當事人配合辦案機關的要求，讓其他同案人到辦案機關投案自首或者說明情況，還可以被認定為立功表現，得到進一步的寬大處理。

三、加重罪責

在囚徒困境下，當事人做出對同案人不利的指證，不一定能真的減輕他自己的罪責。

如前所述，同案人到案后可能供述更多的犯罪事實，或者主動供述的其他犯罪事實，可能導致共同犯罪的犯罪事實、犯罪金額、罪名數量、犯罪情節等增加或者加重，也可能導致其他犯罪事實被查實的可能——這些原因，都可能導致當事人罪責更大。

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這種情況：當事人在囚徒困境下作出決策，將他參與過的、實施過的全部犯罪事實如實供述，作出對同案人的不利指證，雖然獲得認罪態度好、坦白的情節。但當事人供述的同案人犯罪事實，也是當事人自己參與、共同實施的犯罪事實，甚至還可能超出辦案機關所掌握的犯罪事實。

那么，當事人供述的犯罪事實越多，他的罪責也就越重。這是很好理解的。

一旦選擇配合調查，供述同案人的犯罪行為，這就往往要求供述的徹底性。同案人歸案后也可能供述當事人沒有供述過的共同犯罪事實，進而產生不利結果。同案人都選擇作出對對方不利的供述，那么全部犯罪事實就得到共同犯罪人的供述印證，兩人因而可能被認定更多的犯罪事實、犯罪金額、罪名數量，更重的犯罪情節等。

? 典型案例：李某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一案 李某所在公司承接了政府環保工程項目，李某作為項目負責人。當地州委書記因涉嫌受賄被采取留置措施，供述幫助李某獲得工程項目，以現金和轉賬方式收取了李某1000萬元的好處費。李某以涉嫌行賄罪被采取強制措施。 辦案機關對李某進行充分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普法教育。李某最終決定積極配合調查。李某如實供述了自己為了獲得工程項目請托州委書記，并賄送1000萬元好處費的行賄事實。同時，李某還主動供述了行賄款的來源——工程分包商馮某向其行賄的6000多萬元。辦案機關繼續追究馮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的刑事責任，而李某則面臨行賄1000萬元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6000多萬元的刑事責任。

上述案件中李某的罪責由辦案機關原先偵辦的一個罪變成了兩個罪，李某配合調查換來的坦白情節，與罪名增加到兩個的罪責變化相比，顯得微不足道。

因此，面對囚徒困境，當事人不宜盲目決策，而應在專業律師的輔導下，結合案件具體事實、證據狀況和司法實踐，權衡“坦白從寬”的真實承諾與“自證其罪”的現實風險，作出真正符合自身利益的最優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