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聽“經濟學”,就以為它講的是市場、金融、增長這些宏大議題,或者有很多模型和數學公式,似乎離日常生活很遠。
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其實很簡單,其目的不是讓人記住一堆術語和模型,而是培養我們的經濟學直覺,幫助我們更清醒地理解選擇、判斷成本、識別激勵,看見個人決策與社會運行之間的關聯。
曼昆在《經濟學原理》中提出“經濟學十大原理”,它們幾乎觸及了我們生活中最常見、也最難回避的問題:如何權衡取舍?什么才是真正的成本?人為什么會改變行為?市場為何有效,政府又為何不能缺席?
原理一:人們面臨權衡取舍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為了得到一件你喜愛的東西,你通常不得不放棄另一件喜愛的東西。做出決策,就是要在一個目標與另一個目標之間進行權衡取舍。
一個學生把時間用于學習經濟學,就放棄了本來可用于學習心理學、休息、娛樂或兼職的一部分時間;一個家庭把收入用于食物、衣物或學費,也就意味著在儲蓄、休假等其他用途上要少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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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無處不在,有得必然有失。
社會同樣面臨權衡取舍,如“大炮與黃油”、清潔環境與高收入,以及效率與平等之間的取舍。效率是把經濟蛋糕做大,平等是如何分蛋糕,而這兩個目標可能是沖突的。
但是,一個學生不應該僅僅因為要增加用于學習經濟學的時間就放棄心理學的學習。社會不應該僅僅因為環境管制降低了我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就不再保護環境。政府不應該僅僅因為幫助窮人扭曲了工作激勵就對他們不聞不問。
認識到這些選擇的存在,是做出更好決策的起點。經濟學的學習要從認識生活中的權衡取舍開始。
原理二:某種東西的成本
是為了得到它所放棄的東西
因為人們面臨權衡取舍,所以做決策時需要比較成本與收益。但某種行動的成本并不總是一目了然。
以上大學為例,成本不是學費、書籍、住宿和伙食的簡單加總。首先,即使不上大學,你也需要住宿和吃飯,只有在大學的住宿和伙食比其他地方貴時,貴的這一部分才屬于上大學的成本。其次,這種計算忽略了上大學最大的成本——你的時間,而這些時間本可以用于工作和賺錢。
經濟學把這種“為了得到某種東西所必須放棄的東西”稱為機會成本。做決策時,把機會成本考慮在內是明智的。人們之所以會做出不同選擇,往往正是因為他們面對的機會成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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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說的“沉沒成本不參與決策”,本質上就是用“機會成本”的視角,重新定義什么才算“成本”。
原理三:理性人考慮邊際量
經濟學家通常假設人是理性的,理性人會在給定條件下系統而有目的地盡最大努力實現其目標。
生活中的許多問題并不是黑與白之間的選擇,而是介于其間的灰色地帶。人們不會在“完全不吃”和“大吃一頓”之間選擇,而是在想要不要“再多吃一勺”;不會在“徹底放棄考試”和“24小時學習”之間選擇,而是在考慮是否“再多花1小時復習”。
經濟學家用“邊際變動”來描述對現有行動計劃的微小增量調整。理性人通過比較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來做決策。只有當一種行動的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時,理性決策者才會采取該行動。
邊際分析解釋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經濟現象。例如,為什么水這么便宜,而鉆石如此昂貴?因為一個人對任何一種物品的支付意愿都基于其增加一單位該物品所獲得的邊際收益。反過來,邊際收益又取決于一個人已經擁有多少這種物品。盡管水不可缺少,但水有很多,因此增加一杯水帶來的邊際收益很小。
原理四:人們會對激勵做出反應
激勵是引起一個人做出行動的某種東西,例如對懲罰或獎勵的預期。如果人們通過比較成本與收益做出決策,他們就會對激勵做出反應。
例如,當蘋果價格上漲時,消費者會少買蘋果,而果園主會多雇工人、多摘蘋果;更高的汽油稅會鼓勵人們購買更節油的汽車、改乘公共交通工具,甚至住得離工作地點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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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尤其要關注激勵,因為許多政策會改變人們面臨的成本或收益,從而改變行為。如果決策者忽視了政策對激勵的影響,就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分析任何一種政策時,不僅要看它的直接影響,還要看它通過激勵產生的間接影響。
例如,關于安全帶的法律雖然提高了車禍存活率,但也因降低了事故風險的代價而改變了司機的激勵。基于對邊際成本與收益的權衡,司機會因為覺得更安全而傾向于開得更快、更不謹慎。薩姆·佩茲曼的一項研究證實,汽車安全法的凈結果是司機死亡人數幾乎沒有變化,而行人死亡人數有所增加。
原理五:貿易可以使每個人的狀況都變得更好
把國家之間的貿易理解為一方贏、另一方輸的比賽,是一種誤導。事實恰恰相反:貿易可以使雙方的狀況都變得更好。
盡管家庭之間存在競爭,但把一個家庭與其他家庭隔絕開來并不會讓它過得更好。因為那樣它必須自己種糧食、做衣服、蓋房子。貿易使人們能夠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活動,并以較低的成本獲得各種各樣的物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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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優勢”原理告訴我們,最優分工并不是讓“最強的人”承擔全部工作,而是讓每個人去做自己“相對更擅長”的那一部分,這樣才能整體效率最大化,比如家務分工就是如此。
國家也是如此。貿易使各國能夠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活動,并分享更豐富的產品與服務。在世界經濟中,各國既是彼此的競爭對手,也是彼此的合作伙伴。
原理六:市場通常
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
在市場經濟中,中央計劃者的決策被千百萬企業和家庭的分散決策所取代。企業決定雇用誰、生產什么,家庭決定為誰工作、購買什么,價格和利己引導著他們的決策。
亞當·斯密提出了經濟學中最著名的觀察之一:家庭和企業在市場上相互交易時,仿佛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所指引,帶來了合意的市場結果。價格正是這只“看不見的手”用來指引經濟活動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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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1723—1790),現代經濟學奠基人之一,揭示了市場通過個體自利行為實現資源配置的機制。
價格反映了物品的生產成本和對消費者的價值,價格會自發調整,協調千百萬買者與賣者的行為。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結果能實現整個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政府若阻止價格根據供求自發調整,就會削弱市場協調資源的能力。
原理七: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
我們需要政府,一個重要原因是市場經濟要有效運行,必須依賴產權制度、法治、警察和法庭來維護規則。沒有這些制度,“看不見的手”就難以施展其魔力。
如果一個農民預見到他的谷物會被偷走,他就不會種莊稼;除非確保顧客在離開前會付費,餐館就不會提供食物;如果有太多顧客通過觀看盜版影片來逃避付費,電影公司就不會生產電影……
另一個原因是,“看不見的手”雖然強大,卻不是無所不能。政府干預經濟,大體是為了兩個目標:促進效率或促進平等。市場失靈是指市場本身不能有效率地配置資源,常見原因包括外部性和市場勢力。污染就是外部性的典型例子;壟斷定價則體現了市場勢力。
即使市場實現了效率,也可能出現經濟福利分配上的巨大不平等。因此,所得稅、福利制度等政策被用來改善分配結果。但政府并不總能改善結果,因為公共政策也是由不完善的政治過程制定出來的。
原理八:一國的生活水平
取決于它生產物品與服務的能力
世界各國生活水平的差別十分驚人,而這種差別幾乎都可以歸因于生產率的差別。所謂生產率,就是每單位勞動投入所生產的物品與服務數量。
在生產率高的國家,大多數人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在生產率低的國家,大多數人就不得不忍受貧困的生活。同樣,一國生產率的增長率決定了它平均收入的增長率。
生產率與生活水平之間的關系對于公共政策也有深遠的含義。在考慮一項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是要分析這項政策如何影響我們生產物品與服務的能力。為了提高生活水平,決策者需要通過讓工人受到良好的培訓、擁有生產物品與服務需要的工具以及獲取最好的技術來提高生產率。
原理九:當政府發行了過多貨幣時,物價上升
通貨膨脹是指經濟中物價總水平的上升。歷史上嚴重或持續的通貨膨脹,幾乎都與貨幣量增長有關。當一國政府發行了大量本國貨幣時,貨幣的價值就會下降,物價就會上升。
20世紀20年代初的德國是最極端的例子:貨幣量劇增,物價也隨之飛漲。美國經濟史也說明了類似問題:20世紀7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與貨幣量迅速增長有關,而80年代較低的通貨膨脹則與貨幣量增長放緩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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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解釋持續的物價上漲時,貨幣供給是關鍵變量。保持低通貨膨脹,也就成為各國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
原理十:社會面臨通貨膨脹
與失業之間的短期權衡取舍
在長期中,物價水平上升主要是貨幣量增加的結果;但在短期中,情況更復雜。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貨幣量增加會提高社會總支出,從而增加對物品與服務的需求。
需求增加會促使企業提高產量、雇用更多工人,因此失業會下降;與此同時,價格也會上升。由此形成整個經濟中的一種短期權衡取舍:通貨膨脹與失業在短期內往往朝相反方向變化。
這種關系在分析經濟周期時十分關鍵。決策者可以通過改變政府支出、稅收和貨幣發行量來影響總需求,從而影響短期中通貨膨脹和失業的組合。但這些政策工具如何使用,也一直是最有爭議的宏觀經濟問題之一。
來源:《經濟學原理》
作者:曼昆
轉載自北京大學出版社微信公眾號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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