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71歲生日邀請陳永貴參加，席間囑咐了他幾句話，引人深思

1964年底，北京人民大會堂辦了一場特別的壽宴。請客的是毛主席，掏的是自己的稿費，請來的客人沒有一位自家子女，全是來自一線的工人、農民和科學家。大寨的陳永貴坐在毛主席身邊，誰也沒想到，幾句看似平常的叮囑，整整影響了他一輩子。

很多人對陳永貴的印象，離不開“農業學大寨”這幾個字，其實早年間他就是大寨山溝里一個認不了幾個字的莊稼漢，天天泡在地里，穿的衣服補了又補。1952年他當上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那時候的大寨真叫一個窮，七百多畝地全散在溝溝坎坎，碎得像摔碎的瓷碗片。風調雨順的好年景，畝產也就兩百來斤糧食，剛夠糊口，遇上災年顆粒無收都是常事，村里人不少靠救濟糧過日子，飽一頓餓一頓是常態。

陳永貴看不下去鄉親們一直過苦日子，領著大伙辦合作社，自己先把家里最好的牲口、工具拿出來，天天在地頭忙活，比誰都早出晚歸。那年秋天，合作社的田扛住了幾場暴雨，收成真的比各家單干多出不少。鄉親們看著糧囤里實實在在的糧食，慢慢放下了顧慮，越來越多人主動入社，大寨的日子終于慢慢有了起色。到1963年，大寨剛攢出點模樣，一場特大暴雨澆碎了一切。

那場山洪來得太兇，房屋塌了，梯田沖了，大寨七成以上的村民家園被毀，眼前全是狼藉。不少社員心里發慌，有的等著國家發救濟，有的盤算著外出謀生。陳永貴站出來，話不多卻戳人心，說咱們人一個沒少，人在就是勝利，地沖了能修，房沖了能蓋，最怕的是心垮了。最后全村定下規矩，不要救濟、不要補助、不要特殊照顧，該給國家的公糧一粒都不能少。

陳永貴領著大伙沒日沒夜干，修梯田、壘地堰、挖排洪溝，地里的燈常常亮到深夜。沒想到當年糧食不僅沒減產，平均畝產還拿到了七百多斤，總產超過二十萬斤，這個成績在當時的黃土高原，絕對是響當當的硬成績。山西省委發起了學習大寨的號召，《人民日報》也發了通訊報道大寨的路子，陳永貴和大寨一下子走到了全國人民面前，也進到了毛主席的視野里。

1964年毛主席南下視察，特意叫山西省委負責人到專列匯報，問起陳永貴的情況，還親手寫下了“陳永貴”三個字，把這個名字牢牢記在了心里。沒過多久，全國三屆人大在北京召開，正好趕上毛主席71歲生日，毛主席提出要請一線代表吃頓飯，自己掏稿費，自家孩子都不夠資格，陳永貴就在受邀名單里。

他被安排在毛主席身邊就坐，毛主席笑著跟他拉家常，問他歲數，陳永貴說自己五十了，毛主席開玩笑說五十而知天命。緊接著話鋒一轉，就說出了那句讓陳永貴記了一輩子的叮囑，說你們這些先進典型，千萬不要翹尾巴，一輩子都不能翹尾巴，要夾著尾巴做人。這話是說給所有在座代表聽的，可陳永貴把這句話刻進了骨子里，從來沒忘。

后來1975年陳永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負責全國農業工作，換做別人可能早就開心得不行，他反倒先找到周總理說，我文化水平不高，怕干不好這個活。周總理勸他，有基層實踐經驗，正是國家需要的人，他才答應下來，還提了一個沒人能想到的要求。他不轉北京戶口，不領國家正式工資，還保留大寨社員的身份，拿大寨的工分，就怕自己離了土地，跟群眾生分了。

那時候大寨一天工分折合一塊五毛錢，這點錢要養活一家五口，還要供孩子讀書，日子緊得連件像樣的新衣服都舍不得買。后來地方和國家給他發了補助，他立馬把大寨的工分退了，半分便宜都不肯占。到北京之后，他還是改不了莊稼人的習慣，早起打掃院子，看到沒人的房間亮著燈，順手就關掉，警衛員和服務員都不好意思讓他動手，他自己反倒覺得不自在。

想來想去，他給毛主席寫了封信，說長時間待在北京脫離實際，干不好工作，想把一年時間分成三份，三分之一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回大寨勞動，三分之一到各地農村調研。這個想法毛主席很認可，很快就批了同意，還夸他想得周到。從那之后，陳永貴就來回在北京、大寨和全國各地農村跑，一直到1980年辭去職務，從來沒丟過勞動人民的本色。

他總說大寨是自己的根，走得再遠也不能忘本，很早就跟身邊人說，以后去世了，就把我葬在虎頭山，我要看著大寨。1985年他體檢查出肺癌，醫生說積極治療還有希望，他直接拒絕了，說不想占國家的醫療資源，不想給組織添麻煩。他存折里一共有八千三百多塊存款，一開始說要全部交黨費，老伴提醒他小兒子還沒上大學，得留一點學費。

陳永貴沉默了很久，最后決定拿出一半存款交黨費，一半留給孩子當學費，既不虧了黨性，也對得起家里人。1986年陳永貴在北京病逝，彌留之際他抓著老伴的手，聲音不大卻很清楚，說我不枉活這一世，沒給毛主席丟臉。后來他的骨灰運回大寨，葬在了虎頭山上，兌現了自己落葉歸根的諾言。

他一輩子沒給子女留下多少家產，小兒子考上大學的時候，最窮身上只有三毛五分錢，只能邊打工邊湊學費讀書?？伤艚o后代和世人的東西，比多少錢都金貴，那就是一輩子不忘本，不翹尾巴的底氣。放到現在來看，這份說到做到的堅持，也照樣能打動人，不是嗎。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 追憶陳永貴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