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秀山｜“書”的生命與“讀書——寫書”

葉秀山

“書”的生命與“讀書——寫書”

題記：我于1956年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即后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這是一個“讀書——寫書”的地方。盡管其間有很長時間不能讀和寫，但即使在那段時間，也還是偷偷地讀一點書，寫點心得筆記，被同事們發現但無人告發，可見“書”在我們這批人心中的地位。

我于1956年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即后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這是一個“讀書——寫書”的地方。盡管其間有很長時間不能讀和寫，但即使在那段時間，也還是偷偷地讀一點書，寫點心得筆記，被同事們發現但無人告發，可見“書”在我們這批人心中的地位。

念了將近一輩子書了，關于“讀書——寫書”能說些什么？書“浩如煙海”，“書到用時方恨少”，古人已有明訓，教導人們“讀書不可懈怠”，我也以此策勵自己。但是，我們不宜停留在對“書”的望洋興嘆上：不能因其“不可窮盡”就望而卻步，也不能因此致力于“皓首窮經”，止于當一部“活字典”。前者過于“懶惰”，后者過于“勤奮”。二者受到批評的程度雖不同，其根源卻一樣：一是知其“不可窮盡”而“不為”，一是“知其不可為”而“為”。兩種態度都有一些辯解之道。“懶惰”固然不好，但“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是一解；“勤奮”總是好事，而不得其法，也會事倍功半。然則，這個“法”怎樣講？“讀書”并無“定法”，隨專業、個人習性等因素而“異”。這話似乎很空洞，但深究起來，卻很實在。

有各種各樣的專業書，在一個專業中也有不同用處的書，不可一概而論。我側重讀哲學書。按我的讀書經驗，覺得那些大哲學家寫的“書”，都是有“生命”的，是“活”的。寫書的“哲學家”“死了”，他們的“書”還“活著”。所謂“活著”，就是它還保留著“自己”的“發言權”。當然，“讀者”有“自己”的“解釋權”，但凡哲學大家們的“書”，你不能任意地“曲解”它，我們作為“讀者”還得“老老實實”地跟著它的“思路”去“讀”，去“想”；你另起爐灶，那是你的，你想得好壞，跟它就沒有關系。如果脫離開“前人”的“思考”成果“自己”“想”，我敢斷定，八成是相當混亂，或者相當落后的。所以，哲學固然是一門創造性的學問，同樣不能排斥“學習”，同樣要“讀書”。

在此，我還想說一層意思：“書”既然是有“生命”的，我們“讀書”，猶如和一個“活人”打交道，“讀書”如“交友”。“交友”又有幾層意思：一是在廣泛交往中，自然會有一些“好朋友”，一些“摯友”。在學問的大道上發現“摯友”，頗為重要。我做哲學，得力于讀德國古典哲學的書，從康德到黑格爾，是我經常請教的“朋友”，真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二是這些“朋友”絕大多數是古人，我和他們交朋友，他們永遠是我的“老大哥”，我總是“小弟弟”，我們總是“忘年交”。這樣，就引出第三層意思——為什么我要翻來覆去讀他們的書？正是因為我和他們“年齡”差距的漸漸“縮短”，總會有更新的理解。

我曾經私下跟學生說，“讀書”與其“讀早了”，不如“讀巧了”。有些書，早年讀了，等于沒有讀，當然知道一些人名、書名，大概的目錄章節，算是有一點“知識”，至于它們到底說些“什么”，則茫然不知所以。我不足20歲讀康德，康德已經作古多年，不會“照顧”我這個“小弟弟”，即使真的活著，大概也不能“照顧”我，因為他的學問，本不是我的智力水平所能窺視一二的，怪不得當年我的導師也不能讓我弄懂康德，那是我自己的問題。到哲學所以后，仍然讀康德的書，一直讀到改革開放以后，才漸漸覺得有點“朋友”的意思了，他說的話，我大體懂了，而如果真的“懂了”，我自己的意思，也就出來了。

“讀早了不如讀巧了”的體會，還可以讀尼采的書為例。我當然很早就知道尼采是個怪怪的大人物，也念過一些他的英文選本，不得要領，還硬要妄加評論，說他有這樣的怪思想，以“自殺”告終也就不奇怪了，等等。前幾年認真讀他的書，發現他的思想還是很有理路的，你可以不同意，但不可以“怪誕”一言以貶之。以交友論，大有“相見恨晚”的感慨，轉念倒退30年，即使把他的書讀個十幾二十遍，可能同樣會“失之交臂”。于是，對于一些大哲學家的書，唯有“經常”讀，才能避免“失之交臂”之憾。有些書，讀不懂，放兩年再讀，不定什么時候，你就可能讀懂了。

那么，又是什么“書”值得你翻來覆去地“讀”，以求不失之交臂呢？過去我說，那只能“相信”別人的“推薦”，包括“哲學史書”的推薦。交友靠自己，也靠別人的“介紹”。這里，我再說一層意思：什么叫“好書”？我說，能“產生”“另一本書”的，也許就叫“好書”。我們說，“書”是有“生命”的，“書”可以“生”“書”，凡能夠——有能力“生產”“書”的，大概就可以說是“好書”、“有價值的書”；不能——沒有能力“生產”“另一本書”的“書”，是為“無能力”，讀不讀都不重要。實際上，我們一生所讀之書，有相當一部分是屬于“無能力”的書。到了一定年齡以后就要特別慎重，對于那些“無生產能力”之書應該盡量少讀。

當然，“書”不能自己“生”“書”，一本“書”要靠“人——讀者”來“生產”“另一本書”，蘇格拉底遂有“助產婆”之說。“人”通過“寫”“生產”“另一本書”。“寫書”乃是“讀書”之“自然”“結果”，猶如“花”后的“果實”一樣。古人有“述而不作”之說，著意在于領會、闡述“經典”之意義，但如果作“不寫作”講，竊以為不足為訓。我的老師輩中，不乏滿腹經綸、學問淵博之士，但他們中也有一些人很少“寫書”，為后世留下不小的遺憾。他們只“開花”，不“結果”，他們的學問思想，因沒有“后代”而“消失”，留下一些“名字”，徒增后人之惆悵，小說家固可借此敷衍成篇，于學問則無所增益。所以，我還是主張不僅要“讀書”，還要“寫書”，當好這個“助產婆”。尤其對于專業的學者而言，更是如此。

“讀書”和“寫書”相輔相成，就耗費時間來說，“讀書”是主要的：我們大部分時間還是用來“讀書”，然后才是“寫書”。不“讀書”專事“寫書”的，如今也很流行。或謂天下“第一本書”似乎應是“不讀書”“光寫書”“產生”出來的。其實，即使在狹義文字產生之前，人們——有頭腦的人們也還是“讀”的，他們那是“讀”“天”，“讀”“地”，“讀”“日月山川”，“讀”“他者——他人”，“讀”“無字書”，如果真有“第一本書”的話，那也是“讀”出來的。

我們平時把“讀書”也說成“看書”，這里的“看”并非光用“視覺”，光看印刷或手寫的“字”，不叫“讀書”。“讀”從“言”，古人“讀書”常常為“朗讀”。“讀書”是把“他人——作者”的“話”由“我”“朗讀”出來“聽”，是“聽”“他人”的“話”。現在的書意思復雜，“話”太多，“朗讀”不便，于是“默讀”成為主要的，便于領會“意思”，而“意思”和“思想——心思”相通，“默讀——看”更易于“心心相印”。但其基礎仍在“聽”“話”，“言”為“心聲”。

于是，“讀書——寫書”無非是“聽、說、讀、寫”，“讀——寫”是“聽——說”的深化發展，看上去不那么直接，但擺脫當下的“直接性”，則更加“深入”，也更加“自由”。通過深入“讀”，進入“寫”，其“結果”則是“另一本書”，“不同于”“所讀之書”，是一本“創造性”的“書”，但又是有根有據的，有傳授、有承續的，不是憑空杜撰的“書”。

我們做人文科學的，特別是做哲學的，主要的“存在方式——存在形式”就“在”“讀書——寫書”，是嚴格意義上的“書生”，為“讀書——寫書”而“生”。就這個意義而言，你說他是“書呆子”也可以。但“書”畢竟是一個“形式”，一個“存在形式”，至于它的“內容”，則是一點也不“呆”的。沒有人膽敢把思考宇宙、社會、人生“意義”的人，稱作“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