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主要矛盾是群眾認知停留在較低水平與騙子騙術不斷升級的矛盾

新中國成立以來，官方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定性，經歷了一次轉換。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將當時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定性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是基于當時特殊時期剛剛過去，群眾物質生活處于較低水平，亟需轉變觀念，抓經濟促生產改善民生等方面的需要，而作出的權威論斷。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到了2017年，脫貧攻堅基本完成，物質極大豐富，“吃飽穿暖”問題總體解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重要轉變。十九大作出重大政治論斷，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

上述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都是從很高層面，站在社會發展全局高度，綜覽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和環節后作出的綜合判斷。既立足當前，符合國情實際；又著眼長遠，具有時代引領作用。

回歸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從“油鹽醬醋”的角度看，我們整天面對和亟需解決的矛盾，我戲稱為“民間矛盾”。我認為，當前民間的主要矛盾是老百姓的認知停留在較低水平與騙子騙術不斷升級的矛盾。

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充斥著各色各樣的騙子。以致于造成阻礙發展的兩個根本性重大問題：一個是腳踏實地干的，不如巧言令色騙的；另一個是騙子太多，傻子都不夠用了。

記得前段時間，有律師到銀行取錢，對銀行為防詐騙而設置的繁瑣程序提出不滿。發到網上，傳播很廣。同時，我也看到，現在公安戰線的同志一般都不發朋友圈。如果要發，就是宣傳反詐。這應該是有發朋友圈的任務要求。

體制內的信息量永遠要比體制外的大；而且不是大一點，而是大很多。抱怨取錢程序繁瑣，是真沒去了解，現在電信詐騙、網絡詐騙、新型詐騙有多猖獗。也不清楚，有些受害群眾在給騙子轉錢的時候，有多執拗多執迷不悟。更沒搞懂，一旦給騙子轉賬成功，再想追回，難于登天。

記得早在十年前，人民銀行就聯合執法部門出臺規定，在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查封、扣押、凍結程序外，又專門增加了一個“緊急止付”手段。實際就是：在錢轉出去以后，一旦發現上當受騙，可以不經立案程序，先緊急凍結，防止騙子“天女散花”式的把錢“化整為零”轉移境外，造成追贓挽損的實質障礙。剛開始研究這一規定時，各部門是有不同意見的。比如，我在會上就提出：緊急止付，類似于刑訴法規定的凍結，凍結需在立案后，如不立案即可緊急凍結，一方面與刑訴法的顯性規定不大一致，另一方面也可能限制市場交易和市場活力。

后來，上述規定還是出臺了，同時也增加了一些反向制約規定。比如：緊急止付后，必須及時報案，否則限期自動解除等。

這種針對實踐情況的規定，這種著眼實際而由立法對部門規章、司法解釋作出的讓步，很有必要，也極具價值。法，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特別是在當前社會條件下。

與騙子騙術不斷升級相反的，是群眾認知水平還停留在較低水平。對行動，不看療效，只看廣告；對產品，不看內容，只看包裝；對新業態，不看外部世界，只看能否嘴上“遙遙領先”。甚至對治病，不看病情，只看承諾；對家庭，不看感情和責任，只看甜言蜜語。如此等等，花樣繁多。

這種認知，實際都是“迷”和“信”在生活各領域的體現。“他說能徒手治癌癥。”“這多好！比求醫問藥好多了！”你信了，然后你上當了。“他說，遙遙領先！遙遙領先！遙遙領先于同行。”你買了。實際上他嘴里的同行，是那些已經倒閉了的同行。你又上當了。“他說，年化百分之二十，保本保利。”你把錢轉去了，你還上當了。“他還說，能夠操作整個司法過程，包打一切。”你繼續上當。

“天天上一當，當當不一樣。”

所有吃虧上當，都源自于對客觀規律的無視和對目標不切實際的幻想。

什么事，都是有客觀規律制約著的。超越規律的事，不敢說決對沒有，但發生的概率不足萬分之一甚至億分之一。

就像有些癌癥，不治療，游山玩水就好了。也像馬斯克在高科技領域的貢獻，已經類似于“怪胎”和“外星人”。還像確實有豬站在風口飛了起來，掙了大錢的情況。

但這個萬分之一，億分之一的比例，不會發生在你身上。因為，我們決大多數，都是凡人和正常人。靠平凡和正常才活到今天，同樣也是因為平凡和正常，才會遇到今天的困難。三十年五十年的歷史，你沒有被例外過。憑什么在今天的大事面前，你被例外了？

不顧規律是“迷”，對騙子的過高期待是“信”。當前群眾的認知，還停留在“迷”和“信”的較低水平。

所以，我說，當前我國民間的主要矛盾，是群眾認知停留在較低水平與騙子騙術不斷升級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