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和平滲透在中東輸出革命，與美國人顏色革命比，伊朗效果如何？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輸出革命的另一種方式是和平手段(非強制手段)，包括自身示范建設、宣傳鼓動和支持解放運動。與暴力手段相比，選擇以和平手段輸出革命在伊朗的理論和實踐上更少神秘性，也更清楚。

第一，自身示范建設。

伊斯蘭共和國之初，許多重要領導人都主張在伊朗建立一個“模范社會”。他們的邏輯是，革命并非可以輸出或輸人的日用品，主張將伊朗社會建為一個他人仿效的榜樣。至少在一段時間里，伊朗國內似乎普遍同意通過自身示范建設來輸出革命。

拉賈伊說:“當我們在伊朗實現革命理想時，革命將會自動成為一個榜樣。”當被問及輸出革命問題時，貝赫什提回答道:“我們的目標是......建設一個我們的鄰國注目的美好社會。這將造成輸出革命。”

在伊朗領導人看來，伊斯蘭革命是真主意志的體現，如果伊斯蘭共和國能夠完全實施沙里亞，實現自身的徹底伊斯蘭化，就是真正貫徹了真主的旨意，達成了穆斯林心目中的理想，從而為伊斯蘭世界樹立了一個榜樣，為各國穆斯林指明了前進的道路。

對此，蒙塔澤里曾有過詳細闡釋：

“輸出革命問題并非武裝干涉的事情。其目標更是，如果我們在伊斯蘭的基礎上建設我們的國家，如果我們將先知和不謬伊瑪目的傳統作為我們的典范，如果我們貫徹伊斯蘭所強調的目標、理想和價值，那么靠這種事實的力量，我們的國家和革命就將成為其他被剝奪國家、那些被壓迫并隸屬于超級大國的國家的榜樣。它們為了將自己從撒旦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就會選擇我們的道路。”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及革命后的伊斯蘭化，不僅是原教旨主義者要在伊朗國內建立法基赫監護的理想模式，也是為了輸出革命的一種努力。

當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勝利確實震動了整個世界，點燃了許多穆斯林的希望之燈。

從北非到東南亞，許多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領導人派出代表，成群結隊地來到德黑蘭向霍梅尼表示祝賀。阿拉法特是首批親自帶領外交代表團到德黑蘭的穆斯林領袖之一，他在德黑蘭原來以色列使團駐地開設了一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辦公室。在很多伊斯蘭國家尤其是海灣國家，一直處在遜尼派統治之下、處于少數派地位的什葉派穆斯林，受到伊朗革命成功的巨大鼓舞，更大膽地宣示自己的宗派身份和政治信念，以實際行動表達對現實的怨憤和對政府的不滿，因而在一些伊斯蘭國家出現了一波什葉派信徒抗議、示威、騷亂、暴動的高潮。

當然，遜尼派原教旨主義運動也同樣從伊朗的成功中看到了希望，汲取了力量。因此，可以說，伊朗革命本身的示范效應是比較明顯的。

后來，伊斯蘭共和國曾經一度偏離了這種和平的示范之路，轉而尋求激進的輸出革命途徑，試圖推動伊朗模式在伊斯蘭世界的快速成長。

然而，這種努力并未取得明顯的效果，尤其是曠日持久的兩伊戰爭給共和國帶來了慘重損失，甚至開始威脅伊朗這個革命基地自身的穩定。因此，戰爭結束后，配合國內的社會和經濟重建，通過自身示范建設來輸出革命這種和平手段再次得到重視。拉夫桑賈尼曾經表示，世界可能認為“我們想通過戰爭和軍事行動侵略他國來輸出革命”，但是，“如果在目前(戰后)條件下，我們設法創立一個可以接受的社會典范，建立一種合適的發展、進步、演變的模式和恰當的世界伊斯蘭準則，那么我們就將達到世界恐懼的目標，那就是輸出伊斯蘭革命。”

在另一個場合他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說，白宮“過去常常認為伊斯蘭革命試圖通過征服來輸出自己”，“這讓我們的鄰居感到擔憂。(但)現在他們知道，如果我們聲稱輸出我們的革命，我們是想向世界提供思想、觀念和古蘭經的道路。在8年戰爭之后，我們更堅定、更堅決，對于和革命有關的理想與精神也更富經驗。”

第二，宣傳鼓動。

霍梅尼曾經提出:“宣傳問題應該是最優先的；人們可以說宣傳統治世界。能在伊朗完成革命并將其輸出到其他地方的最好的策略是完美的宣傳。不要夸大任何事情。我們的產品無需任何夸大。”

顯然，在伊朗領導人的言論中，宣傳一直被強調為輸出革命的主要手段。為了落實這一點，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了一系列機構來傳播伊斯蘭革命思想，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斯蘭宣傳組織、庫姆的胡賈提耶宗教學校、安迪什基金會、法拉比基金會。伊斯蘭宣傳組織成立于1981年，主要任務是“輸出革命文化”，它在1987年年度報告中提出：“輸出革命是社團領導人(伊瑪目霍梅尼)和伊斯蘭共和國的目標之一，這一神圣的活動既不能用劍也不能以武器來完成，而是使用筆、語言、宣傳和藝術的手段。”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該組織用阿拉伯語、英語、法語、德語、土耳其語、烏爾都語、庫爾德語、北印度語及其他一些語言出版系列書籍。它還出版《團結》季刊，該刊以英語、阿拉伯語、烏爾都語和北印度語等各種語言發行，介紹伊斯蘭的基本信條，強調維護穆斯林團結。該組織也制作各種主題的電影和錄像，并參加世界各地的研討會、會議及其他集會。它每年在革命周年紀念期間(2月)舉辦一次研討伊斯蘭問題及穆斯林世界重大問題的國際會議。

胡賈提耶宗教學校最初是由庫姆的著名宗教領導人阿亞圖拉胡賈特創建的私立宗教學校，革命后，蒙塔澤里將其轉變為一所國際宗教學校。該學校從其他國家和宗教學校招收學生，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國家。

學校的目標是通過教育訓練來輸出革命，它雖然開設什葉派和遜尼派法學各種學派思想的學習課程，但主要教授伊朗的革命神學理論。

安迪什基金會是一個由伊斯蘭指導部資助的機構，其主要目標是通過出版書籍雜志來傳播伊斯蘭。該基金會以8種語言(包括日語)出版10種刊物，并發行到世界140多個國家。

法拉比基金會是一個從事電影制作的半私有的機構。在談到該基金會的目標時，其領導人指出:“基金會想制作好電影并增強伊朗的電影工業。”

然而，實際上該基金會是要通過制作電影來宣傳伊斯蘭價值觀和革命思想。

伊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途徑來宣傳自己的革命。例如，霍梅尼曾經鼓勵出國旅行的學生要以自己的言行來輸出革命：“你們的行為、你們的行動、你們的舉止都將是一種榜樣，通過你們伊斯蘭共和國將會到達其他地方，真主保佑。”

當然，宣傳輸出革命也是外交官們的特別職責，霍梅尼曾經要求伊朗駐外大使和代辦們：“只有當伊斯蘭和伊斯蘭道德規范在那些國家成長起來時，我們才是輸出了伊斯蘭。這是你們的責任，這是你們必須完成的任務......這是必須做的。”

用外交部長維拉亞提的話來說：“我們將繼續輸出革命，但是以文化的方式。西方國家也在做著這樣的事情。在大眾傳媒和外國學生留學大學的幫助下，它們輸出它們的文化、它們的思想方式、它們的價值觀。”

伊朗還經常組織、舉辦國際會議，利用外國宗教領導人和伊斯蘭學者來輸出其革命。1983年5月，500名外國烏里瑪齊聚德黑蘭開會，霍梅尼告訴他們：“你們應該討論伊朗的形勢。你們應該號召人民像伊朗一樣起來革命。”

1989年1月，1000多名伊斯蘭學者在伊朗參加了一個伊斯蘭宣傳會議，分析“各種交流方法、反駁西方宣傳的方式以及傳播伊斯蘭信息。”出席這次會議的學者來自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印度、菲律賓、埃及、土耳其、中國香港、英國、法國、瑞士、塞內加爾和圭亞那等國家和地區。

第三，對國外民族解放運動和激進伊斯蘭組織的支持。

支持解放運動是伊朗領導人最青睞的輸出革命方式之一。例如，蒙塔澤里堅持伊朗革命“沒有限制、沒有邊界”，因此，“我想說，我們必須作出一些安排，以便伊斯蘭世界和所有受害和被壓迫人民能夠以某種方式與這一偉大運動的中心建立聯系，這一運動已經打破了目前的世界平衡。他們應該得到意識形態和伊斯蘭思想的幫助。最終，革命和領導權必將從國家和政府有限規則的框架內分離出來。”

伊斯蘭共和國內政部長穆赫塔希米也贊成這種方式：

“我們從事的不是一場孤立的革命，不要被束縛在我們的邊界以內。我們支持其他國家的其他伊斯蘭運動。這些運動包括阿富汗圣戰者、伊拉克人、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我們認為有責任支持這些運動。”

伊斯蘭共和國對穆斯林世界解放運動的支持在黎巴嫩最為明顯。從1982年開始，為了提高在什葉派中的影響及傳播伊斯蘭革命，伊朗已經向黎巴嫩傾注了大量金錢，總數可能至少在5億美元。這些資金被用于武裝并支持真主黨以及開設一系列社會服務項目，包括醫院、學校和衛生服務。

伊朗對真主黨的金錢援助平均約為每月1000萬美元，兩伊戰爭結束后，有報道顯示已經降為每月100萬美元。然而，1989年11月從伊朗訪問回來后，真主黨領導人法德拉拉赫表示，伊朗將會繼續向真主黨提供慷慨的援助。

伊朗對黎巴嫩什葉派解放運動支持的范圍很廣。1988年11月吉哈德建筑公司宣布正籌措資金在一些黎巴嫩村莊修建400所住房，該公司還將在這些村莊修建或修復學校、掩體、診所和給水系統。伊斯蘭衛生委員會已經在貝卡谷地組織了一個民間防衛和急救系統。

伊朗資助的伊瑪目委員會在1988年秋天放出了總額2500萬黎巴嫩鎊的貸款。總計6255000黎巴嫩鎊的64筆貸款用于婚嫁，總計4875500黎巴嫩鎊的18筆貸款用于學校開支，總計14131500黎巴嫩鎊的72筆貸款用于一些小的商業投機。從基金建立以來，該委員會已經提供了總計50194525黎巴嫩鎊的846筆貸款。

作為戰后以來中東的焦點，巴勒斯坦問題自然引起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關注。在巴以沖突中，伊朗積極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

在巴列維時代，作為美國的盟友，伊朗是中東地區同以色列保持密切合作關系的唯一伊斯蘭國家。霍梅尼曾經強烈譴責以色列在伊朗的滲透，并將其看作是美國勢力在伊朗的擴大。巴勒斯坦人視巴列維的伊朗為仇敵，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曾經參與反對巴列維政權的活動，包括幫助訓練伊朗革命者從事城市游擊戰。對巴解組織而言，巴列維王朝的垮臺意味著死敵以色列少了一個幫兇，而霍梅尼也強烈敵視以色列，一再聲稱解放巴勒斯坦是伊斯蘭革命的一個重要目標，雙方的合作是很自然的。

1979年2月17日，阿拉法特訪問伊朗，并同霍梅尼、巴札爾甘等伊朗領導人會晤。

他說：“他們給予過我們，我們也曾幫助過他們。然而，我們將永遠無法回報伊朗人民給予我們的幫助。我們站在這兒已經足夠說明一切。這場革命已經在這個地區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他稱伊朗是他的第二“故鄉”，歡呼伊朗與巴勒斯坦革命的“共同目標”，伊朗的今天就是巴勒斯坦的明天。

阿拉法特的講話證明了巴解組織與伊朗革命者之間的聯系，暗示巴勒斯坦人曾經幫助過伊朗革命，現在希望能夠有所回報。雙方會晤的第二天，伊朗就斷絕了與以色列的外交關系并召回駐以使節，而且特意在以色列使團原駐地安排設立巴解辦事處。

然而，巴解與伊朗之間的友好是短暫的，成為了兩伊戰爭的犧牲品。這場戰爭將巴解置于一種兩難境地，伊朗拒絕停戰更加劇了巴解的反感，認為兩伊戰爭轉移了對以色列斗爭的視線。

阿拉法特試圖在兩伊之間調和，但最終失去伊朗的信任。

到1983年，雙方關系已經非常緊張，阿拉法特的首席代表甚至在巴黎秘密會晤了流亡的伊朗人民圣戰者領袖拉賈維。當然，伊朗一般還是將巴解與阿拉法特區別開來，在抨擊阿拉法特的同時，他們還是允許巴解組織在德黑蘭保留代辦處，并設立“巴勒斯坦節”，組織示威游行以支持巴勒斯坦事業。

巴解與伊朗雙方關系的疏遠更在于觀點、路線的不同。阿拉法特更傾向于溫和的民族主義路線，而伊朗則希望巴解遵循伊朗伊斯蘭模式的“巴勒斯坦革命”。

對于巴勒斯坦問題，拉夫桑賈尼對巴勒斯坦人提出：

“回去，用武力奪回土地，說我們的政府就建在這兒。”甚至相對溫和的外長維拉亞提也認為，“對以色列不能只采取政治行動，所有穆斯林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應該實行武裝斗爭。”

早在1979年12月，蒙塔澤里的兒子穆罕默德就已經帶領200~300名志愿者前往敘利亞，準備從那兒進入南黎巴嫩參加“巴勒斯坦兄弟”對以色列的斗爭。他們隨后被帶到大馬士革附近的法塔赫軍事營地，但后來在黎巴嫩政府的抗議下，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保證不允許他們進入黎巴嫩。

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似乎給了伊朗一個極好的機會，發動一場對以色列的圣戰。

很快，就有一個伊朗高級軍政代表團訪問大馬士革，為發動“對猶太復國主義敵人的宗教戰爭”作準備。維拉亞提聲稱：“是的，我們宣布準備開始對以色列的戰斗。......當然，(對以宣戰)的后果之一可能是以色列將攻擊伊斯蘭共和國。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與以色列戰斗。”

實際上，早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前一年，伊朗已經宣布要對以色列發動一場“志愿戰爭”。按照1981年6月8日伊朗議會發言人的說法，這是由最高國防委員會和革命衛隊聯合作出的決定，其出發點在于“世界伊斯蘭革命”。隨后，伊朗政府公開了在世界范圍內建立“伊斯蘭陣線”的計劃，宣稱“反對帝國主義的戰斗將在全球各地展開。”

在與巴解的關系難以協調后，伊朗主要支持被占領土上的各種激進的伊斯蘭吉哈德組織。從1979年起加沙就開始出現伊斯蘭吉哈德組織，他們對伊朗革命深為景仰。

吉哈德的發言人之一艾哈邁德·薩迪奇相信，安拉的信仰在伊朗的勝利已經使阿拉伯國家認識到，伊斯蘭是與以色列斗爭的正確道路。奧德赫則認為，霍梅尼的崛起是“實現伊斯蘭覺醒和統一伊斯蘭民族的一次重要而認真的嘗試”，伊朗是唯一真正致力于巴勒斯坦事業的國家。

在伊斯蘭吉哈德等原教旨主義者看來，霍梅尼政權有義務幫助被占領土上的穆斯林組成所謂的“耶路撒冷軍”，以開展一場“大眾伊斯蘭解放戰爭”。而革命的伊朗也確實在履行這樣的義務。霍梅尼曾經發布一道法特瓦，提出要徹底根除猶太復國主義。霍梅尼政權削減了對以色列的石油份額，從德黑蘭驅逐以色列外交官，向巴勒斯坦各抵抗組織提供活動營地。

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的各種激進組織中，后來居上的是哈馬斯。1987年11月起，加沙和約旦河西岸被占領土的巴勒斯坦人開始反以武裝起義活動。1988年8月，亞辛建立了“伊斯蘭抵抗運動”(即“哈馬斯”)，領導反對以色列的起義，并向巴解組織發起挑戰。巴解組織已經接受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事實，并宣布不再以武裝斗爭作為實現民族解放的途徑，但哈馬斯堅持整個巴勒斯坦都是伊斯蘭的土地，必須使用一切手段將其從猶太人手中解放。

哈馬斯的成立及其立場引起了伊朗的重視，成為伊朗在巴勒斯坦最好的立足點。從1990年開始(或許更早)，伊朗向哈馬斯提供財政援助，3年內達到5000萬美元。伊朗為哈馬斯提供武器和金錢，并向哈馬斯武裝人員開放訓練營。“冷戰”結束后，伊朗與哈馬斯結成了直接的同盟關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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