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中國人口出生率進入負增長，這決不是三瓜兩棗的補貼能改變的。實際上，全球發達國家都經歷了低生育率陷阱，它不是結構性問題，是生存密度的法則——生存密度、效率與資源的再平衡。
這會讓我們想到馬爾薩斯，人口不會無休止地膨脹，山頂洞承載不了72億人，而全球經濟進入滯脹期時，說明現代人的“山頂洞”空間也已經飽和了，也就是說出生率周期性下降具有必然性，而反脆弱恰好不是強拉GDP。
我們很可能要換一個角度，重新審視米塞斯的觀點：決定市場繁榮的是資本。
這部分地是說，決定GDP繼續高增長的并不是人口，而是單位資本的密度。
硅谷的吳軍舉了兩個例子，韓國與臺灣，在出生率下降時如何實現經濟的高增長。
1997年金融危機，韓國的出生率下降，金大中上臺做了一件事，全面開放外資市場，實現了1960-1990年長期兩位數的高增長；臺灣也是同樣的過程，人口出生率下降很早，開放自由市場也很早，它的奇跡期在1960-1980年，之后隨人口見頂而減速，也是靠開放與外資穩定了中高速增長，人均GDP現在是內地的2.5倍。
這兩個國家的反脆弱，與其說是靠人口政策，不如說是靠自由市場對資本的吸附力。
中國難道沒有開放市場嗎？
也打開了，不但打開了，還給予部分領域外資進入后100%的控股權，但效果不理想，為什么？因為少了一個關鍵詞：市場自由。
真正的開放不是打開門歡迎你進來，而是市場的自由。有多少行業可以準入，外匯管制是否可以取消，國內是否存在行業的超級壟斷，是否受到地緣經濟的終極制約，是否存有經濟特權和軟預算約束，沒有市場環境自由的土壤，就沒有資本的洼地，不但外資不會涌入，國內自身蘊藏的巨大的民間資本，也不會涌入市場。1997年金融危機前，韓國是一個典型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大財閥、政府指令貸款、外資準入嚴格。危機暴露了這個模式的致命缺陷：大企業平均負債率高達450%，銀行不良資產率飆升至22%，短期外債堆積如山。
金大中所做的，是讓市場越來越自由，而不僅僅是敞開了大門，首先是金融去管制，關閉14家問題銀行中的5家，政府退出銀行經營，允許外資并購韓國銀行（如外換銀行、第一銀行被外資收購），取消外資持股上限，銀行必須獨立。這種自由度完全不適用中國。
那么，中國怎么辦？
只有創新突圍，AI將是指數級的發展，用馬斯克的話來說，人類創造財富的成本微乎其微，缺的不是人口，雖然他本人創造生命的能力也很強大。
人口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市場，因為推動AI主導的后工業時代，最終比的是資本，資本永遠流向自由的洼地。
現在的局面是，大國的AI人才正在為資本主義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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