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流粉圈是新自由主義的產物，但追星女孩也有批判性｜專訪

【采訪者按】：“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從2021年10月開始通過采訪和書評的方式介紹英語世界中關于K-pop的學術研究。不過，此前介紹的研究者大多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粉絲”，因而缺少充分的內部視角，此次采訪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韓國研究助理教授鄭雅琳（Areum Jeong，???，鄭雅琳為韓文名音譯）是一個例外。

鄭雅琳從1990年代早期“徐太志與孩子們”出道就開始關注K-pop，追星生涯延續到現在四代團NCT。與此同時，她在美國最著名的兩大表演學院，紐約大學帝勢藝術學院和洛杉磯加州大學戲劇、電影與電視學院分別獲得碩士與博士學位，畢業后在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任教多年后轉到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2025年，她在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超越“世越號”：韓國及海外僑民的社會活動劇場與表演》(Beyond the Sewol Ferry: Activist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by South Korea and Diaspora)，對2014年因為韓國沉船事件觸發的公共表演進行了研究和討論。

最近，她在密歇根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本著作《K-pop粉圈：從1990年代表演狂熱粉絲到今天》(K -pop Fandom: Performing Deokhu From the 1990s to Today)，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角度，對K-pop粉絲行為作為一種情感勞動進行了深入討論。圍繞這本新書，澎湃新聞對鄭雅琳進行了專訪，請她結合自己的經歷和研究，談談對K-pop粉絲文化的見解。

《K-pop粉圈》，密歇根大學出版社，2026年

澎湃新聞：和一般的K-pop研究者不同，您是30多年的老粉。在書里，您重點介紹了自己追一代團Sech Skies與四代團NCT的故事，能不能再簡單系統介紹下您的追星經歷？

鄭雅琳：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作為粉絲的歷史非常復雜與混亂。在書里我寫了這樣一句話：“雖然一些粉絲可能會沿著相對線性的軌跡進入狂熱追星階段，并最終逐漸退出這種強烈的粉絲狀態，但個體‘deokhu’（狂熱粉絲）的經歷卻高度多樣，有時甚至呈現出循環往復的特點。”這句話是基于我自己的經歷寫的，因為除了對K-pop偶像外，我也是很多其他事物的狂熱粉絲。我是很多韓國作家的粉絲，比如金英夏、金愛爛，我讀本科時會去參加他們的講座活動。我也是很多韓國電影制作人的粉絲，比如金知云、樸贊郁、奉俊昊等，當他們的電影出來后，我也會參加講座和問答交流。我和其中一些人成為了好朋友，我在四川大學任教時，還邀請他們通過線上方式到我課上分享，他們中也有人也線下到過我在韓國的課堂上。我也是很多不同種類的韓國音樂家的粉絲，無論是搖滾、嘻哈還是獨立音樂。我經常在韓國弘大區域的夜店里逗留，那里有很多獨立音樂家演奏。我也是音樂劇的粉絲，我也經常去首爾大學路——那是與百老匯類似的地方——看音樂劇表演。所以，要讓我說出非常清晰、線性的粉絲經歷，很有挑戰。

我現在也還是很多韓國小說家和電影制作人的粉絲，但我已經不再去看音樂劇演出。這是因為在韓國，音樂劇的粉絲們變得更加保守了，他們的粉絲準則也變得更加嚴格。在美國看音樂劇時，你可以脫下你的外衣，打開一包糖果，可以咳嗽。然而，在韓國看音樂劇時，哪怕你移動一點點，其他觀眾都會盯著你看。大家期望你在整個演出過程中坐在那里一動不動。現在，大家已經把觀看音樂劇這一行為叫作“觀看身體”，你被期望在觀看音樂劇時，把自己高度帶入。當然，這本書關注的是K-pop粉絲，所以我無法在書里討論這些方面。總之，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除K-pop外，我同時還是很多事情的粉絲。

首爾大學路

澎湃新聞：2024年11月在耶魯大學的K-pop會議上聽您介紹了這本書的基本框架，我印象非常深。您在書里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框架來分析K-POP飯圈，指出這是一種新自由資本主義下的情感勞動，您多次引用金久用（Gooyong Kim）的《從工廠女孩到韓流女星》（From Factory Girls to K-pop Idol Girls）這本經典阿多諾式著作的馬克思主義批評框架，但和金久用不同的地方在于，您是一個見證了K-pop從“徐太志與孩子們”發展到今天的老粉。而在閱讀您和NCT成員黃旭熙（Lucas）線上見面討論時，我明顯感覺到您一方面是一個絕對的粉絲，同時您可以馬上在反思里對其進行新自由主義批評。您是如何具備這種“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能力的？根據我教授K-pop的經驗，學得最好的學生都是對K-pop完全沒有了解的，粉絲往往很難接受對K-pop的學術解釋。

鄭雅琳在耶魯K-pop會議上報告新書。采訪者攝

鄭雅琳：我完成書稿交給出版社后，其中一位匿名評審人強烈建議對現有的以馬克思主義框架對K-pop粉絲展開的研究進行引用和介入，同時對新自由資本主義工業做進一步的討論。一方面，我同意需要對相關文獻做更深入的討論，因此我引用了金久用的論點。他認為K-pop在國家主導重建國民經濟、以適應新自由主義式經濟發展挑戰的過程中實現繁榮，將對K-pop的討論納入對整個新自由資本主義轉型的宏大敘事里，在這樣的敘事下，整個韓國社會成為了一個大市場，規定了觀眾們的價值系統和行為，我認為這些是我們討論K-pop粉絲群體形成、對男性愛豆的歸屬感、與粉絲的無報酬勞動時需要考慮的。所以，我的確在書里運用了金久用書里對K-pop的新自由資本主義分析批判框架，但我并不是對他的每一個觀點都認同，特別是他認為偶像與粉絲缺少主體性和對事物的控制能力。盡管如此，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論點是有用的，而且不應該只引用只對你胃口的觀點，也要引用和你唱反調的觀點，在此基礎上最終得出自己的觀點。

對于你的第二個問題，我其實有點驚訝。我的第一反應是為什么入圈很深的粉絲不能對其具有批判性。當然，始終有一定比例的粉絲會因為幻滅而變得不理智。但與此同時，無論是在YouTube還是X上，很多深愛著自己的愛豆、做了很多工作的粉絲也會對自己的行為非常具有批判性，甚至有時意見非常尖銳。認為K-pop粉絲只是一群被文化工業洗腦而對愛豆進行奴隸般侍奉的年輕女孩，這種觀點也是我在書里想要反駁的。我想展示的是，人們在追星時也會有反思性和批判性。在第四章中，我展示了粉絲對產業的種種批判性行為：從逐漸疏離K-pop粉圈的各種方式，到在粉圈內部展開的抵抗性行動主義，再到以集體動員的高調行動直接對抗該產業中的某些要素。當她們用自己的情感勞動去強調愛豆們做的不對的地方，展現了粉絲可以通過脫粉來邀請愛豆們將粉絲的情感勞動物質化。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我遇到過不少忠實的K-pop粉絲，她們對愛豆與公司，甚至是對整個韓國社會與文化都有強烈的批判性。對某事具有批判性不代表你對其不喜歡，相反，恰恰是因為你喜歡它，想讓它變得更好，才會進行批判。我們一直都說，K-pop系統和韓國社會都非常父權制、厭女、種族主義與恐同。我們一直對這些事情有公開討論，特別是當K-pop希望自己繼續成為全球轟動效應時，其需要變得更加包容。目前這四個方面是巨大的問題，需要去做相應的提升，我認為要走的路還有很長。

澎湃新聞：您在書的開頭也對詹金斯的框架進行了反思，認為這一框架不適合K-pop。詹金斯對中國的韓舞翻跳非常感興趣，今年1月我在南加州大學和他交流過，我也認為他的框架至少不大適合中國粉絲的K-pop追星模式，他也說美國粉絲追星是社會主義式的，而中國粉絲追星更為資本化。能否展開談談您為什么認為詹金斯的框架不適合研究K-pop？

詹金斯粉絲研究奠基作品《文本盜獵者》中譯本

鄭雅琳：在我看來，在K-pop研究里，最具批判性的學者是首爾國立大學的金秀雅（Kim Sooah，音譯），她的研究非常犀利、前沿。遺憾的是，很多學者不了解她的研究，特別是在韓國之外，因為她主要是用韓語在韓國期刊上發表文章。她和金秀晶（Kim Sujeong，音譯）早在十年前就寫了一篇長文，詳細論證了為什么詹金斯的體系框架不完全適用于K-pop研究。我不可能在我書里引用她們的整篇文章，所以我對她們的主要論點進行了概括。她們認為K-pop粉絲是一種有具體文化語境的現象，用詹金斯的理論對有些現象不能完全加以解釋，她們就此討論了四個方面的問題：對真實性與親密情感的要求；粉絲與愛豆的關系；粉絲組織與支持愛豆的組織化活動，特別是當粉絲里大多數都是年輕女性時；還有粉絲們自愿對跟蹤行為的約束，這些都無法用西方中心的框架去做充分解釋。我非常同意她們的觀點，這也是我為什么認為不能只靠引用西方理論去進行論證。與此同時，由于我在書里主要關注的是韓國女性粉絲，我也希望其他閱讀了這本書的青年學者們去研究和書寫不同環境里的女性粉絲甚至男性粉絲，為全球K-pop粉絲與媒體提供更大的圖景。

澎湃新聞：說起中國的K-pop追星，您書里也討論了K-pop粉絲文化的跨文化差異，您在四川大學任教了數年，也接觸了中國的K-pop粉絲文化，您和黃旭熙線上見面也是通過中國的專輯店進行的，不知道您能不能談談您觀察到的中韓追星差異？

鄭雅琳：正如詹金斯所觀察到的那樣，我也注意到，中國的粉絲實踐有時比我們想象的更加資本化。這或許是因為中國的粉絲群體的規模更大，而產業也在積極加以資本化。例如，我觀察到像O!What或一直娛這樣的平臺會實時公布“打投”金額最高的粉絲的消費情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鼓勵過度消費。另一方面，由于粉絲群體規模龐大，粉絲項目的規模也往往十分宏大，例如通過裝飾飛機為偶像做廣告，或在偶像生日時組織大型無人機表演進行慶祝。但歸根結底，粉絲對偶像的熱愛以及粉絲社群之間的情感聯結，在許多方面仍然表現出相似之處。

成都一直娛專輯店。采訪者攝

澎湃新聞：您在書里提到小時候追Sech Skies時已經開始了韓舞翻跳，作為一種追星的特殊方式，吳周妍對韓舞進行了討論，但她沒有系統討論韓舞翻跳是如何演變的。不知道您能不能就您早年和后來的追星經歷簡單介紹一下韓舞翻跳的演變？

鄭雅琳：這是我專長之外的問題，我沒有對所有的K-Pop追星行為討論，比如去看演唱會，這涉及大量的勞動，特別是買票環節以及印刷粉絲小卡進行散發。我之所以沒有討論這些問題是因為很多學者已經討論過去看演唱會中包含的粉絲勞動與演唱會儀式，我將這些研究放到了我的注釋里，比如高玉蘋和李元碩在這方面的討論。翻跳也是我沒有討論的問題，吳周妍是這方面的專家，你可以去讀她的書，或者是瑞利智（CedarBough Saeji，釜山國立大學韓國研究助理教授，采訪者按）在這方面的文章。我也沒有討論K-pop粉絲同人小說，因為我認為不可能用一章的篇幅對K-pop同人小說問題進行概括，這有非常漫長的歷史，從1990年代到現在。同時，同人小說平臺的演變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因為平臺的開放性與封閉性隨著年代的不同而不同。我認為K-pop同人小說需要用一整本書來討論，這是我寫完關于1940年代與1950年代的濟州屠殺如何通過表演得以記憶和流傳的第三本書之后計劃寫的第四本書。對于翻跳的系統歷史演變，我并不清楚，因為我初中畢業就沒有參與過翻跳活動，我可以說的是，這的確是自成體系的一個方面，已經不完全是K-pop粉圈的一部分，其非常商業化，有非常龐大的韓舞訓練機構，最大的應該是JUST JERK。韓舞已經成為自成體系的一個產業，提供課程訓練想成為伴舞者的年輕學員，《街頭女戰士》《街頭男戰士》等韓舞競技節目都非常成功，但我無法做詳細說明。

吳周妍：《韓舞：在社交媒體上粉自己》，勞特里奇出版社，2022年。

澎湃新聞：中國的韓舞翻跳可能是在K-pop追星文化里我最熟悉的一塊。我發現，在昆明，韓舞主要由街舞圈推動，已經和K-pop粉絲文化產生了張力。我在一間舞蹈工作室認識的一名學員對K-pop本來毫無認識，只是想跳舞，當時NewJeans剛剛出道不久，因為學了HYPE BOY，喜歡上K-pop，才開始在開車時放NewJeans的歌。我也聽到一些沒有舞蹈工作室背景的舞團抱怨，他們認為“追星應該是很快樂的”，不應該被街舞舞者搞成一種競技。您是否認為，韓舞翻跳某種意義上已經超出了K-pop粉絲文化？

成都弘大酒吧韓舞活動。采訪者攝

澎湃新聞：毫無疑問，韓舞翻跳已經自成一體，變得非常資本化與商業化。有很多龐大的訓練營，他們每周提供大量的課程，為想要成為舞者的年輕學員們提供了希望。同時，我也同意你采訪過的那名舞者說的“追星應該是快樂的”。如果你是業余舞者的話，我們也可以說韓舞翻跳是對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反動。在我書里的第三章，我討論了不少案例，很多粉絲的行為是為了自己而做的，無論是發表回憶錄還是搞攝影展覽。對于業余舞者而言，韓舞翻跳也可以成為粉絲們構建群體的一種方式，一種實踐和練習關心的空間。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韓舞學生社的教員顧問，這個舞社的名字叫KoDE。他們在INS和YouTube上有自己的主頁，我沒有對他們的成員進行采訪，只是在他們有相關表格需要簽字時履行義務。不過，我參加他們的周年表演也有一段時間了，我也看了他們上傳到YouTube油管上的所有視頻，他們上傳得非常頻繁。同時，我注意到，這個舞社里最活躍的一名學生數年之前選修了我的課。但是，她在我課上的表現非常糟糕。那時，我不知道她喜歡韓舞翻跳。因為，在我的課上，她要么無聊地坐著，要么玩手機，有時還會逃課，我甚至還專門找過她問她為什么不來上課。在我的所有教學生涯里，她目前是成績最差的，我對此非常不滿意。但是，無論是在年終表演還是在他們的舞蹈視頻里，她都是在C位。我能看到，她非常樂在其中。她有很多朋友，她享受校園生活。這也讓我反思，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在學業上表現出色，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每一門課都拿A。這名學生因為是這個舞社的核心成員，她應該也會從事一些管理事務。我也確信，通過對年終表演的計劃，她學會了與人合作；通過組織舞蹈課程，她也學會了交流技能、領導力、組織力、管理能力。非常明顯，她知道怎么與人合作，她過得很開心，我為此非常高興。通常K-pop粉絲不被社會認可，大家覺得粉絲行為是毫無價值的，無論是翻跳、攝影展覽還是寫回憶錄。而我認為，無論是領導一個舞社，組織一場攝影展覽，還是寫一本書并為其銷售做宣傳，都需要一定的交流、組織與經營能力。這些對于人生都是寶貴的技能，可能也不是在我課上可以學到的技能。因此，我為這名學生感到非常高興。盡管她還只是一個業余翻跳舞者，通過這個舞社，她找到了她的社群。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KoDE舞團翻跳視頻，來源：舞團INS賬號

澎湃新聞：我想回到您關于K-pop追星與情感勞動的討論，特別是，您把和黃旭熙見面定義為一種“共同表演”，還有您細致的民族志描寫。這讓我想到人類學家竹山明子關于東京新宿牛郎酒吧的田野，日本婦女去牛郎酒吧尋求主流社會之外的情感需求，而牛郎則是新自由主義下的情感勞動者。與此同時，日本婦女也會變成某種情感勞動者，她們如果真正陷入和牛郎的關系，會不斷地花錢。這和您表述的追星非常像。我很早就覺得牛郎和K-Pop愛豆非常像，后來我和也參加耶魯會議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李昭倫聊過這個問題，她也認為日本牛郎和K-pop愛豆很像。不知道您對此怎么看？

竹山明子，《引誘的展演：在東京牛郎酒吧販賣夢想》，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16年

鄭雅琳：我讀過這本書。在我進行初步研究時，我非常喜歡這本書，我非常驚訝于她做田野的精細程度，這非常讓人著迷。其實最近我真的讀過這樣的文章，英國一位叫泰勒的學者把K-Pop愛豆比作牛郎，粉絲們比作牛郎酒吧里的消費者。但我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里面的權力結構還有愛豆與粉絲擁有的主體性是非常不一樣的。我認為這樣的類比會把很多東西扁平化，忽視了背后不同的產業結構、權力機制以及能動性。毫無疑問，那些去牛郎酒吧消費的婦女們，成為了新自由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下的情感勞動者。其實，我有朋友去過那里牛郎酒吧消費，所以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與K-pop粉絲不一樣，這些牛郎酒吧的消費者沒有聚集在一起，形成社群，也沒有去反抗任何與產業相關的事物。比如，在書里第三章，我討論了粉絲們如何聚集在一起，做的活動超越了商業層面，大家基本是在創造一種檔案，將自己作為粉絲的經歷與感受納入進去。而在第四章，我也討論了粉絲行為怎么促進社會變革，要求更加讓人舒服的行為方式，特別是當婦女受到傷害時。大家還會推動政治變革，比如針對尹錫悅啟動戒嚴令的反抗。而對于牛郎消費者們，除了滿足她們自己的情感需求外，你無法看到她們做這些事情。我認為兩者是非常不同的。當你將兩者等同時，忽視了K-pop粉絲組織的復雜性和大家在其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這種類比也和韓國主流媒體將粉絲們病理化非常類似，認為K-pop粉絲只是一群尖叫和被產業洗腦的年輕女孩。

澎湃新聞：我在研究晚期羅馬帝國的表演文化時發現當時基督教對娛樂文化多有攻擊，您書里討論了韓國主流社會對K-pop追星文化的污名化認知，不知道您有沒有注意到韓國基督教有沒有對K-pop有污名化和道德化的評論？

梨泰院酒吧區附近教堂。采訪者攝

鄭雅琳：實際上，我沒有見過韓國基督教批評K-pop與偶像的案例，相反，韓國教會還會利用愛豆們的影響力。比如說，早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當一位K-pop愛豆被曝出酒駕，他會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教堂，旁邊跟著攝影師，拍攝其懺悔的相片。然后，這一照片會在第二天的新聞報道里出現，強調愛豆在向上帝祈求原諒。然后他還會發行新的專輯，里面充滿基督教歌曲與贊美詩。愛豆甚至會就此在教會里講道，強調上帝如何拯救了他。K-pop偶像會利用基督教強調自己如何獲得了新生，而教會對此也會感到高興，因為他們可以借用偶像懺悔獲得更多的跟隨者。其他宗教也是如此。最近，韓國佛教邀請了一位叫NewJeans Nim的喜劇演員去扮演佛教僧人，NewJeans是女團的名字，而Nim是僧人（sunim）的意思。他非常出名，因此佛教機構邀請他成為一名真正的佛教僧人，去幫助為韓國佛教做宣傳。他現在成為了韓國佛教宣傳大使，在韓國年輕人里很受歡迎。韓國佛教非常嬉皮、潮流和與時俱進，他們把佛教展覽變得像K-pop展覽一樣，制作大量的周邊和好聽的音樂，吸引了很多年輕人。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韓國宗教團體試圖將流行文化納入到自己的框架里，從而獲得更多的受眾。

澎湃新聞：2024年6月，研究日本流行文化的人類學家揚康德雷（Ian Condry）在中國傳媒大學做講座時說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話，他說研究流行文化是研究未來，他1990年代在東京嘻哈酒吧觀察到的亞文化范式在2000年后都變得更加主流了。您在書里討論了2024年不同團體的K-pop粉絲拿著各自追星棒去參加反對尹錫悅的公共示威，您將其作為K-pop粉絲文化內部蘊含的能量可以借助公共事件爆發的絕佳案例。在東京大學做批評理論的王欽在評論尹錫悅事件時認為該事件標志著K-pop作為一種政治勢力走向歷史舞臺。您是否認為尹錫悅事件是K-Pop粉絲作為韓國未來政治勢力登場的一次預演？

當地時間2026年3月21日，韓國首爾，韓國流行樂男子組合防彈少年團（BTS）的粉絲在演唱會歡呼。視覺中國 圖

鄭雅琳：我喜歡康德雷的研究，研究流行文化是研究未來這一論斷非常有趣。我不久前就我的書做了一期播客，主播是一個美國白人，她提到在2020年特朗普參加大選的時候防彈以及其他團體的粉絲如何提前買了大量特朗普參選演講的票，這是美國K-pop的一個歷史轉折點，從中可以看到粉絲介入政治有多深。在東南亞，無論是印度尼西亞還是菲律賓，K-pop粉絲參與政治非常積極。在韓國也是如此。盡管來自不同地理和民族環境，K-pop粉絲是高度組織化的群體，共享共同的群體目標，包括支持最喜歡的愛豆，拯救國家民主政治。2024年12月24日，很多我的朋友們走到街頭，要求尹錫悅取消戒嚴令。她們不僅僅是喜歡K-pop，當然，她們希望韓國成為自己愛豆的安全區域，但她們在乎的不僅僅是愛豆們，還有她們的同擔們。這是韓國粉絲歷史上的一大轉折點，因為之前很多人看不上K-pop粉絲，認為只是尖叫女孩在搞事情。令那些指責韓國年輕人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民主、陷入消費主義里的韓國老一輩感到震驚的是，當尹錫悅宣布戒嚴令時，跑到街頭上的是二三十歲的年輕女性，她們揮舞著各自的追星棒，徹底改變了示威場域。示威不再是悲傷、沉重的，而是變成了一場演唱會，K-pop歌曲與示威歌曲交融。因此，很多上一輩的韓國人也受到感動，甚至去背誦K-pop歌詞。

然而，我對這件事的感受是復雜的。一方面，韓國主流社會承認了K-pop粉絲們對其他事物感興趣；但另一方面，這也消解了K-pop粉絲在這件事之前在政治上做的大量情感勞動。當這些媒體們贊揚K-pop粉絲們走向街頭時，我們也需要注意，K-pop粉圈本身就有強烈的民粹主義情結，如果你不愿意少數服從多數，你會遭到霸凌。在大概10年前，不少防彈粉絲反對防彈，因為他們在歌曲里寫了非常厭女的歌詞，當反對擴散化，粉絲要求防彈要做出回應。在此情況下，防彈成員進行了道歉，表示他們以后會改進，之后他們的歌詞創作會咨詢性別研究者，但是，第一位提出這個問題的粉絲遭到了嚴重霸凌。這是一個多面的復雜現象，而不是非黑即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