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逃出了烏干達的一夫多妻家庭，卻逃不出名為艾滋的終身刑期

采訪對象：化名“阿瑪拉”，26歲，原籍烏干達中部農(nóng)村，現(xiàn)居肯尼亞內(nèi)羅畢一處非正式定居點。

第一部分：“他是酋長的兒子，有五個妻子，我是第四個。”

阿瑪拉的臉出現(xiàn)在屏幕上時，背景是一堵斑駁的土墻。

她很瘦。不是那種模特的消瘦，而是一種從骨頭里透出來的枯竭。但她的眼睛很亮，亮得有些嚇人，像燃燒殆盡的木炭里最后一點火星。

“別用我的真名。”她開口，聲音沙啞，英語帶著濃重的盧干達口音，“我不想讓家里人知道我還活著。在他們眼里，我已經(jīng)死了。”

我問她從哪里開始講。

她深吸一口氣，像是要把整個烏干達的炎熱都吸進肺里。

“從我嫁給他那天開始吧。2016年。我18歲。不，準確地說，我剛過完18歲生日第三天。”

阿瑪拉的家在烏干達中部的一個村莊，離首都坎帕拉開車要四個小時。那里沒有柏油路，手機信號時有時無。她父親有三個妻子，她是第二個妻子的第三個女兒。

“我媽媽是父親的第二個妻子。”她說這話時沒有任何情緒波動，像在背誦一段與己無關(guān)的歷史，“父親對我們不算壞，但也談不上好。他供我讀到初一，然后說沒錢了。其實不是沒錢，是他要把錢留給大太太的兒子去讀技校。”

在烏干達農(nóng)村，一夫多妻是常態(tài)。根據(jù)烏干達法律，習慣法婚姻明確允許一夫多妻。這意味著一個男人可以娶無限個妻子，只要他能支付得起彩禮。

“彩禮是按頭牛算的。”阿瑪拉比劃了一下，“首妻最貴，要六到八頭牛。后面的就便宜了。我，只值三頭牛加五只山羊。”

她的丈夫叫約瑟夫，當時43歲。他是當?shù)匾粋€村子酋長的兒子，自稱“商人”，實際上是在鎮(zhèn)上開了一個小雜貨鋪，同時賣點自釀的香蕉酒。

“他第一次來我家，我躲在門后面偷看。他肚子很大，穿著不合身的西裝，皮鞋上全是紅土。他和我父親喝酒，笑聲大得整個村子都能聽見。他對我父親說：‘你女兒嫁給我，以后吃香的喝辣的。’”

阿瑪拉不想嫁。

她有一個偷偷交往的男朋友，叫伊薩克，在鄰村種木薯。兩個人會在黃昏時在芒果樹下見面，偷偷牽手。伊薩克說他想去坎帕拉打工，攢夠了錢就來娶她。

“但伊薩克拿不出三頭牛。”阿瑪拉說這句話時，嘴角扯了一下，不知道是在笑還是在哭，“他連一頭牛都拿不出來。”

約瑟夫拿得出。

三頭牛，五只山羊，外加二十萬先令（當時約合人民幣不到400元）。這就是阿瑪拉的價格。

“母親為我說過話。”阿瑪拉的聲音第一次有了起伏，“她跪在父親面前，說我還小，說她就是十六歲嫁人吃了太多苦，不想我也這樣。父親扇了她一巴掌，說：‘你是想讓我把牛退回去嗎？你有錢供她讀書嗎？’”

婚禮辦了兩天。

烏干達的傳統(tǒng)婚禮分三個階段：求婚、儀式、婚后生活。阿瑪拉的“求婚”環(huán)節(jié)就是個過場。約瑟夫帶著彩禮來，兩家人喝酒吃肉，就算定了。

“我穿上母親當年嫁人時穿的布裙，頭上蓋了一塊紅色的布。整個村子的人都來了，他們跳舞，唱歌，祝福我。每個人都笑得很開心。只有我在哭。他們以為我是舍不得娘家，其實我是害怕。”

她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后來她知道了。

第二部分：“大太太讓我跪著給她洗腳，說這是規(guī)矩。”

約瑟夫有五個妻子。

阿瑪拉是第四個。

“我第一次去他家，大太太站在院子中間，像一棵大樹。”阿瑪拉回憶道，“她上下打量我，像在看一頭剛買來的母牛。然后她說：‘你知道規(guī)矩嗎？’”

規(guī)矩很簡單。

大太太掌管一切。糧食分配、家務(wù)分工、孩子管教，甚至丈夫“輪流過夜”的順序，都由她說了算。新來的妻子要伺候所有“姐姐”，包括給她們洗衣服、打水、做飯，以及在她們生孩子時幫忙接生。

“最讓我受不了的，是大太太讓我跪著給她洗腳。”阿瑪拉的聲音開始發(fā)抖，“她說這是傳統(tǒng)。新來的媳婦都要這樣。我跪在地上，端著銅盆，她的腳上全是老繭和泥巴。我的眼淚掉進盆里，她看見了，踢了我一腳，說：‘哭什么？你父母沒教過你怎么做妻子嗎？’”

約瑟夫的院子很大，用土墻圍起來，里面七零八落地搭了七八間泥屋。每房妻子住一間，廚房共用。院子里到處是孩子，光阿瑪拉能叫出名字的就有十幾個。

“丈夫不是每天都來。”阿瑪拉說，“他有一個排班表，貼在大太太的屋里。星期一大太太，星期二二太太，星期三三太太，星期四……輪到我。但如果他喝醉了，或者不高興，或者哪個妻子惹了他，他就不來。不來，那個妻子就會被嘲笑。”

我問她，妻子們之間會爭寵嗎？

“當然會。”阿瑪拉說，“不是因為我們愛他。是因為資源。丈夫來了，會帶肉，會帶糖，會給零花錢。他不來，你就什么都沒有。你得靠自己的那點地種木薯、種香蕉，養(yǎng)活自己和孩子。”

在烏干達的一夫多妻家庭中，每位妻子理論上擁有獨立的生活空間和耕地，但前提是丈夫愿意給。如果丈夫不喜歡你，你連水都分不到。

“二太太和三太太經(jīng)常打架。”阿瑪拉說，“有一次為了一袋玉米面，二太太用燒火的棍子打了三太太的頭，血流了一地。丈夫回來了，各打五十大板，然后把玉米面分成了兩份。他說：‘再吵，都滾出去。’”

我問她，你有沒有想過逃跑？

“想過。每天都想。”阿瑪拉的眼睛終于濕了，“但我能逃到哪里去？回娘家？父親會把我送回來，然后把牛要回去。去城里？我一個初中都沒畢業(yè)的女孩，不識字，不會說英語（烏干達官方語言為英語和斯瓦希里語，但農(nóng)村人多說本地語言），我能干什么？”

她沒有逃。

因為她懷孕了。

第三部分：“他咳血的時候，我以為只是肺結(jié)核。”

2017年底，阿瑪拉生下了一個女兒。

“我以為生了孩子會好一點。”她說，“至少我有理由讓丈夫多來我這邊。但大太太說，生女兒不算完成任務(wù)。她要我生兒子。丈夫也說，再生，生到兒子為止。”

女兒三個月大的時候，約瑟夫開始生病。

“他先是瘦。瘦得很快。然后是咳嗽，咳得整夜整夜睡不著。有一次他來我屋里過夜，半夜咳醒了，咳出來的東西用布擦，我發(fā)現(xiàn)是血。”

她讓約瑟夫去看醫(yī)生。

約瑟夫罵她多管閑事。

“他說是肺結(jié)核。村子里好多人得肺結(jié)核。他去了鎮(zhèn)上的診所，拿了些藥，吃了兩個星期，不咳了。我們都以為好了。”

在烏干達，HIV感染率約為5.1%，而在多妻家庭中，這一比例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女性感染風險是男性的2到3倍。因為一夫多妻制下，丈夫在多個妻子間流動，加上婚外性行為普遍，病毒傳播速度極快。

但阿瑪拉不知道這些。

“我們那里沒有艾滋病教育。”她說，“學校老師講過‘安全套’，但沒說清楚。村里人說艾滋病是詛咒，是巫師下的毒。得了艾滋病的人，大家都不敢靠近，讓他們?nèi)ニ馈！?/p>

約瑟夫好了幾個月，又開始咳。這次更嚴重。

“他的腿也開始腫。走路都走不了。大太太說是他‘碰了不干凈的女人’，二太太說是巫師詛咒。她們開始互相指責，說誰是‘掃把星’，誰把災(zāi)星帶進了家門。”

2018年9月，約瑟夫死了。

從發(fā)病到死亡，不到一年。

“他死的時候，只剩一把骨頭。”阿瑪拉的聲音輕得像一陣風，“眼睛凹進去，皮膚貼在骨頭上，像一具干尸。他最后幾天一直在說胡話，喊他媽媽的名字。”

約瑟夫死后，這個一夫多妻家庭立刻分崩離析。

“大太太拿走了所有的牛和地。”阿瑪拉說，“她說她是正妻，按傳統(tǒng)，財產(chǎn)都是她的。二太太和三太太偷了家里的糧食和鍋碗瓢盆，跑了。五太太最年輕，直接帶著孩子回了娘家。”

阿瑪拉什么都沒分到。

她只有女兒，和那間快要倒塌的泥屋。

第四部分：“確診那天，護士讓我‘做好準備’。”

約瑟夫死后第三個月，阿瑪拉開始發(fā)燒。

“不是普通的發(fā)燒。”她說，“是那種燒起來就退不下去，退下去又燒起來的。燒了半個月。我以為是瘧疾，去鎮(zhèn)上的診所打針。打了好幾天，沒用。”

診所的護士問她，丈夫怎么死的。

“我說是肺結(jié)核。護士看了我一眼，那個眼神我到現(xiàn)在都記得。她說：‘你應(yīng)該查一下血。’”

2018年12月，阿瑪拉在鎮(zhèn)上的衛(wèi)生中心做了HIV檢測。

“結(jié)果出來那天，是下午三點。”她說，“衛(wèi)生中心很吵，有人在哭，有孩子在打針，有護士在吵架。給我看結(jié)果的護士把我叫到一個單獨的房間。很小，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

護士告訴她，她HIV陽性。

“我當時不懂什么叫‘陽性’。我問護士：‘是瘧疾嗎？’護士說：‘不是。是你丈夫傳染給你的病。治不好的。’”

護士讓她“做好準備”。

“我以為我馬上就要死了。”阿瑪拉說，“我問護士我還有幾天可活。護士說不知道，也許幾年。她說如果你有錢買藥，也許能活久一點。”

在烏干達，雖然政府自2004年起提供免費的抗逆轉(zhuǎn)錄病毒藥物，但在偏遠農(nóng)村，藥品供應(yīng)時斷時續(xù)，醫(yī)療資源極度匱乏。很多患者根本不知道有免費藥，或者知道了也拿不到。

“我沒有錢。丈夫死了，家里什么都沒有。我抱著女兒，坐在衛(wèi)生中心的門口哭。天黑了，一個打掃衛(wèi)生的老太太過來跟我說：‘別哭了，哭也治不好病。回去好好吃飯，能活一天是一天。’”

她抱著女兒走了兩個小時的路回家。

一路上，她在想怎么死。

“我想過跳井。”她說，“村口有一口井，很深。我想抱著女兒一起跳。但走到井邊，女兒哭了。她餓。她哭得很大聲，整個村子都能聽見。我站在那里，抱著她，看著井口，站了很久。”

她沒跳。

不是因為勇敢。

“是因為我女兒吸我的奶。她吸的時候，我突然覺得，如果我現(xiàn)在死了，她怎么辦？大太太不會養(yǎng)她。娘家不會要她。她會餓死，或者被野獸吃掉。”

阿瑪拉決定活著。

哪怕只能活幾年。

第五部分：“逃跑那晚，我把女兒綁在背上，踏上了三天兩夜的逃亡路”

2019年3月，阿瑪拉決定逃。

“我不能再待在村子里。”她說，“消息傳開了。全村人都知道我得了艾滋病。有人往我家門口扔石頭，有人指著我說‘瘟神’。連我母親都不敢來看我。她托人帶話，說讓我‘別回去了’。”

她變賣了唯一值錢的東西——一個鐵鍋和一個水桶。換了三萬先令（約人民幣60元）。她把女兒用布綁在背上，帶了幾塊木薯餅，趁天黑出發(fā)了。

“我要去肯尼亞。”她說，“聽說那邊對艾滋病患者好一點，有免費的藥，有組織幫忙。”

從烏干達中部到肯尼亞邊境，直線距離一百多公里。阿瑪拉沒有車，沒有手機，不會英語，懷里揣著一個艾滋病診斷證明。

“我走了三天。”她說，“白天躲在樹林里，晚上沿著公路走。有幾次，路過的卡車司機停下問我，要不要‘幫忙’。我知道他們是什么意思。我跑了。”

第三天夜里，她遇到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在路邊賣烤玉米。我餓得走不動了，女兒一直在哭。她給了我兩根玉米，沒要錢。她問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我告訴她了。”

這個女人是一個性工作者，常年在邊境線上“做生意”。她認識一些人。

“她幫我找了一輛走私糧食的卡車。司機是個索馬里人，不會說英語，只會說斯瓦希里語。他不會白幫我。我付了那一萬先令。”

卡車在夜色中穿過邊境。

“過境的時候，我趴在糧食袋子里，女兒在身下，我捂著她的嘴，怕她哭出來。邊境檢查站有燈，有士兵，有狗。我心跳得快要死掉。”

卡車開進了肯尼亞。

阿瑪拉逃出來了。

第六部分：“內(nèi)羅畢不是天堂，但至少我有藥。”

內(nèi)羅畢的基貝拉貧民窟，非洲最大的城市貧民窟之一。

阿瑪拉住在這里。一間鐵皮房，月租1500先令（約人民幣90元）。沒有窗戶，沒有廁所，地上鋪一塊舊床墊就是床。

“剛來的時候，我什么都不會。”她說，“我不會說斯瓦希里語，不知道去哪里買藥，沒有錢，沒有朋友。”

她在基貝拉流浪了三天。睡在教堂的臺階上，撿菜市場扔掉的爛菜葉吃。

第四天，她遇到了一個烏干達同鄉(xiāng)。

“那個女人叫格蕾絲，比我大十歲。她也是逃出來的。她的丈夫打她，差點把她打死。她帶我去了一家國際NGO的診所。”

那家診所在內(nèi)羅畢市中心，專門為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費抗逆轉(zhuǎn)錄病毒藥物。

“我第一次去，護士給我做了檢查。我的CD4（免疫細胞）只有180。正常人是500到1500。護士說：‘你再來晚三個月，我們就救不了你了。’”

她開始吃藥。

每天準時吃，不能停。

“藥很苦。”阿瑪拉說，“一開始吃的時候，頭暈，惡心，吃什么吐什么。我以為我要死了。但護士說堅持，堅持一個月就好了。”

她堅持了。

一個月后，病毒載量開始下降。

三個月后，CD4回升到300。

“我活下來了。”阿瑪拉說這句話時，眼淚終于掉下來，“我沒想到我能活下來。”

但活著，不等于解脫。

第七部分：“終身刑期。每一天，每一粒藥都在提醒我。”

阿瑪拉現(xiàn)在靠打零工為生。

她幫人洗衣服，一件50先令（約人民幣0.9元）。一天能洗十幾件。偶爾去建筑工地搬磚，一天能掙300先令（約人民幣5.4元）。

“夠吃飯。但不夠別的。”她說，“女兒要上學，要買衣服，要打疫苗。我什么都給不了她。”

最讓她痛苦的不是貧窮。

是藥。

“我每天都要吃藥。早上六點，鬧鐘響了，準時吞下那些藥片。不能忘。忘了，病毒就會回來。每一天，每一次吃藥都在提醒我——我有病。我快死了。”

她說，艾滋病像一條蛇，纏在她脖子上。

“你逃不出。不管你跑到哪里，不管你換了多少名字，它都在。你照鏡子的時候，看到的是一個有病的人。你走在街上，覺得每個人都在看你。你咳嗽一聲，就害怕是不是發(fā)作了。”

我問她有沒有告訴任何人。

“沒有。”她說，“我不敢。告訴別人，別人會怕我，會趕我走。我告訴過格蕾絲，她是我唯一的朋友。但后來她也怕了。她說她不是怕我，是怕‘那個病’。后來她搬走了。”

她現(xiàn)在一個人。

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幫忙，沒有人在她發(fā)燒時給她倒一杯水。

“我有時候想，我逃出來到底對不對？”阿瑪拉說，“如果我留在烏干達，也許已經(jīng)死了。但我還活著。可活著又怎么樣？每一天都是刑期。我沒有未來。我不能結(jié)婚，不能再有孩子，不能有夢想。”

她的女兒今年六歲，健康。

“我每個月帶她去查一次。她沒有感染。這是上帝給我的唯一的恩賜。”

但她不敢想女兒長大后怎么辦。

“如果她知道媽媽有這個病，她會怎么看我？如果學校知道了，會不會開除她？如果鄰居知道了，會不會趕我們走？”

她說她經(jīng)常做夢。

夢見自己回到了烏干達的村子。院子還在。大太太還在。丈夫還活著，坐在院子里喝酒，笑聲很大。

“我夢見他朝我走過來。我想跑，但腿動不了。他抓住我的手，笑著對我說：‘你是我的。你永遠都是我的。’”

她尖叫著醒來。

一身冷汗。

藥瓶就在枕頭旁邊。

她拿起來，倒出藥片，吞下去。

新的一天開始了。

新的刑期。

尾聲：“如果有人讀到我的故事……”

采訪快結(jié)束時，我問阿瑪拉，你希望讀者從你的故事里看到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為信號又斷了。

然后她開口了，聲音很輕，像怕吵醒誰。

“我希望她們知道，一夫多妻不是‘文化’，不是‘傳統(tǒng)’。”她說，“它是一座監(jiān)獄。女人在里面，不是妻子，不是愛人，是財產(chǎn)。是牛換來的。是生孩子的工具。”

她說，約瑟夫沒有害死她一個人。

“他還有別的妻子。我不知道她們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們還活著沒有。我聽說二太太死了，也是那個病。五太太回了娘家，但娘家不會養(yǎng)她。她的孩子也許也感染了。”

她希望烏干達政府做點什么。

“法律說一夫多妻合法，那女人的命呢？女人的命不是命嗎？”

但她最想說的，是給那些和她一樣的人。

“如果你也得了這個病，不要死。”她說，“去找藥。去大城市。去找那些NGO。有免費的藥。真的。吃了藥，你不會死那么快。你能活。你還能看你孩子長大。”

最后她說了一句讓我記了很久的話。

“我沒有逃出去。我只是換了一個地方坐牢。但這個牢，至少我可以開窗。我可以看到天空。我可以告訴我女兒，媽媽病了，但媽媽愛你。”

采訪結(jié)束了。

阿瑪拉說她要去洗衣服了。今天有十件，能賺500先令。她可以買一公斤玉米面，一根甘蔗，給女兒買一個舊娃娃。

屏幕黑了。

我坐在那里，很久沒動。

窗外的城市燈火通明，車水馬龍。我想到地球的另一端，烏干達的太陽正在升起。一個26歲的女人，一個6歲的孩子，一間鐵皮房，一袋救命的藥。

和一紙永不到期的判決。

（應(yīng)受訪者要求，文中人名、地名均做化名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