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凡：22歲被日軍抓捕寧死不屈，被捆雙腿綁于汽艇后面活活拖死！

一

1919年農歷三月，浙江寧波鄞縣江六村，陸家老宅里傳來嬰兒的啼哭聲。這是陸亨逵（又名陸成林）的長女，父親給她取名“慧卿”，寓意聰慧美好。

這一年，中國正處在五四運動的浪潮中。5月4日，北京學生走上街頭，高呼“外爭主權，內懲國賊”。消息傳到寧波時，陸慧卿還在襁褓中。她的父親陸亨逵是個開明商人，經常往返于寧波上海之間，帶回來各種新思想、新消息。

陸家是當地望族，家境優渥。陸慧卿的童年是在江六村的青石板路、小橋流水間度過的。她最喜歡跟著祖母去河邊洗衣，看烏篷船在河道里穿梭，聽船夫哼唱江南小調。

“慧卿，快來認字。”母親沈氏是大家閨秀，識文斷字。她教女兒讀《三字經》《千字文》，也講花木蘭、梁紅玉的故事。小小的陸慧卿托著腮幫子問：“娘，女子也能像男子一樣上陣殺敵嗎？”

母親摸摸她的頭：“古有花木蘭，今有秋瑾女俠。只要心中有志，女子何嘗不可？”

二

1927年，陸慧卿八歲。父親生意越做越大，決定舉家遷往上海。他們住在閘北區，這里是上海華界，工廠林立，工人聚居。

從寧靜的江南水鄉到喧囂的大上海，陸慧卿睜大了好奇的眼睛。她看到黃包車夫在烈日下奔跑，看到紡織女工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出工廠，也看到租界里洋人趾高氣揚的身影。

父親送她進了上海啟秀女中。這是一所教會學校，課程里有國文、算術，也有英文、圣經。陸慧卿成績優異，尤其喜歡國文課。老師是位進步青年，常在課堂上講國家危亡、民族復興。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消息傳到上海，學生們群情激憤。十二歲的陸慧卿第一次參加了學生集會。她站在人群中，聽高年級同學演講：“東北淪陷了！三千萬同胞成了亡國奴！”

她攥緊了小拳頭，心里涌起一股從未有過的情緒。那天回家，她把早餐錢省下來，捐給了東北義勇軍。

三

1932年1月28日深夜，閘北方向傳來隆隆炮聲。陸慧卿從睡夢中驚醒，看見窗外火光沖天。

“日本人打進來了！”父親沖進房間，抱起她和弟弟們就往樓下跑。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十九路軍在蔣光鼐、蔡廷鍇指揮下，奮起抵抗日軍進攻。閘北成了主戰場，陸家所在的街區多次遭日軍炮擊。

陸家被迫搬到法租界避難。但陸慧卿沒有閑著，她跟著學校的救護隊，到前線搶救傷員。第一次看到血肉模糊的士兵，她嚇得臉色發白，但咬咬牙還是沖了上去。

“小姑娘，你不怕嗎？”一個滿臉硝煙的士兵問她。

“怕。”陸慧卿老實回答，“但你們更不怕，我為什么要怕？”

她給傷員包扎傷口，喂水喂飯，聽他們講戰斗故事。一個十九歲的小戰士對她說：“等我傷好了，還要回前線。不把日本人趕走，誓不罷休！”

這句話深深印在陸慧卿心里。她開始思考：我能為國家做些什么？

四

1932年下半年，陸慧卿轉入上海務本女中（后改名務本中學）。這是一所有著革命傳統的學校，很多老師都是地下黨員或進步人士。

在這里，陸慧卿如饑似渴地閱讀進步書籍。她讀魯迅的《吶喊》《彷徨》，讀巴金的《家》，讀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書中的思想像一盞明燈，照亮了她前行的路。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語文老師在黑板上寫下這八個大字，“同學們，我們的國家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日本人占了東北，現在又打上海。如果我們再不奮起，就要當亡國奴了！”

陸慧卿把這句話抄在筆記本扉頁，每天都要看一遍。她不僅自己省下早餐錢支援抗日，還動員家人、同學一起捐款。周末，她帶著同學們走上南京路，向市民募捐。

“先生，請為抗日將士捐一點錢吧！”

“阿姨，前方將士在流血，我們在后方不能無動于衷啊！”

有些路人冷眼相對，有些則慷慨解囊。一天下來，募捐箱沉甸甸的。陸慧卿和同學們把零錢換成整鈔，通過地下渠道送到前線。

五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消息傳到上海，各大中學校紛紛響應。

12月20日，上海學生舉行大規模示威游行。十六歲的陸慧卿走在務本女中的隊伍最前面，高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標語牌。

隊伍行至南京路時，遭到國民黨軍警阻攔。警察揮舞警棍，水龍帶噴出冰冷的水柱。

“同學們，沖過去！”有人高喊。

陸慧卿和同學們手挽著手，迎著水龍向前沖。冰冷的水柱打在身上，刺骨的寒。她的棉襖濕透了，頭發貼在臉上，但腳步沒有停。

“抗日無罪！”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口號聲、水聲、警笛聲混成一片。陸慧卿被水柱沖倒在地，又爬起來繼續前進。那一刻，她忘記了寒冷，忘記了恐懼，心中只有一個信念：抗日！抗日！

游行結束后，她渾身濕透回到家里。母親嚇了一跳：“慧卿，你這是怎么了？”

“娘，我參加游行了。”陸慧卿一邊換衣服一邊說，“日本人要亡我們的國，我們不能坐以待斃。”

母親看著她，既心疼又驕傲：“你長大了。”

六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陸慧卿興奮地對弟弟們說：“中國有救了！蔣介石答應抗日了！”

她在黑板上畫了一張中國地圖，指著東北、華北說：“你們看，我們的祖國就像一張桑葉，被日本蠶食得殘破不全。如果我們再不團結抗日，就要亡國滅種了！”

弟弟們聽得入神。在姐姐的影響下，他們后來都參加了革命，而且不約而同地改姓“朱”。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8月13日，淞滬會戰打響。上海再次成為戰場。

陸慧卿沒有隨家人撤離，而是選擇留下。她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雪影社”，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她到清涼寺難民收容所當義工，給逃難來的同胞分發食物、藥品；又到上海女青年會主辦的難童教養所當老師，教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識字、唱歌。

1938年春天，陸慧卿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改名。

“從今天起，我不叫陸慧卿了。”她對同志們說，“我叫朱凡。朱，紅色，代表紅軍，代表共產黨，代表革命；凡，平凡，我要做紅色隊伍里平凡的一兵。”

同志們鼓掌叫好。從此，“朱凡”這個名字，將響徹蘇常太抗日根據地。

七

1939年秋，二十歲的朱凡告別上海，奔赴蘇（州）常（熟）太（倉）抗日游擊根據地。臨行前，她把一張姐弟合照交給四姨：“如果我回不來，請把這張照片交給父母。”

四姨含淚點頭：“孩子，一定要活著回來。”

朱凡笑了笑，轉身踏上征途。這一去，就是永別。

蘇常太地區河網密布，蘆葦叢生，是開展游擊戰的理想場所。但斗爭環境極其殘酷：日偽軍頻繁“掃蕩”，土匪武裝橫行，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朱凡先是在陸家市小學當校長，以教師身份作掩護。白天，她教孩子們讀書識字；晚上，她組織群眾學習文化，教唱抗日歌曲。

“同學們，我們為什么要讀書？”朱凡在黑板上寫下“國家”兩個字，“讀書不是為了升官發財，是為了救國救民。日本鬼子占了我們的土地，殺了我們的同胞，我們要把他們趕出去！”

她還深入到花邊洗燙作坊，組織女工爭取權益。當時女工每天要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工資微薄，還經常被老板隨意開除。

朱凡帶領女工們與老板談判：“我們要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要提高工資，不能隨便開除工人！”

老板威脅要叫警察，朱凡毫不畏懼：“你叫吧！現在是國共合作抗日時期，破壞團結抗日，你就是漢奸！”

在朱凡的努力下，女工們終于爭取到了八小時工作制，工資也有所提高。她們親切地稱朱凡為“朱先生”“朱大姐”。

八

1940年，朱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在黨旗下莊嚴宣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

不久，組織上任命她為中共橫沔（今沙家浜）區委書記。橫沔地處陽澄湖畔，是蘇常太根據地的核心區域，也是日偽“清鄉”的重點。

朱凡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她不僅要發動群眾抗日，還要與各種反動勢力周旋。當時橫沔一帶有個土匪司令胡肇漢，手下有幾百號人，經常騷擾百姓，有時還勾結日偽。

“朱書記，胡肇漢又來了，說要‘借糧’。”民兵隊長報告。

朱凡想了想：“我去會會他。”

同志們勸阻：“太危險了！胡肇漢殺人不眨眼。”

“千條萬條，抗日第一條。”朱凡說，“胡肇漢雖然壞，但畢竟是中國人的武裝。我們要爭取他抗日，至少不能讓他投靠日本人。”

她單槍匹馬去見胡肇漢。土匪窩里，胡肇漢蹺著二郎腿：“喲，來了個女共產黨，膽子不小啊。”

朱凡不卑不亢：“胡司令，現在國難當頭，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手下有槍有人，應該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欺負老百姓。”

“打日本人？我憑什么聽你的？”

“就憑我們都是中國人。”朱凡正色道，“日本人在我們的土地上燒殺搶掠，你作為中國軍人，難道不覺得恥辱嗎？”

胡肇漢被說得啞口無言。雖然最終沒有完全爭取過來，但此后他收斂了許多，不再明目張膽地禍害百姓。

九

1941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相持階段。日偽軍對蘇常太地區發動大規模“清鄉”，企圖消滅抗日力量。

7月，形勢急劇惡化。日偽軍調集重兵，在根據地周圍筑起竹籬笆封鎖線，設立檢問所，實行“保甲連坐”，妄圖困死抗日軍民。

上級指示：為保存有生力量，在蘇常太地區的武裝力量和外來民運工作干部，可以相繼撤離。

名單上有朱凡的名字。同志們勸她：“朱書記，你先撤吧。你是女同志，又是領導，目標太大。”

朱凡搖搖頭：“我是區委書記，怎么能先走？群眾還在，我就不能走。”

她選擇留下，繼續堅持斗爭。白天，她化裝成農婦，穿梭在蘆葦蕩中；晚上，她召集黨員、民兵開會，布置反“清鄉”工作。

“同志們，現在是最困難的時候。”朱凡對大家說，“但千難萬難，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一切都不難。只要我們和群眾在一起，日本人就奈何不了我們。”

她告訴同志們一個秘密：在蘆葦蕩深處，有一個“水上堡壘”——幾條小船連在一起，上面搭著蘆席棚，可以住人，可以開會，敵人來了就劃船轉移。

十

1941年7月下旬的一天清晨，朱凡穿過封鎖線，來到辛莫區辛莊的一個尼姑庵。今天要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布置反“清鄉”的具體任務。

尼姑庵很隱蔽，三面環水，只有一條小路相通。朱凡提前到達，檢查了周圍環境。陸續有同志到來，都是各村的黨支部書記和民兵隊長。

會議剛開始不久，外面突然傳來狗叫聲。

“有情況！”負責警戒的同志沖進來，“日本人來了！”

原來，叛徒出賣了會議地點。日偽軍已經包圍了尼姑庵。

“大家從后門走，分散撤離！”朱凡果斷下令，“我掩護！”

同志們不肯：“朱書記，你先走！”

“這是命令！”朱凡拔出手槍，“快走！能走一個是一個！”

她沖到前院，朝天空連開三槍，把敵人的注意力吸引過來。同志們趁機從后門撤離，跳進河里，游向蘆葦蕩。

日偽軍沖進尼姑庵時，只看到朱凡一個人。她打完最后一顆子彈，把槍扔進井里。

十一

朱凡被押到日軍據點。審訊室里，日軍軍官上下打量這個年輕的女共產黨員。

“你的，什么的干活？”軍官用生硬的中國話問。

“抗日。”朱凡平靜地回答。

“同伙的，在哪里？”

“不知道。”

日軍軍官使了個眼色，兩個日本兵上前，用皮鞭抽打朱凡。鞭子像毒蛇一樣在她身上游走，衣服被打爛了，皮開肉綻。

朱凡咬緊牙關，一聲不吭。

“說！同伙在哪里？地下黨的名單在哪里？”

“不知道。”

日軍又用燒紅的烙鐵燙她的胸口。皮肉燒焦的氣味彌漫在審訊室里，朱凡疼得昏死過去。

冷水潑醒后，日軍軍官換了一副面孔：“朱小姐，你還年輕，何必為了共產黨送命？只要你交代，皇軍保你榮華富貴。”

朱凡抬起頭，嘴角流著血，卻露出輕蔑的笑：“日本鬼子，你們的日子不長了。中國人民一定會把你們趕出去！”

日軍軍官惱羞成怒：“八嘎！用刑！”

更殘酷的刑罰開始了。日軍用軍刀一片片割下朱凡胸前的肉，每割一刀就問一句：“說不說？”

朱凡的回答始終只有三個字：“不知道。”

十二

1941年7月底的一天，昆承湖上陰云密布。

日軍把奄奄一息的朱凡拖到湖邊。她渾身是傷，幾乎站不穩，但眼神依然堅定。

“最后的機會。”日軍軍官說，“交代，活；不交代，死。”

朱凡用盡最后的力氣，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抗日必勝！”

日軍軍官一揮手，幾個日本兵用麻繩捆住朱凡的雙腿，另一端系在汽艇尾部。

汽艇發動了，在昆承湖上疾馳。

朱凡的身體被拖在水面上，激起長長的浪花。鮮血從她的傷口涌出，染紅了湖水。

汽艇沖進蘆葦蕩，在茂密的蘆葦叢中橫沖直撞。折斷的葦桿像無數把尖刀，刺進朱凡的身體。但她始終沒有發出一聲呻吟。

昆承湖在嗚咽，蘆葦蕩在哭泣。二十二歲的朱凡，用生命踐行了她的誓言：“為了抗日，哪怕流盡最后一滴血。”

十三

朱凡犧牲的消息傳到沙家浜，鄉親們悲痛欲絕。他們自發組織起來，劃著小船在昆承湖上尋找英雄的遺體。

“朱書記——”

“朱大姐——”

“朱凡同志——”

呼喊聲在湖面上回蕩。男女老幼，上百條船，在蘆葦蕩里搜尋了三天三夜。

但朱凡的遺體始終沒有找到。有人說，她被湖水帶到了遠方；有人說，她的身體化作了蘆葦，永遠守護著這片土地。

只有那被鮮血染紅的湖水，見證了一個年輕共產黨員的忠誠與勇敢。

十四

朱凡犧牲后，她的故事在蘇常太地區廣為傳頌。人們稱她為“江南的趙一曼”，把她的英勇事跡編成歌謠，在群眾中傳唱。

新中國成立后，朱凡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她的名字刻在了沙家浜革命歷史紀念館的烈士墻上，也刻在了家鄉寧波的烈士陵園里。

1964年，現代京劇《沙家浜》上演。劇中機智勇敢的地下黨員阿慶嫂，就是以朱凡等多位沙家浜女英雄為原型塑造的。阿慶嫂的那段唱詞，成了經典：

“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

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

相逢開口笑，過后不思量。”

這唱詞里，有朱凡的影子——那個在茶館里以老板娘身份作掩護，周旋于敵偽之間的女地下黨員；那個在蘆葦蕩里與敵人斗智斗勇的女區委書記。

十五

今天，在朱凡曾經戰斗過的沙家浜，建起了朱凡烈士廣場。廣場中央，一座三米多高的紅色蘆葦雕塑巍然聳立，“跟黨走、初心紅”六個大字在陽光下熠熠生輝。

紅色蘆葦，象征著被朱凡烈士鮮血染紅的蘆葦蕩，也象征著永不磨滅的蘆花紅精神。

在寧波鄞州區江六村，朱凡的故居被修繕保護，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年清明，都有中小學生前來祭掃，聽老人講述朱凡的故事。

朱凡沒有留下后代，但她有千千萬萬的“后人”。那些在紅旗下長大的孩子，那些在和平年代奮斗的人們，都是她的精神傳人。

她犧牲時只有二十二歲，正是青春年華。如果沒有戰爭，她可能會成為一名教師，一名醫生，或者像母親期望的那樣，相夫教子，平安一生。

但她選擇了另一條路——一條充滿荊棘卻光輝燦爛的路。為了民族解放，為了人民幸福，她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朱凡用她的鮮血，染紅了昆承湖的蘆葦；用她的生命，鑄就了不朽的豐碑。她的故事告訴我們：有一種青春叫犧牲，有一種偉大叫平凡，有一種永恒叫二十二歲。